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寻找中国农民问题的结症
——从《苦楝树》到《女巫》
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一次笔会上，一位在大陆文学界很有名气的作家兼评论家发言，大意是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读者的眼光都集中到城市生活中来了；他们对城里的股票债券、灯红酒绿、咖啡爱情、官场升迁，包括家长里短、小资生活感兴趣；相比之下，农村题材和农民生活，就显得有点老土，没人要看了。竹林听得几乎愤怒起来，急得脸都涨红了。只是出于性格使然，她没有当场顶撞，但回家后还是忍不住写了一篇反驳的文章。
可以说她的“农村情结”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安徽凤阳插队的时候，她就目睹了农村的现实：人们在炎炎的夏日钻进闷热的青纱帐里干活，十二月凛冽的寒风中在电管站工地抬土；雨雪天躺在窝棚的地铺上，忍着辘辘饥肠看雪花从棚口飞进来……真是伟大的工程啊，犹如滚滚黄龙，只有人——压着重担和挥舞铁锹的人，像无数攒动的黑蚂蚁，聚集拢来又分散开去……奇怪的是，年复一年，这样的工程，没给人们的餐桌上多带来一块饼。人们照样吃掺了薯藤的高粱糊糊和山芋干稀饭。那个患了气管炎的老单身汉没钱看病，只好跪在烂稻草上昼夜不停地喘息；发着高烧的孩子，常被一群无钱又无知的妇女围住，揪着耳朵呼唤他的灵魂归来……于是，她认识到了改造我国贫穷落后的农村面貌，使勤劳、善良的劳动农民能过上美好生活的艰巨性和迫切性……要“把自己的命运同农民群众的命运联系起来，为我国已经迟开的列车能赶上时代的时刻表而奋斗。”（《生活的路》后记）以后，她又长时期地沉入了沪郊农村生活，对农民的生存状态有了更为真切的了解。虽然是江南农村，素有鱼米之乡的称号，但这里的农民不少也在贫困线上徘徊；不说前朝历代，单从解放后算起，从土改、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农业学大寨、生产责任制，生产体制的反复变化折腾，后退前进，终究没有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和生产的主人，完全摆脱贫困；尤其是处于生活最低层的弱势群体，生存状态更为艰难。但这只是从体制和生产、物质层面上来说，在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层面——精神层面，农民的身上则依旧背着封建传统习惯的思想重负，尤其是在妇女身上，这种封建传统习惯势力与现实权力交织而成的网，对她们依然罗压重重。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旧的传统习惯和道德观念，结合新的阶级斗争理念，常常依然会在青年男女间铸成新的悲剧和荒诞剧。
那是她来到沪郊农村不久，一次下乡采访，她听到了一个故事——一个村上的人都认为很荒唐的故事：有个富农的儿子，居然和一个贫农出生的漂亮姑娘好上了，而这个姑娘还是大队的团支书。由于遭到组织、父母、家属及舆论各方面一致的反对和压力，男的跳河自杀了。用当时还在适用的阶级观点来看，这种事的确有点“荒唐”；而且自杀的竟是男方，这从习惯上来说也是罕见的。大约正是这两点特别的原因，才使人们产生了议论和传布的兴致。竹林听了，记在自己的本子上，回去想想这件事，觉得心里很沉重。在以后的采访中，又听到了好几个青年男女间的婚姻悲剧故事。在这之前，她的《生活的路》写的是城市下乡女知青的悲剧命运，现在，她开始关注起农村妇女，农村青年 、尤其是女青年的命运遭际，觉得她们生活在社会的夹层里，实际上比知青的命运更悲苦。于是她开始思索造成这种不幸的社会、历史和现实根源，思考面对这样的现实和历史，如何才能维护他们的人格尊严，使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大写的人。也就是说，广大的农村青年一代，应该如何摆脱自己身上的各种思想枷锁的束缚，争取自己的未来？这时，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但人们的思想还处在迷茫和觉醒的边缘状态，因此，她产生了要为她所十分关注的农村青年的命运发出一点声音的愿望来；对她来说，这愿望当然就是文学作品。但这作品究竟如何构建，应该把立足点、或者说题旨放在什么地方，她心中仍在苦苦思索。
