战后，巴尔特回到了格罗宁根大学，继续攻读神学专业，成了“学生基督教运动”组织的领导人，还主持“圣经学习班”。不久，班上来了一位名叫伊娜的女子。伊娜天性忧郁，神情严肃，对上帝充满敬畏。学习班成员每星期聚在一起吃自带的午餐。渐渐地，巴尔特和伊娜熟识起来。两人常常在午餐后一起散步，甚至从午后一直散到黄昏。在交谈中巴尔特得知，她1923年出生于阿纳姆市（Arnhem）。阿纳姆是一座风景优美的城市，城周边有著名的度假胜地。她的父亲在当地医院做院长，母亲是家庭主妇，她只有一个姐姐。一家人拥有一幢大房子，生活无忧无虑。伊娜高中毕业后，进入乌得勒支大学的法学院读书，但是战争爆发了，就中断了学业。在战时一切都被改变了，自是一言难尽。战后，她发现自己对法律并不感兴趣，于是转到格罗宁根大学学习行政管理。
1947年，巴尔特和伊娜同时大学毕业。过了一年，两人结成了伴侣。蜜月不久，就是9月17日，“阿纳姆战役”纪念日，伊娜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在后来的几年里，巴尔特通过和她的零星但沉重的谈话，逐渐了解她在战争中的一些经历。
伊娜从小喜欢音乐。十岁那年从父母那里得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一把精工细作的小提琴。她上高中后，同时在阿纳姆音乐学院（Arnhem Conservatory）学小提琴。她学得十分用心，常在学院里练习到很晚才回家，沉醉于音乐的世界中，获得许多精神上的欢乐。
（1939年前后的伊娜）
有一天晚上她练完琴后，路过练功房，透过玻璃窗，看到一位窈窕的女孩正在镜子前跳芭蕾舞。女孩十一二岁，穿一身粉红紧身衣，舞姿优美。当她转过身时，伊娜看清了她的美丽面容，一双黑眼睛深邃清澈，令人难忘。不久，伊娜随父母到阿纳姆的市长家出席派对，发现那位跳芭蕾舞的女孩正是市长的外孙女，就和她交谈起来。后来伊娜经常在音乐学院遇到她，彼此熟悉起来，了解到她的身世。十几年后，这位女孩成为享誉世界的影星，芳名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
奥黛丽•赫本的母亲艾拉出生于阿纳姆的一个贵族家庭，后与盎格鲁-爱尔兰商人约瑟夫·赫本-勒斯顿结婚。1929年奥黛丽•赫本在布鲁塞尔出生。她的父亲风度翩翩，但嗜酒如狂，一再令艾拉失望。自希特勒入侵波兰后，英国不再是安全港湾，荷兰因保持中立原则而相对平静。艾拉惊讶地发现，约瑟夫居然支持希特勒，甚至把亲戚的钱拿去资助法西斯事业。他的这一疯狂举动成了颠覆婚姻之船的最后一道风浪。艾拉决定带着赫本和她的两个哥哥一起回荷兰的亲戚家，而约瑟夫选择一个人留在伦敦，两人就此分道扬镳。赫本从登上飞机离开伦敦那天起，就没再见过父亲。突如其来的父母离异和对父亲的深深思念，在她的幼小心灵里造成了一片黑洞。她永远忘不了母亲一夜白头。
谁料到，所有的荷兰人都被愚弄了，就连皇室也是一样！1940年5月，德国占领了荷兰，赫本一家向往的避难所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敌占区。赫本后来回忆道：“那是昏暗的一天，并没有什么阳光，我透过窗户看到一群又一群士兵坐着卡车穿过阿纳姆的大街小巷，没有欢呼也没有鲜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被占领了！”虽然母亲的家族是贵族，但祖传的房屋、银行账户、证券和珠宝全部被纳粹没收。
（奥黛丽•赫本于1939年）
