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初春的一个夜晚，落雨纷纷。梵尼一家人睡下了，只有巴尔特还坐在起居室里读小说。他被紧张的敲门声惊动了，跳起来打开门，门口站着父亲的朋友杰西•卡姆夫斯。杰西全身湿淋淋的，神色紧张，说有十万火急的事儿。杰西中等身材，肩宽壮实，天**冒险。他比巴尔特大5岁，在霍赫芬中学教荷兰语，在二战爆发后就积极参与地下抵抗活动。巴尔特立即跑上楼叫醒了父母。
父母匆忙穿好衣服下了楼。杰西压低声音说：“一架盟军的飞机被纳粹击落了，两位英国盟军的飞行员及时跳了伞！我想和你们商量一下，他们能不能在你们家躲藏几天？”两位飞行员跳伞到一片树丛里，幸运地是只受了轻伤。杰西正好在附近，目睹此景，立即奔过去带他们逃离，还巧妙地躲过了德军的搜索。杰西的父母住在在荷兰中部的农庄里，他本人在城里租住一间小公寓，当然不适合飞行员藏身。父亲和母亲神情严肃地对视了片刻。室内安静极了，雨打窗户的声音变得格外清晰。巴尔特读得懂他们的眼神。如果被纳粹发现他们隐藏盟军飞行员，全家都会惹来杀头之祸，可盟军飞行员为解救敌占国的民众，每分每秒面临牺牲生命的危险，他们怎么可以拒绝帮助？地下抵抗组织的一项使命就是救助失事的盟军飞行员。父母同时严肃地点了点头。
杰西把那两位飞行员带来了。飞行员年纪比巴尔特大不了几岁，都是英格兰人，颀长英俊，一个红发，一个金发。母亲不想惊动家里的其他孩子，把他们悄悄安排到地下室的房间里，还找出父亲和巴尔特的衣服给他们换上。
第二天，巴尔特坐在起居室的窗前，负责望风。每当他从窗口看到街上有纳粹走过，就全身紧张。他已事先和两位飞行员约好，如果纳粹敲门，他会去开门，并假装不小心撞响门口的风铃，他们一听到风铃声，就立即从地下室的后窗爬出去。但他不希望那样的情况出现，因为没有身份证的飞行员到了街上，几乎没有逃脱的可能。
巴尔特和父母必须非常小心，不可以向任何人透露飞行员的行踪，哪怕是自己信任的人，因为了解内情的人越少，危险就越小。母亲在巴尔特的弟弟和妹妹放学前做好晚餐，派巴尔特送到地下室去。每当他走进地下室，两位飞行员总以充满感激的眼神迎接他。
就这样熬过了一个星期，父亲终于帮两位飞行员搞到了假身份证。在身份证上，红发的是聋哑，金发的是弱智。如果他们出门后撞上纳粹搜查，就不必讲话，免得因为不会说荷兰语被查出真实身份。两人拿着身份证互相嘲笑了一番，在神经绷紧的日日夜夜里，获得了少有的一刻轻松。
转天，是分别的日子了，巴尔特有些依依不舍。其中一位飞行员送给他一枚硬币，让他铭记盟军解放荷兰的梦想。硬币是英国在二战开始后发行的，荷兰人只有和英国盟军接触才可能得到，一但被德国人发现，也会惹上祸患，但他还是把它珍藏了起来。巴尔特和杰西把两位飞行员送上了火车。
两位飞行员转道西班牙，回到了英国，重新归队，投身反法西斯战争。
巴尔特的这段经历和荷兰电影《战时冬天》的情节有几分相似。《战时冬天》的主人公是十几岁的男孩米歇尔。一位英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被德军击落，飞行员在跳伞后被米歇尔和他的朋友救下。机缘巧合，米歇尔成为了唯一能帮助英国飞行员逃离纳粹抓捕的人。由此，米歇尔的父母、姐姐和叔叔本都被牵扯到这一事件中来。米歇尔目睹自己的父亲因拒绝出卖飞行员，被纳粹枪决，悲痛欲绝；他一直把叔叔看作英雄，后来发现叔叔早已背叛地下抵抗组织，为纳粹效忠，惊诧万分。他为了确保飞行员安全脱离险境，开枪打死了叔叔。从此他的整个生活被改变了，幼小的心灵被残酷的战争伤害。
随着德国纳粹在荷兰境内日渐嚣张，巴尔特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必须做出选择。是服从，还是抵抗，这是一个哈姆莱特式的重大问题。
