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同学：
读到你的来信，我好像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少女时代。那时候，我觉得人生像一条潺潺流动的小溪，那么清澈，那么平静和美丽；我以为我面前的每一条道路都是广阔笔直的。当我透过自己居住的小小亭子间的木格窗棂向外眺望的时候，我觉得蓝天像盛开的花瓣，梧桐树枯黄的落叶也闪烁着纯金般灿烂的光芒，仿佛一切幸福、一切光明都在窗外等着我。
你说，你正在为寻找生活中真正的友谊而苦恼。可是我却欣赏你的苦恼，因为苦恼就意味着你在友谊的迷宫前徘徊和思考。这里，我愿意把我曾经结识过的两位顶顶要好的女友说给你听，也许，对你今后去寻找真正的友谊会有所帮助。
我的一位女友，是我童年时代的小伙伴。她叫盼弟。她父亲是个工人。她妈妈一连生了四个女孩子之后还在往下生——虔诚地希望得到一个儿子。她的家是利用我们这一条弄堂和另外一条弄堂的房子交接处搭起来的一个简易小平房。每天早晨我去邀她上学，都要穿过一条狭长的、大人必须侧身而过的两幢房子之间的缝隙。那时正是困难时期，她家六个孩子，围着一张四方的小矮桌吃早饭，每人一碗稀粥，各自忙忙地用筷子搅动着自己的碗。
实在说，她并不聪明。她的成绩很一般。她也不漂亮，鼻子很塌，眼睛很小，额头生得低，嘴巴还有点撅。她更不灵巧，跳绳总是替别人甩，跳皮筋总轮到她站着扯；一有空，常常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烂线团织呀织，但从来没见她织成过一件衣服，甚至一只袜子。可我就是和她最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当然不是经常能够添置新衣，但是有一年春节，她新做了一件棉袄罩衫，是翠绿色大花的。我去了，她得意洋洋的穿给我看。遗憾的是无论我怎样帮忙，里面破棉袄的筋筋络络总是有几缕挂出来。可她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还把我的一条浅红色线织的方头巾借了去，围在自己的脖子上，对着镜子左照右照。
她也经常到我家来玩。有一次我得到一包饼干，我们就一起过家家，把饼干放在小碟子里当饭吃。第二天，下着雨，我俩打着一把伞上学去，走到弄堂口，她突然哭了，挽住我的胳臂，说：“我对不起你，我偷了你的饼干了。”我惊奇地站定下来，只见她伸手从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几块小小的饼干；“喏，就是这些，我没吃，一块也没吃，真的，我还给你。”我笑起来：“你真傻，我昨天把饼干拿出来，就是让你随便吃的呀！我们不是在玩吗？这怎么能算偷？”她没有笑，依然红着眼，低下头去，想了想，认真地说：“可我不是从小碗里拿的，我是从罐子里拿的”。
我怔住了。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这么固执地把一个如此不光彩的错误揽到自己的头上；最后，我感动了，拉着她的手说：“别讲傻话了，放学以后再来玩。”
小学毕业以后，我考取了重点中学，她进了一所普通中学。新的紧张的学习生活使我疏远了童年的好友，甚至即使有机会碰到她，我也感到无话可说。因为，我很快被我的新朋友顾恬恬迷住了。
我之所以喜欢她，是因为未曾见面就爱上了她的名字。那名字出现在校园文学期刊的头版头条上，一篇读李白诗《将进酒》的抒情散文写得文采飞扬、豪气冲天。我是班级里的语文课代表，写作文本是我的拿手，不过人家的文章就是比我写得好嘛，不服也不行。我捧着那本刊物读了几遍，不知怎么，那“恬恬”的署名被我念成了“甜甜”。
后来熟悉了，知道她的确是个甜甜蜜蜜的小姑娘，健康、活泼，成绩优秀，老师喜爱。她有很好的家庭，很好的教养；会弹钢琴，当然家里也有钢琴。周末的联欢晚会上，她优雅地朝大家鞠躬，然后在无数仰慕的眼光中不慌不忙地弹奏一首轻松的曲子。
她排球打得很好，字也写得漂亮，衣着永远是朴素而雅致的。她每天都有那么多活动，饭却吃得很少，小小的饭盒，薄薄的一层饭，不过自带的菜盒总是沉甸甸的，小菜丰富而精美。
有一次我对她说：“你怎么叫恬恬？这两个字读起来很像甜甜。”
她微微一笑：“可是上海话读起来很像‘弟弟’，我妈妈希望我是男孩，所以取了这个谐音。”
我顿时想起了“盼弟”。唉，人与人是多么不同啊！
