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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生活的路》只是作者替知青们说了一些真话、发出了一声呐喊的话，那么，她的第二部知青小说《呜咽的澜沧江》，则就充溢着作者对知青运动的全面思考和知青们对人生价值的苦苦探寻了。
这部书稿酝酿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竹林已沉到了沪郊农村生活和写作。由于没有住处，她靠一个房管员的热情帮助，将县城尚未分配掉的新工房借给她暂住。这新工房不开通煤气，做饭烧水只能靠煤油炉。这对处理日常事务笨手笨脚的她，确实是不小的难题。但难题还是有解的——邻居们知道她是专门写作的，对她很友善。她出门忘了带钥匙，隔壁的中学老师金老师会设法帮他从气窗里取出钥匙；她的煤油用完了（那时买煤油是要凭本的），附近的回城女知青小邓就会用自家的本子替她买来。小邓聪明而且热心，常常帮她解决生活上的难题。一次买煤油没有容器，她竟能想出拣一个废篮球，上面打个洞装煤油。小邓经常过来与竹林聊天，常常一起用煤油炉做饭吃；聊天聊得晚了，就挤在屋内唯一的木板床上睡觉。小邓的记忆力好，说话很有条理，前后大约有半年多时间，她将她的家庭，她的母亲、舅舅，她自己的经历——她在云南兵团亲历的悲剧和痛苦，以及她的同伴们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向竹林一股脑儿地倾诉了出来。她说她从童年到成年，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并且曾经一度双腿瘫痪，无助地坐在轮椅上；现在虽然站起来了，但终难战胜严酷的命运。因为她知道竹林写过第一部知青小说，所以一心想要竹林完成她一个愿望——将她的经历，她的思考与追求，她与命运搏斗的艰难与痛苦，写出来告诉世人（竹林《我写魂之歌》）。
竹林被小邓的经历和愿望深深打动。但要完成她的嘱托，将她的经历与命运变成一部小说，还缺许多东西。于是，她就两次去小邓的兵团所在地云南西双版纳实地采访，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收集关于云南兵团知青的许多故事和传说。她单独或请熟悉云南人文地理的朋友陪同，去了西双版纳州府，也沿澜沧江到了橄榄坝，上了基诺山，去了热带作物所，以及中缅边境的打洛等地，采访了基诺族的公社女书记以及在哪里安家的北京知青。凡是小邓提到的兵团知青故事发生的地方，她几乎都去了；小邓没提到的一些地方，也去了。回来后，她觉得生活素材已经够了，但是，作品的构架仍然无法确定。不是不能结构一部完整的小说，而是觉得平铺直叙一批知青命运经历的架构太一般化了，无法突出知青们对人生价值和理想、命运的追寻和探索。
正好，那时国内开始风行“健美运动”。人们在这方面也开始解放思想了，而且在深圳举行了国内第一届健美比赛；女冠军钱耀莲女士，就在她深入生活的所在地嘉定。她找到了钱耀莲女士进行采访，并跟她学习健美操。这看似毫不搭界的两件事，却在竹林的脑子里产生了共鸣——她终于找到了结构作品的蓝图：以一个瘫痪的女知青变成一个健美冠军的故事来架构，以这种强烈的反差来凸显一代知青的思想震荡和激变。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竹林的《生活的路》开创的知青题材小说，在数量上已经相当繁荣了。但它们大都停留在描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不幸遭遇和暴露它们在这场运动中的贻误或苦难的伤痕文学的层面；还有一些则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而渲染青春热血和爱情，将那段严酷的生活轻质化，呼喊“青春无悔”，而这样的作品又往往会被视为主旋律而热捧。如何站在历史的新的高度，回过头去审视和总结一代知识青年的奋斗和思考，失落与追寻，用历史和哲学的目光去评判和分析这场运动的本质和影响，这就成了知青题材小说需要突破的瓶颈。而这个突破，还是由《生活的路》的作者，在她的这部《呜咽的澜沧江》里完成了。
《呜咽的澜沧江》写了一群来自北京和上海等地的知青，在文革的岁月里，在极左思潮的驱策下，来到中国西南边陲的西双版纳，在那里建立农场，种植橡胶，并以军队的编制进行组织管理，接受思想教育的故事。
上山下乡运动，从理论逻辑上来说，本来是十分荒谬的。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把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带到农村，去影响和教育农民，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但到了1958年“大跃进”以后，尤其是文革后的“一片红”时，则这个口号发生了倒转，变成了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这样随心所欲自相矛盾的口号理论，其荒谬性是不言而喻的。正如知青们自嘲说：“按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劳动使猴子变成了人；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则是想用劳动使人变成猴。”而在实际上，它也只是在国家经济遇到问题以后，将城市人口推向农村，将负担转嫁给农民的一个计谋而已。