对于纳粹的入侵，伊娜和赫本以及其他同学一样震惊，曾一度幼稚地幻想生活不会发生很多变化，可纳粹很快露出了狰狞面目，剥夺荷兰人的自由。由于纳粹实施宵禁和灯火管制等，同学们再不能去音乐学院学习。艾拉意识到要给女儿赫本对舞蹈的热爱找条出路，就让她家里的前厅练舞，还特地请人安装了练习芭蕾舞的扶把。前厅的地面时由黑白大理石铺成的，宽敞明亮。赫本常用一台手摇留声机播放音乐，给不同年龄层次的小学生授课。她每天不停地跳舞，把舞鞋跳烂了，却没有新的替换，只能穿极不舒服的木鞋。她为自己设计舞蹈、服装，和伙伴们一起进行秘密表演。在纳粹恶魔挡道的日子里，她如降落人间的天使，在艺术的世界里躲避战争的冷酷，鼓舞众人的斗志。伊娜不止一次做过赫本的观众，钦佩她的勇气。
（奥黛丽•赫本1944年为阿纳姆民众表演舞蹈）
赫本创作了一些画作，抒发她心中的情感与寄托。她的笔触童真纯净，画面温暖美好，丝毫看不出战争的阴影和生活的艰辛；她还创作了一些反纳粹的文学作品。她有着和安妮·弗兰克一样的纯真笑容，她在文学和绘画方面的表达，从某种程度上也和安妮·弗兰克有相似之处，心怀希望，始终纯真善良，但无法隔绝惨烈的现实。赫本对于纳粹迫害犹太人记忆深刻，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车站看到犹太人的面孔，他们被装在运输列车的顶部。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有一个小男孩和他的父母站在站台上，他有一头金色的头发，但他很苍白，穿了一件对他来说太大了的外套，踏上了火车。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就这样静静地观察另一个孩子。”“观察”令赫本哀伤，随之而来的事件却使她陷入深深的悲痛。母亲的家族梵·荷音斯塔被人说是犹太人，纳粹把她深爱的一个叔叔和一个同母异父的哥哥抓走，并迫害致死。
在二战漫长而充满破坏性的五年中，阿纳姆是同盟国与德国之间的战斗中心。纳粹在阿纳姆肆意妄为，对每一个有反抗之嫌的荷兰人，都立即逮捕。在压迫越深的地方，反抗也就越激烈。艾拉参与了荷兰地下抵抗组织的工作，那时赫本已经成长为婷婷玉立的少女，积极地帮助母亲。她把秘密情报藏在芭蕾舞鞋里，为地下抵抗组织传递讯息。有一次，她被纳粹抓进一辆卡车，万幸的是，她趁卡车停靠路边时逃脱了。
到了1944年，战争逐渐升级，全城的人要么被驱赶，要么被疏散。赫本随母亲搬到郊区的亲戚家。8月的一天，伊娜回到家时，家已被纳粹占领。一个趾高气扬的纳粹军官在门口拦住了她，说：“这幢房子我们征用了！”
伊娜想着自己心爱的小提琴，问：“我要进去拿几样自己的东西。”
纳粹军官俯视着她，反问，“征用，你懂不懂？包括里面的所有东西！”
伊娜怀着愤懑和悲哀的心情离开了家。她原本天性忧郁，没有小提琴，像丢了魂儿，更陷入低沉的精神状态。她的父亲失去了医院院长的职位，带着几个护士搬到郊区，租了一幢房子。一家人住楼上，在楼下开了临时的小型急救医院。伊娜虽然没受过护士训练，但因为父亲的缘故，从小熟悉医院的运作，成了一名护工。
1944年9月17日，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提出，盟军发动一次大规模战役，包括“市场行动”和“花园行动”两部分。由英美空降师及波兰伞兵旅共3.5万人组成的空降部队，采用蛙跳战术依次在63英里战役纵深上的荷兰境内埃因霍温、奈梅亨和阿纳姆三地空降，跳过纳粹德国的齐格菲防线，从阿纳姆到艾瑟尔湖对德国国防军陆军第15集团军形成包围，如果行动成功，盟军可以挺近德国腹地，提早击败纳粹，此为“市场行动”；而英国第30军向安特卫普发起地面进攻，为“花园行动”，两者统称“市场花园行动”。