1
一个秋日的下午，她在住处附近的田野里散步，正漫不经心地欣赏着秋日丰盈美丽的自然风光，突然一低头，看见了脚边水渠沟底里爬出一只小螃蟹。小螃蟹慢慢爬到渠岸边的草丛里，就停了下来。她没有去惊动它，只是饶有兴趣地蹲下来观察：原来小螃蟹要在草丛里脱壳了！她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小螃蟹的脱壳过程——这过程是如此的艰难和费力。她看着它不停地挣扎，休息，再挣扎……她看得几乎忘记了时间；直至一阵秋雨横扫过来，她才惊醒；而正是这雨鞭的刺激，小螃蟹也完全摆脱了自己陈旧的躯壳，终于在雨水中慢慢地爬走了。她从未见过、也从未想像到，一个小小的生命也会有这样艰难的蜕变过程。回到家里，思维的灵感像暴雨前的闪电一样闪亮了。她感悟到任何生命要前进，都必须与过去的传统决裂，而这种决裂则是十分痛苦与艰难的。而这道理，应用到人类社会，不也是一样吗？于是她以此灵感，写了一个农村女青年嫁给一位残疾人后发生的婚姻悲剧故事，题名为《昨天已经古老》。这是一个中篇。这个中篇写完后她没有马上拿出去发表，而是一直在考虑前面讲到的那个最终自杀的富农儿子的爱情故事；虽然上面的感悟也很适用，但它所包含的社会、政治内涵要复杂丰富得多。因此，总觉得还缺点什么。在内容定位、故事结构、人物设置上尚未成熟。也就是说，有了闪电和雷鸣，但雨还下不起来，或者下了一些，还汇不成河。
这里的农村生活，对她来说几乎全是新鲜的。这次，她在一条小河边看见一个小伙子正在砍一些长得好好的小树苗。一棵又一棵，小伙子砍得很认真，她却有些愤怒了，禁不住上去责问：“你为什么要摧残这么小的幼苗？”
小伙子抬头对她笑笑：“你是城里人吧?你不知道这种树叫‘苦楝树’，又名‘苦命树’，从苗芽出土到成材，三年内要经过三次夭折和砍伐，否则也会被虫子蛀空的；因此，它又叫‘三镰树’。”她听了将信将疑，又去问村上的老农，才证实了这个小伙子的话不是虚妄。从此她开始仔细地观察和了解苦楝树。这是江南最常见的普通树种，无论在河边、路旁或竹林里，甚至在灌木丛生的坟地里，都有它的身影——黑黝黝的树身，深绿色的叶子，挺直的枝桠，平展的树冠；初夏时开出满树紫色的小花，虽没桃李那么鲜艳，玉兰那样芬芳，杨柳那么婀娜，但它一样让蜜蜂流连忘返；初冬时节，当别的树木多已木叶凋零的时候，它却以一树金豆子般的果实，向人们展示自己的生命力；它的子实落到哪儿都能很好地生根发芽，但它的命的确很苦。它既不被人们移到苗圃去栽培，也没梧桐、松柏那样受人赞诵；它只默默无闻地生长在驿外断桥边，还要遭到牛羊的啃啮，樵夫的砍伐，虫豸的蛀咬。不知怎么，她对这种树木十分的同情和偏爱起来。她同情它的不幸遭遇，喜爱它坚强、刚毅、不屈不挠的性格，敬佩它面对严酷环境的顽强生命力……
苦楝树的特点又一次重重地在她的脑海里撞击出了火花，点燃了她的创作灵感。这一次的电闪雷鸣终于酿成了一场大雨——经过八个月的日夜奋笔，继《生活的路》之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约二十五万字的《苦楝树》终于完稿了。
怀着十月怀胎后喜得宝宝的心态，她将仔细校对誊清好的稿子寄给了国内一家大牌刊物，但此后却一直杳无音讯。眼巴巴地等了八个月后，忽然发现这家刊物发表了一部名曰“几度元宵”的小说，居然套用了《苦楝树》的故事构思，甚至连具体的地理环境的布局也完全一样，所差异的只是这部作品无论在思想内涵和语言艺术功力上，自不能与《苦楝树》相比。向具体责编提出异议，那位责编居然以“我们是大刊物，你要考虑以后要不要在我们这里发东西了”作回答。刚刚走上文坛的她，就像一株刚出土的苦楝树苗那样幼弱，她根本没有能力与强有力的对手抗争。这使她一度又陷入了痛苦与失望之中。
好在不久以后，湖南文艺出版社和《芙蓉》杂志的弘征、任光椿等同志伸出了友谊的援手，他们来上海认真阅读和比较了两部作品后，得出了明确的结论：那部作品肯定存在抄袭问题。但即便如此，《苦楝树》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的精髓他无法抄去；因此，《苦楝树》仍有发表和出版价值。于是，《芙蓉》杂志于1983年第一期予以刊发，湖南文艺出版社于1985年3月出了书。第一版，该书就印刷了78000册。