1943年初，纳粹下了强令，想要继续读书的大学生必须在效忠德国的宣誓书上签字。巴尔特绝不肯接受这样的耻辱。妹妹佩普当时和他在同一所大学读书，也不肯屈服，事实上至少85%的大学生都断然拒绝。荷兰人坚韧、固执，一手创造出自己的国家，为此深感到骄傲，但纳粹在他们的土地上犯下的一系列的罪行，尤其是迫害了大批犹太人，还强迫荷兰人在沿海大规模建设防御工事、修建机场，强迫国家银行每月支付其一亿荷兰盾的所谓“占领成本”。为维护民族尊严，大学生们退学了，许多大学因为没有生源甚至关闭。纳粹又强迫18－45岁的男子到德国的战争工厂工作。很多人觉得别无选择，无处藏身，为了生存，似乎只有为纳粹打工一条路，勉强屈从了。巴尔特不愿去帮助敌人，就必须躲藏起来。
（二战期间的约翰尼斯）
约翰尼斯每星期在归正会教堂布道。他直言不讳，抨击纳粹的侵略行为，随着纳粹犯下的迫害犹太人等罪行激增，他的言辞也越发激烈。1943年秋季的一个星期天，有人通风报信给纳粹军官。两个盖世太保受命到教会逮捕约翰尼斯，但并不认识他。他们骑上三轮摩托车，命令当地的一位三十几岁的荷兰警察坐进摩托车里带路。约翰尼斯骑着自行车刚离开教会，在半路正遇上盖世太保一行人。当地警察认识约翰尼斯多年，远远地从他骑车的姿势就认出是他，但假装没看到，和盖世太保聊天，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
盖世太保在教会里扑了个空，恼羞成怒，立即飞车到梵尼家，更不见约翰尼斯的踪影。两人恼羞成怒，当场宣布征用梵尼家的房子，限一家人在24小时内搬离。巴尔特的母亲罗伯塔和三个弟弟妹妹不得不另找地方住。幸运的是约翰尼斯的一位单身朋友丹（Daan）有一幢房子，收留了一家四口。母亲在搬家时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拉比委托保存的手写圣经、祷告披肩从阁楼里悄悄拿出来，藏到丹家的阁楼里，当然也没忘记雅各的手提箱。在丹家附近有一座家具店的仓库，母亲把几件优质的家具存到了那里。第二天早晨，在基斯准备把一张祖传的木床拆开带走时，那两个盖世太保又上门了。其中一个声色俱厉道：“把那张床留下！”基斯只好放了手。
一家人怀着愤怒和悲伤的心情，离开住了十几年的大房子，房前的榆树似乎在一夜间树叶飘零。在路上，罗伯塔低声对儿女们说：“不管怎么说，你们的父亲逃过了一劫。”约翰尼斯从此完全进入了地下抵抗状态，并一直对那位掩护他逃离的警察心存感激。
巴尔特退学后四处藏匿。1943年的冬天太难熬了，他来到了丹的家里，和母亲、弟弟妹妹暂时生活在一起。他躲在楼上的房间里，怕被纳粹发现，抓去当劳工。弟弟阿尔特有一个朋友，非常聪明，来家里串门。当时一切都是配给的，没有多余的煤，烧煤取暖都尽量节约。他微笑着问罗伯塔：“你只有一个炉子，怎么会有两个烟囱冒烟？”原来巴尔特冷得受不了，点起了自己房间里的炉子，但它从另一个烟囱冒烟。弟弟的朋友猜出巴尔特藏在楼上，并没有向纳粹告密。
春天来了，巴尔特难以忍受这种监牢般窒息的生活，试图学习，但根本没有心思。其间一位教授上门辅导，他也根本听不进去，下定了决心去找自己的父亲。
约翰尼斯和很多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保持密切联系。一些有家室的成员发现自己的朋友投靠纳粹，背叛组织，就射杀了这些叛徒。他们过后一想到对方的儿女失去了父亲，心情无法平静，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约翰尼斯就为他们提供心理咨询。他还参与甚至领导越来越多的抵抗行动。巴尔特年轻，不怕冒险。加入地下抵抗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受父亲的影响，但更多的是他个人的决定。与此同时，妹妹佩普一直在霍赫芬以及附近的城市里活动，直接参与地下报纸的编辑和递送。