在“市场花园行动”中，盟军上演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降行动，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美国“101空降师”。行动历时9天，每天都面临复杂的情况。夺取荷兰境内主要河川上仍由德军控制的一系列桥梁，是盟军的目标。位于荷德边境上的莱茵河，是德国最后的天然屏障，更成为战役的关键。英国陆军第1空降师与波兰陆军第1独立空降旅必须占领位于阿纳姆的公路桥和位于欧斯特贝克的铁路桥，否则后续部队无法通过下莱茵河。阿纳姆在这两个师计划降落的地点中，离英国第30军最远，同时也是英国第30军行进的终点站，成为盟军和纳粹争夺的关键地区。
阿纳姆的十几万居民，身处炮火连天的战争中心，深切地体验了战争的残酷。在医院里，伊娜的父亲只收治重病患者，要在烛光下手术。一个接一个受伤的盟军士兵被抬进来，缺胳膊断腿，鲜血淋漓。伊娜不止一次跑到洗手间呕吐，连续两个星期几乎得不到任何休息，耗尽心力。与此同时，16岁的赫本在附近的另一家医院担任志愿者护士。那里也收治了大量盟军伤员。她同样连续工作，尽可能帮助更多的伤员，并结识了一位年轻的英国军官。英国军官名叫特伦斯·杨，曾指挥部队炮轰德军工事，把阿纳姆城的许多房屋和周围的村庄都炸成了废墟，其中包括赫本当时的邻居家。如果他下令再向左瞄准一点儿，世间就不会有那个优雅美丽的赫本了。
荷兰抵抗组织通知了盟军，德国第二装甲集团军下辖的第九、第十精锐装甲师在阿纳姆地区，结果被严重忽略，造成灾难性后果。盟军在200公里的战线上向纵深只推进了45－90公里，但英国与波兰的空降部队始终无法夺取纳粹德国控制的“阿纳姆大桥”，英国第30军虽然只距离区区数英里，也无法推进到这座大桥，最后英国与波兰的空降部队被迫强行突围，宣告“市场花园行动”的失败。
盟军一位战地指挥官面对那座他们永远也未能到达的阿纳姆大桥，感叹道：“那座桥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了！”因此它至今仍被称作“远方的桥”。盟军方面参加的包括英美、加拿大和波兰军队，及荷兰抵抗运动组织和荷兰皇家机械化步兵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参战的3.5万人中伤亡的超过一半；参战的德军约有2万人，仅2000人阵亡，6000人受伤。这场战役在1977年被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导演理察查·爱丁保禄拍成了电影《夺桥遗恨》（A Bridge Too Far）。这部电影也成为表现二战的最经典影片之一。
（“市场花园行动”后的阿纳姆）
“市场花园行动”的失败，意味着荷兰的全国解放推迟了几个月。纳粹为报复盟军的市场花园行动和荷兰铁路大罢工，立即下令禁止食品和物资通过船只运输，禁令持续到11月8日。当时整个荷兰的食品其实并不短缺，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北部和东部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全国，但是无法运到西部。铁路运输已经停滞，水上运输又遭禁止。禁令解除后，水面已经开始结冰。由于没有油料，无法使用货车运输。南部林堡省大量的煤炭无法运出，导致西部燃料供应困难。有限的粮食储备很快弹尽粮绝，食品短缺危机出现，需要凭证限量供应。1944－1945年的冬天早早到来，并且雨雪不断，异常寒冷。没有电气供应，西部人只好自己生炉子，拆卸家具、砍伐树木，甚至拆铁轨枕木当柴火。学校陆续关闭。很多人死于饥饿，由于缺少棺材掩埋尸体，一些人死于传染性的肺结核。
在“饥饿之冬”里，伊娜一家和当地的绝大多数家庭一样，只能经常靠郁金香球茎和由烘草做成的“绿色面包”维持生命，但更多的时候得不到任何食物，只能靠喝水度日。