《苦楝树》写的是文革刚刚结束的那段历史时期中，农村青年在思想上的迷茫、觉醒和抗争。尽管这时极左的政治行为和理论已开始被唾弃，社会上摆脱思想束缚的号角已经吹响，但在农村，旧的政治教条和思维习惯依然靠惯性在运行。比如“文革”时被人们踩在脚下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此刻依然在地狱的黑暗中见不到任何阳光。因此，一个富农的儿子，梦想要争得做人的基本权利——与自己喜欢的贫农女儿恋爱，这无异于天方夜谭，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可偏偏在这样的黑暗里还有人性的光亮——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金铃，这个善良纯洁的农家少女，从人性的本能出发，与黑暗势力抗争了起来。
金铃虽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的，但中国的农村社会有着难以摆脱的数千年的封建礼教传统。这种传统有时会被以革命的名义异化得更加严酷。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她终于无可逃遁地被卷进了抗争的漩涡。她与其他千千万万个农村姑娘一样，有一个生活虽然贫苦艰难，却温暖的家。但在那依然奉行阶级斗争和权力至上的社会大背景下，疼她爱她的母亲为了摆脱自己家庭的命运，要将她嫁给大队书记的儿子——一个不学无术、流里流气的青年。心地善良、对生活充满热情和梦想的金铃姑娘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坚决抵制这门亲事。在对抗的过程中，她逐渐认识和了解了在自己手下干活的富农儿子泉根。泉根是本大队里地位最低、最被人瞧不起的下等人，他平时衣着破旧、表现木讷、逆来顺受；但在暗中他却竭力关心和保护金铃。金铃也终于以自己的真诚和爱心撬开了他的心扉，并且逐渐爱上了这个木讷的外表下实际上知识丰富、聪慧无比、对人生有探索和追求的青年。当然，权力和习惯势力的网是坚韧的，金铃和泉根都无法冲破，他们的爱情也只能以悲剧告终。
小说的意义并不止于为悲剧写悲剧。因为这样的悲剧自古以来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了。小说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它比较深刻地揭示出了中国封建习惯势力的根深蒂固以及它无孔不入的对现代权力的渗透；更在于它通过人物命运的变迁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一代有追求有理想的农村青年，指出了奋斗的方向——金铃与娃娃脸阿明之间正在发展的感情，预示着思想解放的波澜已从农村青年思想的青萍之末开始涌起。
《苦楝树》除了以浓墨重彩塑造金铃和泉根两人的形象外，还有两个农村妇女的形象写得十分成功。她们就是金铃的母亲和媒人俞嫂。这两个自身同样经历过类似金铃的婚姻不幸的女人，自己年轻时也曾抗争过，失败和痛苦过，然而她们竟依然愚昧而不自觉地竭尽全力将自己的下一代拖进这封建传统的罗网中。正如作者在书中说的，这张网似“屋檐上的瓦片，一爿压着一爿”，使世世代代的中国妇女丧失了婚姻和做人的自由权利，从而也使农村妇女的命运就像苦楝树那样从枝苦到叶，从稍苦到根。正是从这点上说，《苦楝树》中一系列妇女形象的塑造，在中国仍然有着普遍意义。