然而，知青们去农村或兵团，绝大多数在当时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的。他们或许带着点无奈的成分，但大多则是怀着希望和热忱下去，而且真的以为“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现实是严酷的。《呜咽的澜沧江》里的知青们被送到了西南边陲的一块蛮荒之地，那地方是一块“瑟缩在荒山野岭下的小小的坝子”，是一个“远离人世的孤岛”。在那里知青们必须自己动手砍竹子、割茅草搭窝棚；没有菜吃，每天只能喝“玻璃汤（盐开水）”。白天要烧山、炸坡、造梯田学大寨；晚上要“开展大批判，改造世界观”。以致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下挑灯夜战的女知青摔死在山沟里；女主人公陈莲莲则必须在指导员的安排下“活给人家看”，违心地充当假典型。渴望被招工、上调、推荐上大学的女知青被兵团的头头们肆意玩弄。更有甚者，北京知青李凯元被兵团武装部长残暴地打死，愤怒的知青们要求为他申冤却被军队包围在孤岛上断粮绝援，以致发生了“吃小孩”的惨剧……知青们在这样的现实面前，终于从朦胧的被教育扭曲了的思想和心理状态中清醒过来，面对现实开始思考，并进行人生价值和理想的探寻。作品中的男主人公龚献，便是这种思考和探寻的代表。龚献出生于革命干部家庭，从小受到家庭和学校教育的熏陶，对共产主义理想深信不疑；但从对父母家庭的再认识、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际命运的思考中，认识到“我们当前的革命理论似乎出了问题”，于是，以他简单的有限的认识水平，崇尚起《南共纲领》“关于人类之爱”的理论来，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于是召集一批追随他的知青，成立了“人类之爱小组”。他为自己执着的对真理的思考和探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文革中被通缉；文革后的左倾思潮也不能容纳他，他仍被当做现行反革命分子枪毙了。然而，作品中的思想者还另有其人——那就是另一个知青何士隐。在龚献盲目轻信走极端时，他批评他、提醒他、阻止他；在龚献被杀害后，他却极力肯定和维护他，尊崇他作为先驱者的历史价值：“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骄傲和值得歌颂的英雄……在人类历史前进的道路上，布满了地雷和陷阱，先驱者在探索中可能踩响地雷或落入陷阱，正因为如此，才使我们后来人能够绕过危险。而当我们轻而易举地绕过危险的时候，又有什么权利去嘲笑那些为此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代价的先驱者呢？”他是一个真正的思想者。他认为，作为人，首先需要的是“自由思想”，但他认识到了自由思想的必要和不准思想的现实，因此他比龚献清醒理智，从而对社会和人生价值的认识也更深刻。他说：“思想是一种力量，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生气勃勃的力量。它超越国界、超越历史……一个人可以放弃好多东西，却不能放弃思想！”因此，他直到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人们突然之间从政治至上变成了金钱至上以后，他仍然在进行“社会形态”的调查和考察，对人生价值进行进一步的追求和探索。他的追寻，最终也影响到了小说的女主人公陈莲莲，使她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痛苦和迷茫的生活磨练和内心搏斗后，终于在对旧价值观念的否定中获得了灵与肉的统一和新生。因此，可以说，何士隐对理想和人生价值的追求，代表了一代思考着的中国知识青年的追求方向。而《呜咽的澜沧江》这部小说，也成了知青题材小说中不可多见的一部中国知青追求人生价值的宏伟诗篇。
《呜咽的澜沧江》这部小说，在艺术手法上，也有鲜明的特色。它在对生活进行现实主义叙事的基础上，借助了意识流的架构方法。每个章节都从人物当前的视角写起，向后推进，回叙过去的生活；这样表面上看，似乎把小说主要的叙事顺序隔开了，但是读完整部小说，读者仍能体会出作品情节的连贯性和逻辑层次，同时又能给人以一种亲切感，好像一个现实中的人在同当前的生活对照着向你娓娓讲述过去的故事，总结以往的人生道路；让你觉得有情有理，生动逼真；同时也可以看出，作品对于生活和人生价值的思考，是站在现实的高度上对历史进行回顾和审视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写法熔现实主义和现代手法于一炉，是对中国小说现实主义传统表现手法的一种较为成功的发展和创新。