渐渐地，我开始觉得，像她那样，把前额收拾的光溜溜的，不垂一丝刘海，充分显露出饱满光滑的额头，自有一种大方的美。相比之下，盼弟是多么可怜啊。
不久，我们都初中毕业了。在考高中的前夕，盼弟来找我，希望我能辅导她写几篇作文。我便随手将自己的一个旧作文本给了她。经过一番竞争，我考取了本校的高中部，和恬恬在一起。至于盼弟，我本以为她会考不取，可是没想到，她考上了一所中等技校，而且对我千恩万谢，说是她把我借给她的作文本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背了下来，恰巧有一篇和考试的题目一致，结果就一字不漏地写到了考卷上——这使她得了好分数。我固然为她庆幸，可心里却觉得她不过是“笨人有笨福”而已。
说真话，当时我觉得，她的理想太低，趣味也不高。我的理想是上大学。因此，我想只有恬恬那样成绩优秀的学生才是我的楷模。
然而，恬恬倒霉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的父亲被戴上了一连串说不清楚的“帽子”。在那些日子里，她好像换了一个人，衣裤上出现了补丁，整天写啊写，写各种各 样的大字报、揭发材料，有时彻夜不眠，人瘦了许多。我对她说：“你这是何苦呢？也要当心自己的身体。”她摇摇头：“我和你不一样。我只有用实际行动才能证明自己彻底革命的决心。”
然而一切努力并没有使她幸免，她得了“狗崽子”的称号。这么积极写大字报，人家却说她是投机分子、个人野心家等等。
一个隆冬的早晨，我刚到学校，发现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走廊里。好多熟识的同学从她身边走过时，目不斜视，仿佛她根本不存在似的；有的甚至远远地绕开，仿佛她身上有可怕的会传染人的瘟病一样。她的脸色苍白，嘴唇也是煞白的，身子微微颤栗着，仿佛随时都会倒下去。我的心一急，连忙奔上前去拉住她的手问：“你怎么啦？是不是没吃早饭？”
她点点头。我失声叫了起来：“这么冷的天，不吃早饭怎么吃得消？走，我陪你去。”
可是她不肯。她说她不想吃。我一再追问，才知道原来她父亲的问题“升级”了。昨天晚上她家遭到了毁灭性抄家，全部存款和工资都被冻结，以后只按月发给很少的一点生活费。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竭力劝她先去吃早饭。可是，当我硬拉她到外面时，才发现自己的口袋里只有一角三分钱，这点钱请一个同学吃顿早饭，太不像样了。可是我又不敢回去找别的同学借。说实话，我有点怕别人知道这件事，不过更重要的是怕她发现我的寒酸而不肯跟我去了。
“吃点什么呢？”到了店里，我很难为情地问。因为我知道，要是买了豆浆，就不能买那种油炸的甜点心；要是买了甜点心，就不够买豆浆了。
她想了想说：“喝豆浆吧，豆浆体积大。”
剩下的钱不够买点心了，我就跑到另外一个小摊，买了最便宜的一副大饼油条，拿来给她。我担心她吃不惯这样的粗东西，可她吃得很香甜，还说，从来没吃过这样好吃的热大饼油条。
“患难见知己啊！”这是分手时她留给我的一句话。当时我以为她不过说了句普通的老话，哪里想到，我真正懂得这句话的含义，竟又在十几年以后了。
在“四人帮”垮台前夕，追查政治谣言非常紧张。我这人一向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也从来不写大字报，但在周总理逝世时，私下里偷偷写了一首悼念的诗。这首诗曾抄给几个要好的朋友看，后来不知怎么竟在外地一个城市的街头张贴出来了。当时我刚从插队六年的农村回来，在街道等待分配，风闻这首诗也要追查，吓得我终日提心吊胆。
就在这时，盼弟来了。她要我把这首诗抄给她看。她拿到这首诗后，就唧唧咕咕地念了起来。有一句怎么也念不通，我费了好大劲才向她解释清楚，她便开心地笑起来。她还把这首诗抄下来带回家去。
当天晚上她又来了，笑眯眯地对我说：“现在我能背出来了，你听着。”
果然她把我的诗流利地背了一遍，背完之后得意地望着我说：“怎么样？对于你写的东西，我总是背得不坏吧？”我没心思和她逗笑，斥责地说：“你不要发神经了，现在正在追查呢。”
她不以为然地把头一晃：“正因为在追查，所以我才要背下来。”
见我不知所措，她那小小的眼睛一眨，闪出一丝调皮的光芒：“要是有人来查，就说是我写的好了，懂吗？”
“这……”我愣住了。
她又轻轻地笑起来：“嘻嘻，你这样瞪我干什么？你以为我写不出来吗？”