这部长篇，除前面谈到的思想内涵上的价值外，它的一个突出之处，就是它的清新、优美的散文笔调和生动流畅的文学语言。当然，作为一位女性写作者，追求这种清新、优美、婉约的艺术风格，是很自然的事。在她初涉写作、出版第一部著作——儿童散文集《老水牛的眼镜》时，她就尝试追求这种风格了。早在1979年初，严文井先生就在给她的信中盛赞这部散文集，并鼓励她要“有自己的风格，要走出自己的路子来。”第二年，文井先生又在文学讲习所当了她的导师，她就更加将导师的话记在心中，贯彻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去了。《苦楝树》是她在文讲所毕业后写作的第一部长篇，因此她自然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这部二十五、六万字的小说，每个章节几乎都是一篇散文诗，用清新、优美、诗化的散文笔调和语言，将一个江南水乡——龙湾的民情、民俗和自然风光，描绘得出神入化；它们与细腻、真切的人物情感抒发结合在一起，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能给读者以一种唯美的享受和人性哲理的深沉思索与联想：在这样的情景下面，却隐藏着吞噬人性的封建主义的血盆大口，将美丽善良的金铃姑娘活生生地吞噬掉了。这种反差，正好给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增添了力度。我们不妨稍摘几段看看：
柔和的阳光，轻渺的雾气，荡漾的微波。船桨打散水浮莲织成的绒毯；翠绿色的花瓣，一朵一朵，悠然荡开，把那合欢树上落下的、带着晨露的含羞的红绒球花，追逐得飞快地向岸边躲藏。
一条两头尖尖的小划子船在河道中穿行。船上装的是蘑菇菌种，好像装着一瓶瓶白雪……
哦，这是两个姑娘金玲和秋芳在给生产队的蘑菇房运送菌种。
下面是一个劳动场面的描写：
秋阳像薄薄的透明的蜡，给龙湾的流水、湾边的苦楝树和田野里的榆杨、路旁的小草及沟底的野花，全涂上了一层灿烂的颜色，色彩发出美丽的返照，在空气中燃烧起快乐的光明。野蜂陶醉了，忘记了采蜜，嗡嗡嗡地转着没有目的的圈子；水里浮游的鸭群，无缘无故地嘎嘎大叫，作它们欢乐的游戏。
快快出来吧，姑娘们，编紧你们的小辫，别上美丽的发卡，还有年轻的妈妈和年老的婶婶、婆婆们，把家里松软的被褥晒在阳台上，把洗净的衣衫晾在竹竿上，喂饱你们的孩子和鸡群，麻利地锁上门，到打谷场上来呀。这里秋光正明媚，鸣蝉叫得很响亮。蘑菇房的菌种等待着繁殖，需要孕育它们的泥土。快来把这硬土掰成碎块——不能大也不能小，以半个火柴盒的大小为标准。欢声和笑语像轻柔的泡沫，在空气中飘浮。这是轻松愉快的活计，秋日美好的消遣。
以下是关于夜的描写：
夜疲倦了。
风在黑暗中消匿，一切声响都已停息。
篱笆上的紫荆花在密叶的怀抱里沉沉闭目，林中的鸟儿垂下了它们奋飞的翅膀。
虽然浓重的阴影还笼罩着田野，黎明尚在遥远的天边沉睡，但是这儿有一幢简朴温暖的小房子，好象是在茫茫大海上，一座能避风浪的小小港湾。
再引一段太阳升起时的景物描写：
黑暗在昏倦中默默消溶退却，而光明却如新生的稻芽一样活泼地破土而出，以它微弱但是顽强的生命在夜的土壤中生长繁衍，欢呼着扑向那村庄、房舍、田野、河流……与此同时，丝丝缕缕的雾气，像黑夜之神放出来的法宝，从稻田、河面升起，渐渐地聚拢来，向曙光发动反攻。于是，在晓光和晨雾混战的迷茫中，熟透了的稻田像隐在幻梦中的一方宝藏，那样的湿润沉重，那样的迷离闪烁。
渐渐地，一种柔和的橙黄色的光芒充溢了东方天空，一轮同样柔和的巨大晕红的太阳，从那儿一点一点地显露出来。
清新、优美、婉约、抒情。竹林的这种独树一帜的语言艺术风格，就从《苦楝树》这部长篇小说开始臻于成熟，并从此一以贯之地体现在她以后的所有作品中，（如她接着创作的《呜咽的澜沧江》，然后是《女巫》、《挚爱在人间》等）；无论悲壮宏大的场面描述，还是细腻真切的情感抒发，都是如此。
2
在关注中国农村妇女的命运方面，《苦楝树》只是集中在妇女的恋爱婚姻问题上；该问题虽然是中国社会历史几千年来一直延续存在的；但小说所写的，毕竟只是历史的一个横断面；主人公与封建精神压迫的抗争，也基本上只是在家庭或家族范畴之内；矛盾冲突也主要发生在亲人之间；金铃面对的，是一张柔韧的连绵不断的网，还激不起社会巨大的波澜；但如果深入关注下去，则农村妇女的悲剧命运就远不止于此！她们还存在着纵向的封建宗法的、权力的、传统文化和习惯势力的压迫和精神奴役，亦即她们的脖子上，还被牢牢套着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枷锁。有压迫就有抗争。这种抗争引起的激烈程度和社会震荡，自然也不一样了。随着竹林在农村生活沉入的时间越长，这种认识和思考也就越来越深入和强烈。于是，另一部更具规模和历史纵深度的作品便也慢慢向她走来。
这就是《女巫》。
