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报载，著名历史学家易中天被读者告上法院，言其著作《品三国》错别字太多，对读者构成“消费欺诈”。易教授以三鹿集团毒奶粉事件为例回应说；“奶粉出问题，不能告奶牛。”
易教授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他的书稿经过出版社的编排，书中的错别字有可能是编辑改错或排版错误，但也不能完全否定易教授原稿上有错的可能。而“三鹿毒奶粉事件”中的奶牛（包括养奶牛的奶农），则要比易教授宽得多。因为奶牛产的奶本无毒。奶粉中的毒素三聚氰胺是别人在后面的环节中加进去的，与奶牛（奶农）毫无干系。然而事件爆发后，闹得奶牛产的奶无人收购无人敢喝了。没干系的却承担了责任。
那么，这个事件中，哪些人该承担责任呢？
往奶粉里添加三聚氰氨毒品并销售的人，当然有责任。他们现在正在受审。此外，食品安全、质量监督部门在干什么呢？更何况，不光是“三鹿”，其它各品牌的奶粉大多数也都含三聚氰氨，只是含量多少而已。这么严重的食品质量问题，却一家也没有查出来。纳税人养了他们，人民赋予了他们监管的权力，将自己的健康、身家性命托付给了他们，而他们这样玩忽职守，难道不该问责吗？还有“三鹿”这个大国营企业的政府主管部门，也难辞其咎。他们拥有对该企业的督察和领导权；这个企业的领导人员也是他们一手任命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尽责，反而在事件被揭露出来时不是认真调查迅速处理，而是千方百计否认掩盖真相，使有毒奶粉继续为害百姓，让国内几十万儿童中毒住院，还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国内、国际影响，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损失。这些官员难道不应该被问责吗？难道他们就只需要出来宣布“三鹿”破产、由“三元”接管，就能让责任轻轻卸去、甚至又变成了一项政绩吗？以后还是由他们直接领导的“三元”，生产的产品如何能令百姓放心？！
诚然，像“三鹿”事件这样为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而视国家和百姓利益似儿戏，甚至与有关职能部门上下其手的事情还有不少，比如黑煤窑、黑矿井、黑环保等等，连我这个几乎不问世事只顾埋头写作的人，也有切身感受。
为了写作，我已在某大城市郊区农村生活了20多年。20 多年间我亲眼目睹了这里的发展变化：原来清新秀丽的江南水乡逐渐迈向工业化、城镇化，农民的小瓦房变成了一幢幢漂亮的小别墅。然而，就在这样的一片小别墅边上，却有一家饲料厂散布着巨大的噪声、粉尘和臭气污染。住户向县环保局投诉，环保局只在工厂停止生产的间隙前来监测，因此工厂的排放总是“达标”。居民们向市县两级信访部门上访，球照例被踢回县环保。住户们不堪忍受，求我这个“作家”帮忙。我就将他们的情况写了封信请一位市人大代表朋友帮助交给县委书记，希望引起重视。然而我得到的仍然是一封县环保局“捣糨糊”的答复信，而工厂污染依旧。后来，我见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披露了南水北调工程中沿途的水也被严重污染，而一些环保部门同样装聋作哑的问题，于是我也只好释然作罢了。
当然，党中央早就再三强调执政者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而且下了很大的决心，到处在为百姓的安危、民生的安定富足忙碌；人们也到处可以看到中央督察检查组的身影。然而下面的具体职能部门似乎还是有许多“大象屁股”，怎么也推不动，问题还是层出不穷。而出了问题，往往需要依靠极少数勇敢的媒体、记者冒险暴露，才能得到中央的重视而在事后得以解决。这样，中央有关部门再忙得不亦乐乎，也只能处理解决“问题”的冰山一角。
于是我忽然觉得，问题好像不单单出在一个具体部门或一件具体事情上。仔细想想，问题恐怕还是出在我们的体制上。权力的过分集中和滥用，有效的民主监督的薄弱或缺失，使下面产生的矛盾和问题不能及时暴露和解决，甚至也孕育了产生严重腐败的温床。
如今，中央正号召以科学发展观继续加快改革步伐。我以为，在推进经济改革稳步发展的同时，改革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上层建筑，对我们正在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制度创新，恐怕已经是绕不开、躲不过的关键了。
（写于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