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早期抵抗运动的规模较小，人数也不多。许多人自发采取抵抗行动，结果惨遭纳粹杀害。他们的经历被淹没在历史厚重的尘埃中，很难被发掘出来了。自1943年起，抵抗运动蓬勃发展，组织者包括gcd人、社会民主党人、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等。巴尔特的父亲约翰尼斯成为德伦特省地下抵抗组织的领导者之一，指挥“接收组”和“电报组”等。
“接收组”起初只有三个人，都是二十几岁，巴尔特在1943年加入后，就成了最年轻的组员，21岁。从此，他全身投入了抵抗组织的工作。“接收组”的头儿叫扬，和巴尔特一样，也是一位退学的大学生。他天生一头卷发，眼大鼻大，勇敢机智，笑容亲和。
他们从德国纳粹的劳改营偷了一个小移动房屋，把它运到荷兰中部的森林深处搭起来，安营扎寨。附近只有土路，以及一条和土路并行的自行车道。当地农民都没有汽车，但有拖拉机和自行车。因为地处偏僻区域，“接收组”成员白天骑自行车上路，都不会感到威胁。偶尔会有农民报信儿，说几个可疑的外国人在附近转悠，长得像德国佬，不过很快就走掉了。“接收组”成员信任附近的农民，到他们家里吃饭，帮他们干些农活作为回报。
（巴尔特1943年在农庄里劳动）
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BBC）每晚在固定时间安排荷兰语节目。在这档节目结束前，播音员偶尔会向身在荷兰的某个人表示问候，每次提到的名字不同，但如果“问候伟大的扬”，就是专门给“接收组”传递的消息，暗示第二天盟军飞行员会从空中给地下抵抗组织投放武器、物资和食品。巴尔特不知BBC为什么这么规定，巧合的是他们的头儿也叫“扬”，就觉得接收使命非他们莫属。
（扬在二战期间的照片）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四个人就聚集在收音机旁，等待公开传递给他们的“秘密消息”。在大多数的日子里杳无音讯，但一旦有了，四个人就兴奋得彻夜难眠。到了早晨，还要熬过一个白天，才到空投的时间，他们几乎无法忍受那漫长的等待。
夜晚终于来临了。四个人坐在田野上等待。天空墨一般漆黑，四周一片静寂。远远地，他们听到了飞机飞行时发出的轰隆声，就立即跳起来，分散站开，每人高举起一盏不同颜色的灯，飞行员就知道了该怎么顺着灯光飞，并躲开德国纳粹的监视，顺利投放，并且安全返航。他们从地面上迅速捡起投放物，跑回到小移动房屋里。进了门，就开始手舞足蹈，庆祝小小的胜利。在后来的一两天里，他们把武器和食品悄悄分发给其他地区的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们。
有几次他们从BBC听到了“问候伟大的扬“的消息，但到第二天晚上，盟军的飞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天气，比如出于安全考虑，却没有出现。四个人空等一夜，失望而归。
一天夜里，他们又如约在田野上等待。天空寂静得有些恼人。在他们几乎失去了耐心时，一架飞机出现在高空。他们立即跳跃起来，点灯引路。巴尔特举起一盏红颜色的灯，照亮了自己期待的面孔。待飞机再靠近些，他猛然发现直面而来的是德军的战机，立即大喊了一声“德国佬！快跑！”几个人立即熄灭了灯，撒腿便跑。飞机在他们的头顶上轰鸣，显然德军飞行员发现这几个“可疑目标”，追踪而来。他们拼命奔跑，心都快要跳出胸膛了，可飞机越靠越近。如果这时德军丢下一枚炮弹，或者开枪扫射，他们不死也会受重伤。他们凭借对地形的熟悉，一口气跑到了田野尽头，跳进了一个壕沟里，立即躺下。德军的飞机盘旋了几圈，失去了目标，悻悻地离开。四个人这才长舒了一口气。回到移动房屋，望望彼此沾满泥巴的脸，忍不住嘻笑起来。