这部长篇另一个艺术特点就是它的散文笔法。用散文的文笔和格调来写小说，将清新、优美、抒情的散文特点契合进叙事中去，无疑会使叙事更加精彩动人。然而，用这种写法需要作者具有很深的生活底蕴和纵观全局的构思布局能力，以及驾驭文字语言的功力。一个在这方面功力不足的作家最好不要轻易尝试。我们曾见到一些自我感觉很好、名声也不小的大陆作家用这种手法写出来的长篇，像一个掼散了的铺盖卷，无论如何也无法收拢。但是，《呜咽的澜沧江》却不然，整部小说清新秀丽，犹如一首优美的散文诗，同时又一气呵成，将全部叙事架构建设得亭台楼阁、层次分明、严丝合榫，从而使作品的思想哲理在散文诗般的意境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作者正是用这样的艺术手法，将自己对于知青生活的独特感受，同秀丽的西双版纳风光结合起来描绘，给了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和亲切感，使作品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那汹涌、剽悍的澜沧江，那火红的凤凰树，那巨大的贝叶树、大青树，还有芒果树、芭蕉丛、橡胶林、凤尾竹、黑心树，奇特的萨拉蒙、蚂蚁冢，还有那丢落族妇女替谷子招魂的图景，将西双版纳民俗风情同作品的主题诉求深深地融合在了一起，大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用散文笔法来写叙事长篇，作者必须有悠长的艺术气韵和深厚的文字功力。这种能力不是一朝一夕能达到的。但是可以说竹林的这个艺术特点，从此开始贯穿于她以后的许多长篇小说的创作之中了，始终没有中断过。这是作者文学创作上达到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艺术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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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第三部知青题材长篇是《魂之歌》。可以说，随着时代脚步的继续前进，这部小说又站到了一个新的立足点上。作者的知青文学创作又上了一个层次。它不但叙事宏大，情节紧凑、曲折、引人入胜，而且思想深沉开阔，激情澎湃，将人物对理想和信仰的追求和思辩融入到了人性和人的灵魂的拷问和追索之中。在《呜咽的澜沧江》中，主人公龚献追求的是一个红卫兵的“真正的马列主义”的“人类之爱”情结，但实际上他显然没有摆脱掉几十年来“左”的思想桎梏；因此，他的“哥们”何士隐曾经为他作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告诉他：就如当人们正在为哪条牛仔裤的样式最好看的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冷不丁有人说，其实也许以后的人们不一定穿牛仔裤，他们会有更好的服装样式。而《魂之歌》则就真的站到了“牛仔裤”以后的“服装样式”的探索和追寻的高度了。应该说，这是竹林、也是整个知青文学思想内涵高度的第三个里程碑。
那么，作者是如何走到这第三个层次的高度上来的呢？
自从她的第二部知青小说《呜咽的澜沧江》问世以后，对于作品中清新的文学语言和优美的民族风情描写，读者和评论者几乎是无可挑剔——台湾“智燕”出版社在大陆许多出版社尚无勇气出版该书时，主动找到作者要求签约出书，但他们为了考证书中对西双版纳的地理风情描绘的真实性，特地聘请了台湾当时还健在的原民国康藏委员会的一些老专家和文化人进行了审读，由此也引起了胡秋原先生对该书的关注。但审读的结果，只提出了两种植物——望天树和鸡蛋花，说他们在台湾版的云南植物志中没有查到，也没听说过。后经作者解释，望天树在现在的西双版纳热带作物所就有；鸡蛋花则是当地民间叫法的一种草花。
然而关于书中的主人公对理想、信仰问题的追寻，则大陆一些论者很有微词，认为文学作品不应该直接触及“意识形态方面的讨论与批判”。作者不应该在作品中“宣泄”直接的悲愤、哀怨等强烈的情感；应该冷静叙事和客观描写（张克峰《江祭——读竹林<呜咽的澜沧江>》）。这篇文章的作者还引用了福楼拜和乔治桑之间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场争论（福楼拜主张作家绝对冷静叙事，不能在现实的任何情节中宣泄作家的情绪，或作道德判断；乔治桑则主张作家应旗帜鲜明地捍卫正义，鞭笞邪恶。）这位作者认为，历史已证明了福楼拜的智慧和乔治桑的浮浅。