“不不！”我急急巴巴地想要解释。可她嘴一撅，把我推开了，然后非常严肃地小声对我说：“我知道你能写很好的文章，可是文化大革命这么多年，大辩论的口才你一点也没学会，说起话来还是幼儿园的水平。就你这个样子，调查到你的话，恐怕不出三句话就让人抓住辫子了。干脆你就往我身上一推，别的什么也不用说——我会对付他们的。”
“这怎么行呢？这……”我还是不肯。我知道这不是儿戏，它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甚至一生的前途。一般人遇见这种事，躲都躲不及呢，哪有往自己身上揽的？
“你看你看，”她悄悄地用胳膊撞着我，要我注意她胸前那红艳艳的工厂标志，“不管怎么说，我的成分比你硬。我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三代红，他们能拿我怎样！而你就不同了，这事弄不好，还会影响你分配工作呢。”
原来是这样！她把一切都想到了。热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可我说不出一句话来。许多逝去了的往事，像被一束强烈的阳光照亮了，在我记忆的画布上突然显现出来。
“文革”伊始，我的家就有人来抄过的。既被抄了家，那么逢年过节，这户人家的大人小孩就都不可以外出，弄堂门口有戴红箍的造反派守着。可每到这时，盼弟就来了，不由分说地挽起我的胳膊往外走。那戴红箍的见了我，忙不迭喝住：“哪里去？”
盼弟目不斜视：“去买生梨！”
说得造反派一愣：“抄过家的牛鬼蛇神还要吃生梨？”
“谁？你说谁不能吃生梨？谁是牛鬼蛇神？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要吃生活是伐？”盼弟趾高气扬地挽着我的胳膊不放，那强大的气场震得戴红箍的也退避三舍。我俩大模大样走出了弄堂。
一路上我的一颗心还在别别乱跳，盼弟笑眯眯地说：“你不用怕他，他的成分又不好！要不是我爸我妈拦着，红卫兵老早去抄他家了!”
原来，“文革”前盼弟的父母有家训，说的是，我们虽穷，可活得要有骨气，不能被人看不起；“文革”中，父母又有家训：政治的事我们搞不懂，我们就知道住在这里，弄堂里的人都对我们好，没有人瞧不起我们；现在也不许你们瞧不起人家，不许你们到人家家里去造反；谁家有难了，能帮就伸出手去帮一帮！
弄堂里有一个资本家的姨太太，原本每天锦衣玉食，忽一日被外面来的造反派打得皮开肉绽，还得每天忍着痛一瘸一拐地出来扫地。盼弟的妈妈见曾经珠圆玉润的“太太”成了这幅摸样，不但没有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反而心痛不已，巴巴地跑到医院，用自己的公费医疗卡开来纱布红药水消炎膏，让盼弟每天堂而皇之地上门去帮她敷药。在整条弄堂里，这事也只有盼弟能做、盼弟敢做。
这一刻我使劲打量着她：她长高了，眼睛依然小，鼻子还是塌，可是两颊青春的红晕弥补了一切，使她的脸变得生动可爱，洋溢出一种善良、亲切的魅力。我感到浑身暖洋洋的，虽然那正是冰封大地的年代，可我觉得春天仿佛已经来到了我的心里。
生活的道路是奇特的，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我迷上了写作；我埋头写一部长篇，一部反映那个奇特的历史时期中我们这一代人命运遭际的长篇小说。我雄心勃勃，每晚挑灯夜战。谁想在单位里遭到了巨大的压力和打击；什么“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白专道路”、“不务正业”等等帽子接连飞来。我吃不消了，常常一个人暗自流泪。
一天中午，盼弟忽然来了。她一见面就说：“你看你，穿得像老太婆一样，一点精神都没有。”说着，她把我拉到街上，走进一家布店，对营业员说：“扯一件罩衫料，要那洋红色的，鲜鲜亮亮的。”我想阻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嘶”的一声，布扯下来了。
“我脸色苍白，穿红的不好看。”我对她解释。可她毫不在意：“二十几岁的人不穿红的，到什么时候穿呀？好了，钱我付了，料子我也带回去，叫我妹妹给你做好，明天一早给你送来——不是说明天要开会批你吗？好，咱们偏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精精神神的！”