“接收组”成员从死亡边缘逃回来，没有胆怯。过了没几天，又为盟军飞行员引路，接收到了枪支弹药、莫尔斯（Morse）发报机、食品，都是地下抵抗组织迫切需要的供给。更令他们惊喜的是，盟军派来的四个人顺利跳伞抵达地面。其中两位原是荷兰军队的士兵，在军队投降后逃离荷兰，取道西班牙，到英国参加了盟军，如今重返故国；另外两位是英国人，将和两位荷兰军人一道领导地下抵抗组织的行动。他们在食品中发现了一些巧克力。对他们这些常年忍饥挨饿的人，巧克力是多么珍贵，多么奢侈！那真是战争年代一个难忘的美好日子。扬把一块扑克牌大小的巧克力切成四块，挑出最大的一块给了巴尔特，微笑着说：“你年龄最小，吃一块最大的吧！”几个人把巧克力含到嘴里，慢慢地品尝，一致同意，只有来自“天国的礼物”才有如此醇正的味道。
“接收组”把空投物资藏到了一个大车库里，转天找到了一辆马车，在天黑时搬运。虽然纳粹执行宵禁，但他们所处的位置相对安全。他们照例把武器和食品分发给了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留下了发报机作为联络工具。
不久，按照巴尔特的父亲的指示，“接收组”吸收新成员，扬追随四位跳伞的领导人，奔赴荷兰南部从事抵抗运动，而巴尔特则加入电报组。
电报组的组长是杰西。巴尔特在杰西把两位盟军飞行员藏到他家里时，就和他熟悉起来，愿意服从他的领导。其他两外成员是矮小的朱利安和高大的汉克，两人的年纪和巴尔特不相上下。巴尔特负责利用民间小调编码和解码。抵抗组织和盟军使用的民间小调每个月都在变化，但他记忆力惊人，从来不会出错；朱利安负责用莫尔斯发报机发送，汉克打杂。汉克长相斯文，但性格粗犷，喜欢开些不着调的玩笑，被几个人送了一个外号：“野汉克”。
（巴尔特（右2）1943年与帮助地下抵抗组织的农民合影）
因为电报信号很容易被德国纳粹发现，“电报组”在同一地点只能呆一天，至多呆两天，发出一、两份电报后立即离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根据希特勒的指令，开展抵抗运动的人一旦被抓，立即被执行死刑。他们每天都在刀锋上行走，而协助他们农民同样承担生命风险。他们必须先和当地农民联系好，在对方的家里发电报。每到一个农民家里，他们先在地上挖一个坑，把莫尔斯码电报机藏进去，免得被德国纳粹搜查到。到了晚上，再拿出电报机，把坑填上，随后走进农民家，接通电源，支起天线，调整好方向。在发送时还要把电报机高高举起，确保电报顺利发出。他们几乎每天坚持，发的都是对盟军有用的情报，仅简短的几句话，不敢编太长的码。因为发送时间一长，德军就可能截收到信号，并根据信号的位置抓到他们。到了1944年中期，他们不再向英国盟军，而是向荷兰南部的埃因霍温地下抵抗组织总部发，再由总部转达。
（“野汉克”在二战期间的照片）
深秋的一天，杰西和朱利安出外执行其它任务，巴尔特和“野汉克”把发报地点选在了一个农场里。农场在运河旁，门外不是土路，而是柏油路。两人白天坐在农民家里等着发电报，有些百无聊赖。“野汉克”说起了邻村的一位少女，声调兴奋。女孩肤色健康，身材丰满，笑容很阳光也很无忌。他琢磨着去找她约会，最好能在森林中痛痛快快地做一场爱。他和巴尔特其实都没有恋爱过，他没有机会，巴尔特没有兴致。他畅想了一番后，仍觉无聊，又说，“我们擦手枪吧。”这时发现手头没有油了。天知道为什么要拿枪。如果真的发生枪战，像他们这些没有受过训练的年轻人，永远不可能占上风。巴尔特在附近有一个熟人，也是地下抵抗运动组织的成员，从他那儿可以要到擦枪油，就说：“我出去要一点儿。”他骑着自行车出门了，要了油，半个小时后返回来，看到门口停着纳粹的汽车，心里一惊：“出事了！”他立即掉转车头，飞速地找到杰西报告情况。