《女巫》这部长篇从构思到成熟，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要想全面、深入地探索和反映中国农民的命运——他们苦难的根源和出路，必须从经济的、社会的、精神的几方面去考察和认识。但这些形而上的思考都需要有一个好的切入点和载体。然而，这个切入点和载体在哪儿呢？
生活真是一个万花筒。随着时间和机遇之手的转动，它会展现出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绮丽色彩来。
一个暮云四合、雾气弥漫的傍晚，走在乡间小路上，竹林突然听到了一声声从远处传来的十分凄惶悲切的声音；驻足仔细分辨，好像有人在呼唤一个人；而那唤声过后，就有人回应。这呼唤和回应的声音，不停地反复出现。这是在干什么？心受到了莫名的震动，她不由自主地向发出声音的源头走去。来到发声的那个村子里，她向人一打听，才知道这是村上有人家在“叫魂”。她循声望去，看见一位老者手持一把扫帚一只簸箕，骑坐在屋脊上，一边用扫帚敲着簸箕，一边嘴里喊着：“XX归来——”这时屋后的竹林里，就有一个妇女的声音在应答：“归来哉！”声音真令人毛骨悚然。
此刻这户人家的堂屋里挤满了人。她也挤了进去，看见众人围着一个两眼泛白、口吐白沫的中年妇女，有人给她又是拍背又是掐人中，在焦急地呼唤；不一会儿，这妇女的魂好像真的被叫了回来。她突然醒过来，嘴里直喊：“冤枉啊——我死得好冤！”
人们问她究竟有什么冤？她竟说自己是四十年前的一个小和尚的鬼魂，说“他”是村上某某婆婆的儿子，是被村上的某某兄弟俩合谋杀死的，而且杀人的手段非常残忍——他们将“他”的头、手、脚和身体砍成四份埋在了村西的桥堍边。村上人虽然都相信有鬼魂，但又觉得此说不可信。因为“他”说的这个老婆婆是个孤老五保户，谁都知道她无儿无女。于是，有好事者竟去将那个眼睛失明多年的老婆婆背了来对证。不料老婆婆一听，竟大哭大叫起来，说自己真的是有这么一个儿子的。接着，又有人去将那“鬼魂”指名的凶手之一也骗了来。这人听完“鬼魂”又一遍的哭诉，竟然吓得魂不附体，扑通一声跪了下去，承认自己是四十年前的凶手。
于是满村沸腾，几乎人人相信这是鬼灵显现。
为此，竹林接连几天到这个村里向一些老人和年轻人详细了解情况，想从中找出真正的可以用科学和逻辑解释的原因和道理。比如这妇女与老婆婆的关系，她是否受老婆婆的暗示或串通？这位妇女的娘家在何处？四十年前她有可能知道这个村里发生的事情吗？但村里人的证言全部否定了这样的假设——老婆婆是年轻时被人贩子贩卖过来的，来这里后从未生育过；那位妇女四十年前只有二、三岁，根本不懂事，且她家离这儿有几十里地。
以后，竹林在沪郊农村又呆了许多年，又写了上百万字的中短篇小说、儿童文学，还有长篇《呜咽的澜沧江》，但这个素材一直未能用上。那个离奇的故事也始终是个谜，一直在她的脑子里盘旋。随着她对这里农村的社会习俗、宗教信仰、风物人情、历史变迁、经济活动等了解的进一步深入，对这里人们的语言习惯、性格特点也更加熟悉起来。一天，她又听人说现在民间迷信活动也越来越盛行起来，一些村里的农民联合起来重建庙宇拜佛的越来越多，甚至还有几个巫婆合起来捐款修路造桥的。她的脑子里忽然闪出了一个想法：是否可以从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入手，以上面那个离奇的故事为线索，构思一部反映农村社会历史画卷的长篇？也就是说，小说以民俗和宗教文化为切入点，以上述故事为载体。
诚然，这样的构思，小说的框架是可以竖起来的；然而，民俗、宗教文化与迷信的界限应该如何划分？这个问题是很**的。在极“左”时期，只要一涉及民俗文化和宗教，立即就会被扣上宣扬宗教迷信的帽子；现在情况虽有改善，但左的政治思维的惯性仍旧很强，在文化出版部门尤其如此。因此，如何处理诸如“鬼魂附身”、 “天上出现莲花”、“老柳树呼救”等一些灵异现象；以及民间的一些宗教仪式和活动，如“圆光”、“骆驼相面”、“吃公祭”、“谢天地”、“叫姓”等等，就成了必须面对的问题。经过反复思考，她决定正面处理——既按生活的本来面目真实客观地描写，同时又在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开展中，给予它们符合当今科学的逻辑的解释。这样，既可让小说的情节生动、神秘，具有吸引力，又避免落入被指“迷信”的陷阱。在竹林的想象中，“长篇小说应该是一条滔滔滚滚的大河，它穿山谷、越平原、过险滩，沿途有无限风光，经过许许多多的曲折阻挡，才能完成从高山到大海的旅程。”（竹林《我看长篇小说》）经过十数年的生活积累及思考酝酿，精心设计和开掘，这条两岸风光绮丽的奔腾长河终于汇成了——它就是这部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女巫》。