据赫本后来回忆，她从11到16岁生活在敌占区，长期营养不良严重损害了新陈代谢机能。在1944年底，她深受饥饿折磨，有时候一连几天，只能猛喝水，让自己觉得很饱，或者下午就上床睡觉以保存体力。她还患上贫血、哮喘、黄疸及其他的疾病。直到城里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她和母亲才搬到位于郊区的外祖父家。外祖父曾是阿纳姆的市长，不过在那个年代，市长只是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获得更多的财富。
缺衣少食将城市的人们赶向农村，开始了“饥饿之旅”。饥饿的老人和妇女儿童推着摇摇晃晃的木轮小车，冒着雨雪，前往乡下寻找食物，许多人一去不归。成年男子不敢外出，一旦被德军发现，将会面临被送上战场或者德国军工厂的危险。
直到1945年3月，莱茵河仍然是盟军与德国本土之间一直无法跨越的屏障。盟军在阿纳姆公路桥扼守了数天，但最后还是被德军夺回。最后为防止德军反攻，这座桥被盟军一个中队的B-26轰炸机摧毁。
4月，盟军开展了“甘露行动”。瑞典红十字会组织了三艘货船，运送近8000吨面粉到荷兰，被称为“瑞典白面包”。29日，盟军200架次飞机在荷兰上空超低飞行，空投了535吨食物。当饥饿的人们拆开麻袋，从里面发现了饼干和巧克力，还有其它食品时，无不欣喜若狂，仿佛天降甘露。他们终于从死亡线上爬了回来，向飞行员们挥舞着帽子、手绢欢呼，甚至控制不住齐声哭喊。据后来加拿大的一位飞行员回忆，他每次空投食品归来，眼眶里都盈满泪水。空投行动持续了10天，盟军总共出动了5000余架次的飞机，空投了约7000吨食品。
当战争结束后，阿纳姆居民面对变成一片废墟，欲哭无泪。伊娜随父母回到自家的房前。房子被炸毁了一半，里面空空如也。她在残垣断壁间找来找去，没有发现自己心爱的小提琴。她一言不发，在一截墙壁上坐了整整一夜。从那夜起，直到50多年后离世，她再也没有摸过一次小提琴。
赫本当时身高一米七多，体重只有80多斤。虽说清瘦如孩童的体型备受赞美，实际上却由基因和早年的悲惨环境造成。她成年后努力增肥，却效果甚微。她在战后去英国发展，再次遇到了特伦斯•扬。特伦斯已退役，进入电影界，并在导演《盲女惊魂记》时，邀请她当女主角。从此，赫本踏上了成为世界巨星的道路。她扮演过《罗马假日》中的公主，却从没忘记在纳粹统治下她和其他荷兰人所受的伤害。好莱坞筹拍安妮·弗兰克的电影，请她当主演。她说过，“我和安妮是同龄人。我们10岁的时候战争爆发，15岁的时候战争结束。我第一次看到安妮的书，是一个朋友在荷兰家中的厨房里给我的。我翻开第一页开始读，它立刻就摧毁了我。”她婉言拒绝出演，因为不愿重温那段沉重的历史，心理上无法承受。
同样生活在敌占区，赫本在二战后继续追求艺术梦想，成就了日后的童话人生；而伊娜永远没能走出心灵的阴影。六十几年后，巴尔特仍清晰地记得，在每年的9月17日，阿纳姆战役发生的日子，伊娜都会跌入精神的最低谷。从某种程度上讲，她在漫长的生活中延续了战争。两人都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disorder缩写为PTSD)，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人在遭遇或对抗重大压力后，心理状态产生失调。努力避免有关创伤性事件的观念、感受或谈话，避免从事或接触可以唤起痛苦记忆的各种活动、处境或人。
因此，在漫长的60多年中，战争，是梵尼一家永远回避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