在1941年至1944年间，帮助人们，尤其是犹太人躲藏，是地下抵抗的重要形式。安妮•弗兰克在她的日记中对此做过生动的描写。1944年9月，地下躲藏达到高峰，约有30万人隐藏在6－20万个主人或家庭中。荷兰在被占地区躲藏人数最多。这对一个到处是平原的国家来说，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躲藏的人要吃饭，就得有配给卡。那天在农民家里，还有几个年轻人，也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偷配给卡给躲藏的人，不料被纳粹发现了。地下抵抗组织的领导总是告诫大家，不要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做两件事情。不幸中的万幸是，纳粹不知道“电报组”也在那里活动，并没查到发报机，也没觉察出他们以前的行动。纳粹逮捕了在场所有的人，自然包括“野汉克”。
到了夜深人静时，巴尔特和杰西冒着生命危险，悄悄潜回了农民家里，发誓要把发报机拿出来。失去发报机，就等于失去使命。杰西在农场附近长大，熟悉地形。他们不敢从农民家的前门露面，就穿过田野从后门进去，拿到了发报机。
杰西嘱咐巴尔特带着发报机藏到小镇迪尔若（Dealre）的一位农民家里，自己要去了解被捕成员的情况。地下抵抗组织通过破坏手段攻击德国占领者，袭击德军占领下的荷兰市政厅，甚至在去年刺杀了亲德的荷兰高级将领谢法特将军。纳粹一旦发现荷兰人从事抵抗运动，立即将其逮捕，关入斯海弗宁一座美其名曰“奥兰治酒店”的监狱，或送往集中营，或残忍地杀害。
杰西说：“形势越来越糟了，你一定要小心！你在‘接收组’时的头儿扬参与暗杀纳粹军官，被逮捕了。”
巴尔特立即问：“他被关在哪儿？”
杰西沉痛地说：“他和其他几位同伴被德国纳粹押到一条路的尽头，残酷地射杀了。”
在巴尔特眼前，出现了扬亲切的笑容。在那个接收到盟军空投物资的夜晚，扬递给他一块巧克力，微笑着说：“你最小，吃一块最大的吧！”巴尔特怔怔地立在黑暗里，手里抱着的发报机突然变得重如千钧，身体不由得摇晃了一下。杰西伸出手，扶住他的肩膀，使他重新站稳。
巴尔特坐在迪尔若的农民家里，彻夜难眠，想着扬，还有“野汉克”。他照例收听盟军的广播。在节目结束时，播音员一如既往，用激扬的声音说：“离胜利更近了一天！”这句话在上千个日子里，总给他增添勇气。他相信盟军会胜利，荷兰也会回到荷兰人手中，但他时时刻刻面临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就是他会不会活着看到那一天。死亡像一把移动的悬剑，一直没有离开他的头顶。恐惧像病菌一般，侵入他的骨血、肌肉，但他不肯放弃抵抗。
到了第三天夜里，巴尔特坐在黑暗里昏昏欲睡，突然被推门声惊醒。门口站的竟是“野汉克”！巴尔特心率超速，像见了鬼一般，紧张地向他背后张望，看他是否引来了纳粹。“野汉克”说，“我从纳粹那儿逃回来了！”据他讲，纳粹把他押到附近的一个城市，准备跨越边境，但他找到一个机会逃跑了，原路返回，向附近农民打听到了“电报组”的下落。巴尔特想，或许农民们并不知道“野汉克”被捕，以前看到他和电报组的人在一起，就提供了地址；或许他已叛变，纳粹早派人盯上了自己，派他回来卧底。他曾是朋友，但他似乎不能自圆其说，还值得信任吗？在此刻，信任是关乎生死的重大问题。