《女巫》使竹林站在了她自己长篇小说创作的制高点上。之所以这么说，笔者以为，无论在思想内涵挖掘的深度和广度上，在创作方法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运用上，还是在语言的地方乡土特色的追求方面，小说均有不俗的表现。因此，萧乾先生称它是“一部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长卷。它画面壮阔，气势宏大，从清末写到‘文革’之后，描绘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农民的命运以及他们怎样在苦难中挣扎寻找出路。这是一部带有史诗意味的作品。”（萧乾《女巫》序）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家严家炎先生对《女巫》厚重的思想内涵也作了精辟的分析，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女巫》写了清末以来，特别是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的艰难蜕变，以及这一蜕变过程中经历的曲折与痛苦，发人深省。中国农村也在进步，然而每一步行进所付出的代价和牺牲之巨大，不能不使人震撼。这是一页令人战慄的历史。篾竹阿狗和他的女儿须二嫂一家的命运，就是中国农民所承受的深重苦难的一个缩影。他们先是在日寇战火和须柳生兄弟侵吞下失去了儿子金宝和部分家产；继则又因解放前夕买“上当田”而在土改中被错划为富农；以后又被须柳生一伙凌逼得家破人亡。他们越是挣扎，命运的蛛网就越是将他们紧紧捆缚，终于使他们成了阿柳这只大黑蜘蛛的美味食料。血海深仇培育了须二嫂不屈不挠的反抗性格，同时也把她推上了“巫”的道路。她在村民们面前愤怒地控诉：“我看透了，人的世界不公道，神的世界也不公道，所以我要用巫的世界、魔的世界来惩罚他！”尽管她被村民们当做疯子，然而这声音听来却撕肝裂肺，撼人心魄！只要一息犹存，须二嫂就抗争不止！“巫”的道路虽然反映了她的愚昧而软弱，却也增强着作品动人的悲剧力量。严先生还说，“很久以来，我们的长篇习惯于通过重大政治历史事件来展示一个时代，竹林的《女巫》则以普通农民须二嫂一家的生活命运展现了这个农村特定时代的历史变迁。这一艺术经验，值得我们重视。”
中国农村妇女，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以往很少有人去关注她们。在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中，也很少有她们显著的位置。然而，她们毕竟是中国妇女的大多数，她们的现实生存状态，她们的不幸与疾苦，她们的愿望与追求，是应该和值得我们的作家去关心和重视的。竹林笔下塑造了一系列较为成功的中国农村妇女的形象，应该说，须二嫂是其中最有历史厚度和现实力度的形象之一。她的一生虽然备受命运的摧残，经历了封建的、宗法的、权力的重重压迫与磨难，但她的身上，仍然处处散发出人性的爱的光辉。无论是她少年时与小和尚殷来、悦来的纯真友情，与殷来朦胧的爱情，还是她对孤老赵婆婆像母亲一样终生的照顾与关爱，以及她对自己的父母、兄弟，对女知青叶瑛的刻骨铭心的感情都深深地打动着读者的心。虽然她“苦大仇深”，必欲咒仇人阿柳以死地，然而在平常的生活中，实际上她待人是宽厚的、热心的、善意的，绝不会去做任何损人利己的事情；哪怕在遭到村人、甚至自己的家人的误解，被当做疯子关进“撒尿庙”里以后，她最后还原谅了那个曾经加害于她、在撒尿庙里看管她的丑和尚连升。直到她步入自己生命的尽头，一步步向大海走去时，事实上她还是怀着对人性和爱的希冀的——观世法师在她的心中代表了这种希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