荷兰人从十六世纪建国以来，一向追求自由思想。虽然在二战初期兵败如山倒，但荷兰流亡政府在英国迅速建立了奥兰治电台广播，号召人民英勇抗敌，威廉敏娜女王甚至经常亲自通过电台广播演讲，随即演讲内容就被印刷到抵抗运动的报纸上。奥兰治电台还通过暗语，具体部署抗敌行动。纳粹禁止收听这家电台，收缴了全国一半的收音机，但荷兰人把收音机藏起来，消极抵抗。后来由开始了积极的、非暴力的抵抗，如在许多城市的墙上涂鸦，OZO代表奥兰治必胜，V代表胜利，W代表威廉敏娜女王等。纳粹还发动了一场“纳粹化运动”，大肆宣扬纳粹理想，成立了一个名为“荷兰文化会所”(Dutch Chamber of Culture)的组织，强迫所有文化界人士入会，但许多人假装已不再创作，拒绝参与。一些精英艺术家热爱言论自由，在公开场合抨击纳粹，遭到迫害、监禁甚至杀害，另外一些被迫转入地下文艺界；另有一些艺术家努力写作和出版，出售诗歌和书籍，用获得的收益支持地下艺术家，或筹资帮助隐藏的犹太儿童。许多出版商和图书馆员在恶劣的物质条件下，为不违反纸张配给的限制，印刷了众多微型地下出版物，挑战德国的法律和文化规范，抨击纳粹，甚至还开始办地下报纸，今天的Het Parool就是1940年7月最早出现的抵抗运动报纸，此外还有De Waarheid、Trouw、Vrij Nederland等。安妮•弗兰克在日记中也写道，每当她拿到最新的地下文章，都会感到十分兴奋。在二战期间，在所有德国占领的国家中，没有哪一个国家比荷兰出版更多的地下文学。各种所谓的非法出版物约1100种，有的印量高达10万份，这对于当时人口只有880万的荷兰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地下出版物作为抵抗运动的一部分，鼓舞了荷兰人的斗志。
地下出版物一旦被印好，需要有人派送，许多年轻女孩子就自告奋勇，承担起这项使命。荷兰是自行车王国。除了婴儿和高龄老人，几乎人手一辆自行车，甚至两、三辆。女孩子们骑着自行车，在不同城镇之间整捆整捆地发送，而佩普是她们中出色的一员。她和另一位女大学生在霍赫芬合住一套公寓，兼编写、印刷和发送于一身。常常连夜工作，早晨骑自行车上路发送，直到精疲力尽。
(佩普在二战期间的身份照)
在一个秋雨连绵的日子，她出发得有些晚，再加上道路泥泞，过了晚上八点的宵禁时间，还没有把地下印刷品送完。她把一叠印刷品放到霍赫芬一家人的邮箱里，骑上自行车刚离开，听到了背后纳粹叫喊的声音。原来两个纳粹盯上了她，从邮箱里拿出印刷品，立即骑自行车追赶。她拼命地蹬车，累得喘不过气来，臀部和大腿两侧的皮肤都被磨破了，火辣辣地痛。仗着熟悉路，转过一条又一条的小街，最后到了运河边，而身后的两个纳粹紧追不舍，渐渐逼近。她跳下了自行车，先把自行车顺着风的方向丢进运河里，随后纵身一跳，向相反方向游去。运河水冰寒，直刺入骨髓。她拼力游到桥下，发现桥桩上有一块空地，就踮起脚站到上面，心快要跳出胸膛，但大气都不敢喘一声。两个纳粹顺着自行车漂游的方向追了一阵，不见人影，终于放弃。佩普穿着一身湿淋淋的衣服，饥寒交迫，气息奄奄，终于熬到了宵禁结束。那是她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夜。
战后，佩普回到大学读书，还攻读了博士，毕业后到阿姆斯特丹工作。1960年，安妮·弗兰克躲藏的密室所在地，王子运河街263号，被设立成了博物馆，每年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甚至高达将近100万。在几十年里，佩普住在运河旁的一套公寓里，离安妮博物馆走路只需十分钟。她常常看到众多参观者不论风吹雨打，耐心地站在门外排队，然后在窄小窒息的密室里伫立几分钟，凭吊纯真无辜的安妮，以表示对世间所有遭受种族歧视和人权侵犯的弱势群体的关注。安妮似乎在天国里对每一个人低语：“不管发生了什么，我还是相信人心总是好的……”每当这时，佩普都会庆幸自己活了下来，还见证了荷兰人在经历战争的创伤后重建平等繁荣的国家。
不过，她在为逃避纳粹追捕、骑车狂奔、跳入运河之后，在一个自行车的王国里活到90岁的高龄，却再也没有骑过一次自行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