巴尔特度过了极其漫长的三天。他和“野汉克”几乎没有任何交流，甚至无法与他对视，更不敢告诉他“电报组”的计划。“野汉克”仿佛换了一个人，不再说笑，固执地保持沉默。杰西和朱利安终于来了。三个人一致决定派“野汉克”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加入其它小组的行动。杰西说：“这个地区太危险了，大家都知道你。”“野汉克”没有和他们任何一个人拥抱告别，飞快地骑上自行车，在乡间土路上孤独地离去。
不久，巴尔特和朱利安到附近的G镇为地下抵抗组织送信，同时联络新的发报地点。抵达小镇后，两人开始分头行动。在巴尔特送了信之后，小镇突然被纳粹包围。他随身带着自己的手枪，假如和众多全副武装的纳粹交锋，凭一把小手枪根本没有胜算的机会，被搜到还更麻烦，就把它丢进了运河里。他抄小路离开了小镇。当天，纳粹把镇上所有的男子都抓起来，甚至来年老的也没放过，把他们押到德国的军工厂做工，其中包括朱利安。从此，巴尔特和朱利安永远失去了联系，“电报组”又少了一位成员。
不久，巴尔特得到了准确消息，“野汉克”又被纳粹逮捕，接着被枪杀了。是因为他忠实于地下抵抗的事业？还是因为他叛变后没有向纳粹贡献有用的情报？巴尔特不得而知。如果“电报组”对他的怀疑是错的，如果没有叫他离开，或许他还会活下来，要知道他曾是亲密的朋友啊。巴尔特被种种的猜测无尽地折磨。他原本不是一个健谈的人，此后更加沉默寡言，甚至刻意和家人断绝了联系，从不告诉母亲和弟弟妹妹自己的行踪。他不知道佩普在哪一个地区从事抵抗活动，也不想知道，不是不关心，而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如果他被逮捕，纳粹就会严刑审讯。他若不知情，就不会因为承受不了酷刑而泄密。
不久，铁路大罢工爆发了。
荷兰刚一被占领，荷兰人就采取反抗的最直接形式抵抗：罢工罢课。荷兰是被占领国家中反抗最为强烈的。除了1940年11月代尔夫特和莱顿大学学生罢课、1942年医生罢工、1943年4－5月罢工，另外还有两次规模较大，产生重大影响的罢工，一是1941年的2月罢工，另一就是1944年的铁路大罢工。
二战爆发后，德军掌控了荷兰交通运输的命脉：铁路，运输德国军队和武器前来荷兰，把荷兰犹太人押解到德国集中营，运送荷兰人前往德国做苦力，等等。早在1943年初，荷兰抵抗组织就呼吁在4月和5月举行铁路大罢工，但没有得到响应。随着战争深入，荷兰流亡政府认为，保持铁路畅通就等于支持战争。为了破坏铁路设施，同时配合“市场花园行动”，1944年9月17日，伦敦的“奥兰治电台”用了暗语“Versteeg的孩子必须去睡觉”，号召荷兰铁路工人罢工。3万多铁路工人群起响应，罢工行动时间超出预期，一直持续到1945年5月全国解放。铁路大罢工阻止了德军深入推进，激励了荷兰人的斗志。
纳粹为报复盟军的进攻和荷兰人的罢工，切断了荷兰许多地区的食品来源。在人口密集的西部城市地区的大约450万人，经历了“饥饿之冬”，最为严重的是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海牙等大城市。由于饥饿、寒冷、疾病、营养不良等各种原因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22000人，占这一地区人口的1％。
1944年的圣诞节在饥寒交迫中怆然而来。对于荷兰人，在圣诞节回家团聚是多年的传统。巴尔特听说控制霍赫芬的纳粹已经换了一茬，决定冒险探亲，来到了丹的家，当时母亲和弟妹仍在那里借住。父亲和妹妹佩普也不约而同地悄悄回来了。父亲因为长期参与各种抵抗运动，漂泊不定，被皮肤病困扰，似乎未老先衰。一向坚强的母亲也忍不住抱怨，日子太难了，因为食品奇缺，一家人常常只能吃上白煮土豆，最要命的是没有盐。她在家里用甜菜制不出糖，只能熬出一些糖汁。晚餐时，一家人把糖汁浇到白煮土豆上，味道糟糕极了。