但是，面对着如此巨大的压力，我的精神依然没有振作起来。我决定扔下笔不写了。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的傍晚，我正赌气坐在我的小阁楼里撕稿子。她进来了，心痛得大声尖叫起来，一把夺过去，把稿子一张张抚平，认真地读了起来。这一晚，她没有回去，和我挤在一张床上。深夜，她看完了我的全部稿子，对我说：“你写得真好，一定要把它写完。”
我叹口气，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她。她听了摇摇头，目光闪闪地望着我说：“你还是那么傻！越是这种时候，越是要坚持下去。你要是半途而废，就上了人家的当了。再说，你写得那么好，全是我们自己的事，全是我们想说的话。可惜，我的字写得不好，不能帮你抄写……不过，我能找到字写得好的同学。”
她真的领来了一大帮同学。共同的经历使我们一见面就激动和亲密起来。他们一来就催我：“快写，快写！”常常是我写了一章他们就拿去看一章，帮我抄一章，还七嘴八舌地提出许多意见来。正是这些年轻朋友的欢声笑语，使我的一间白天也要开灯的小阁楼里充满了光明。我因此而顺利地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经受了幼苗出土前的那种重压的考验。望着他们，我不止一次地想起恬恬。我多么希望她这时也能在我的身边啊！她的文学修养比他们高，她处理问题的能力比他们强，字更写得比他们漂亮。如果她在，我会得到更大的帮助和鼓励的啊！
然而我错了！
不久以后，恬恬奇迹般地从外地调到了那个曾经压制我的单位——这时我已经调离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又兴奋又遗憾，兴奋的是我又能见到我的好朋友了；遗憾的是她竟不早一点来——要是我俩能在一起工作，我一定不离开这个单位。不管留在那里会遇到多少压力，遭到多少打击！因为我深信，恬恬的才能是出色的，她知识面广，社会经验丰富，对我从事的事业她是会理解和支持的。
然而，生活又跟我开了一个玩笑。她的“出色”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原来，她一到那个单位，就打听到了我挨整的事。为了讨得某些整过我的领导的欢心，她竟无中生有地自行编造了一些谣言——而正因为她是我的老同学，所以她编的这些谣言也就显得更“真实”，更“令人信服”——这使得那个单位原先已经平静下来的池水里又掀起了一阵浊浪！
如今，谣言对我已不像最初那样具有可怕的杀伤力了。我相信历史总是会作出公正的判断的。我也相信生活不会辜负人——像盼弟那样真诚的朋友教我懂得了这一点。令我震惊和失望的是恬恬这个人。我想到，在我曾受到围攻的那些日子里，有不少同事，不惜冒自己在单位里受打击报复的风险，为我主持正义。我心中始终对他们充满了深深的感激和敬佩之情；有更多的同志，他们同情我，但又不敢违背领导的意旨，因而在整我时，他们保持了沉默——对他们，我也充满了感激；甚至有的人为了自己过关，不得已在会上违心地批了我，我也原谅他们。然而像恬恬这样的人……
不久之后我又见到了她。这时我的作品相继发表，在社会上也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了。她站在我面前，依然是光洁饱满的前额，依然是红润健康的脸色，嘴角挂着腼腆迷人的微笑。要不是我已经知道了这曾经发生的一切，我真会忘情地扑上去，向她诉说多年来我对她的思念、渴望和期待……然而，此刻，我站着没有动。我非常冷静地想了想，我觉得我可以容忍这样的人，但是我不能容忍这种友谊。因此，我平静地同她打了招呼，但是我拒绝了她的“热情”邀请……友谊是真诚的、纯洁的，不能掺杂一丝的虚情与假意。
在生活的道路上，我一直在忙忙碌碌地挣扎着前行，过多的艰难与挫折，痛苦与欢乐，成功与失败，在磨砺与困扰着我，使我很少有时间去体会友谊这个字眼的含义。读了你的信，才使我回忆起了上面说的这些事。我从小失去了母爱，因此，我特别看重友谊。在我那孤独的心灵中，友谊是支撑我精神生活的最重要的支柱。
友谊是可贵的。它是生活中不能缺少的精神力量。有了它，能使人增加生活的勇气，前进的动力；真正的友谊能给生活带来春天。愿你在自己的少女时代，就栽培起美好的友谊之花，并且不断地给它浇水治虫，施肥培土，使它越开越艳，永不凋谢。
（写于198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