天气阴冷。丹的房子因为年久失修，四处漏风。巴尔特和三个兄弟挤在在阁楼上睡觉。巴尔特不久前在开一个弹药筒时，不小心割破了手指，得了“破伤风”，痛得睡不着。到了半夜，大雪从屋顶的缝隙落下来，害得他不得不几次移动睡袋，躺着苦等天明。
从前衣食无忧的一家人，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为吃一顿有滋有味的晚餐，必须去救助穷人的粥棚，因为那里的食物有盐。幸好城里的纳粹也聚在一起过圣诞，没来搜查。一家人坐在粥棚里吃了圣诞晚餐，过了一个安静、团圆的节日。
第二天一大早，地上积了一层薄雪。巴尔特必须非常小心，不可以触犯宵禁的条令，但也不能在宵禁结束后，等太久再上路，因为纳粹随时可能出现。他骑上自行车离开了霍赫芬。在半路上，车胎突然没气了。他没带工具，没办法修里，不得不推着自行车在雪地上走。走得累了，只好爬到一棵树上休息。如果坐在雪地上，会更觉得冷。他休息了一会儿，又上路了。前面是一条河。穿越河流最危险，因为纳粹经常在无所遮拦的河中间抓人。他全身紧张，想尽快穿越河流，水寒刺骨，根本走不快。在跨越一个水坝时，他必须把自行车扛起来，结果脚底一滑，不小心摔倒了，全身被泥水浸透。过了河之后，又走了很远的路，才到了和杰西集合的地方。
巴尔特和杰西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仍不停地转移，坚持向地下抵抗组织总部发报，尤其提供荷兰中部桥梁附近德国驻军人数和武器等情报，有利于盟军在荷兰的节节推进。有一天，两人来到了小镇达尔林（Daarle）。荷兰中部的土地一马平川，但在达尔林有一座小山，山顶上坐落着一家疗养院，山脚下是一个农场。农场主夫妇三十几岁，育有三胞胎儿子。三胞胎三岁多，各个活泼可爱。农场主支持地下抵抗组织，让巴尔特和杰西到他家发电报。
杰西说：“我想一定要先和你说，你冒很大的风险。纳粹对我们盯得很紧。”
“你们发的情报时盟军需要的，能帮盟军取得胜利。如果大家都不冒风险，我们就永远没有自由了。”农场主回答。
巴尔特和杰西在农场主家后院挖了个地沟，把发报机先藏了进去。杰西下山去和地下组织接头，巴尔特在疗养院的一个废弃的房间里躲了一个晚上。到了早晨，他为了控制自己焦灼不安的情绪，拿起随身带的一本美国小说读，不久，汽车疾驰的声音划破了寂静。他扑到窗口去望，看到几辆德国军车向农场主家驶去，立即产生了不祥预感。有人出卖了他们！紧接着，一连串的枪声刺耳地传来，接着是妇女儿童的哭嚷声，和军车离去的声音。他疯一般地跑下山去，在后院找到了农场主。农场主的身体被射成了蜂窝，浸在血泊里，早已断了气息。农场主的妻子跪在地上，把三胞胎紧紧拢在自己的怀里。三胞胎挣扎着从她的怀里转过头去，瞪着童稚的惊恐的眼睛，看着自己的父亲，嚎哭不止。“电报组”的发报机已被纳粹砸得粉碎了。农场主的妻子在痛哭的间隙，对他嚷道：“你快逃吧！”
巴尔特离开农场主的家，在森林里躲藏了一天，随后跑到杰西的父母家，但听说纳粹刚来过，那里也不安全了。纳粹正四处搜查，要把他和杰西“捉拿归案”。他逃到了中部小镇菲泽温，在一个家具店的仓库里藏了起来。家具店的老板曾卖过昂贵的家具给富人客户。客户们担心自己的家具被纳粹抢走，就托老板把它们藏在仓库里。巴尔特用几个床板和橱柜，搭出了一个隐藏的地方，晚上躺到里面睡觉。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睡着过。他只要一闭上眼睛，眼前就出现了躺在血泊中的农场主，听到农场主妻儿的痛哭声。深重的负罪感每分每秒都在折磨他，让他无处可逃。到了白天，他就在仓库里枯坐，听到盟军的炮声一天比一天接近了，猜想战争快要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