诚然，这个问题值得作家和艺术家们在创作中继续认真地实践与探讨，但恐怕不能轻易就下结论。在我国丰富的古典文学中，也曾有过类似的例子。比如本书开头引用的苏东坡的《和子由渑池怀旧》这首诗，他之所以为后人喜欢并争相传颂，就是因为作者借“飞鸿践踏雪泥”，留下一个个爪印这个细节，抒发他对人生、命运充满了哲理的感叹。的确，古来也有一些批评者，对苏轼以至宋词中的“以议论为诗”有所指谪，然而这种指谪无法掩盖苏诗（包括宋诗）中的思想哲理光辉。相反的，正是这个特色，造就了宋诗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苏轼将兄弟苏辙的诗“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的写实意境改造成了“飞鸿踏雪泥”的哲理思索，从写实到抽象，意蕴深远，气势宏大，大大地提升了诗的思想力度。试想如果这首诗的上半首——“人生到处知何如？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没有这样哲理性的议论和提升，仍以写实对写实，然后再接上后半首：“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久困蹇驴嘶。”那样，这首诗还会脍炙人口、流传至今吗？
总之，对于创作方法和技巧问题，作者面对的社会和生活现状不同，作者所写的题材内容和安排的人物命运千差万别，作者自可以采用自己认为合适的写作方法。更何况，我们目前的文学所处的现状是：文学写作不断地边缘化和轻质化，许多作家避“重”就“轻”，脱离严酷沉重的现实而去追逐一地鸡毛，在娱乐化中向金钱投降；而知青文学也在逐渐脱离当年生活的实际而向同一个方向发展；当人们（社会）在失去理想和信仰，在一片金钱的雾霾中浑浑噩噩的时候，就需要作家和作品直面生活“宣泄、呼喊”一下，给世人一个震动和惊醒。据我们所知，《呜咽的澜沧江》上世纪80年代末发表后，一时无法出版，但盗印版泛滥。当时许多老知青读后，被作品里的理想激情所深深打动，纷纷设法与作者联系表达自己的感同身受，甚至有好几位在上海开了饭店的小老板，为此组织了知青聚会，还热情地邀请作者去参加他们对作品的讨论。这部作品正是因为里面充满情感力度的思想内涵而赢得了知青们的青睐。当然，还是上面说的那位评论者，在那篇评论文章的末尾，也还是客观地肯定了《呜咽的澜沧江》“依然不失其独特的思想价值”，认为它是“具有永恒思想价值的作品，尽管不完美，但经得住时间的淘洗，瑕不掩瑜。”
诚哉斯言。站在“思想价值”的高度看待竹林的知青文学创作，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和把握住她的第三部知青小说《魂之歌》的脉搏了。
这部书稿从酝酿到写成，前后经历了十数年的时间。作者在《我写魂之歌》（《上海作家》2013年第一期）中已经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这里不再重复。但其中提到的那位在某个科研单位以其艰苦执着的精神研究X光激光的年轻科学家的不幸经历，以及这个科研案例对一个作家心灵的震撼，则值得我们再做一些比较详细的追踪。
这位科学家名叫卢仁祥，上世纪60年代中期毕业于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一家属中科院和国防工科委双重领导的光学研究单位工作。小说《魂之歌》里写到的那个科学家“刘仁祥（刀二羊）”，他的科研历程中的许多细节，都是卢仁祥真实的生活，而不是作者的创作和杜撰。只不过在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和委屈之后，卢仁祥没有小说中的刀二羊那样幸运，有机会逃跑出去，而是积劳积怨成疾，得了肝癌。这件事在当时也惊动了我们国内的科学权威钱学森先生。钱先生很着急，想挽救卢仁祥的生命，给他写了一封信，竭力安慰他，并给他介绍了人，要他练气功。
我们不妨将钱学森给卢仁祥的信抄录一下：
卢仁祥同志：
您9月10日来信读过后自然令人神伤。但我们都是学科学的，要实事求是，动感情也无济于事，还是考虑如何与疾病作斗争。第一，当然要好好治疗，这方面上海的条件是比较好的。请树立信心！第二树立信心也是有依据的，请读附上柯岩同志写的报告文学。练气功的确可治癌，是有实例的。我希望您在一般的常规治疗的同时，努力练气功。如果你找不到气功老师，可和顾德森同志联系，她的通信地址是（地址从略）。
柯岩同志的文章也说明用气功治癌，本身就是一项意义重大的科学实验，您现在有条件亲自投入其中，这不也是做贡献吗？我希望您下决心练气功。
您开拓激光的X频段，是事实，无可抹杀！是您首先提出继第一个跃进——从短波到微波；第二个跃进——从微波到光波，再实现第三个跃进，从光波到X光。这个光辉思想在我头脑中是留下深刻印象的，我不会忘记！它一定会在将来开花结果！
目前，您的首要任务是治病。治病还要练气功。会成功的！
此致
敬礼
钱学森1984、9、17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钱学森先生是知道和理解卢仁祥的科研价值和成果的，但就是这样地位和名望的国内权威科学家，面对着我们体制中的弊病，也只能徒叹奈何，黯然神伤！他也想挽救这位我国光学领域的杰出人才，甚至希望让“气功”来创造奇迹。然而，这一切都敌不过“命运”。卢仁祥几个月后便病逝了。
可以想象这件事，对一生为中华民族的科学事业奋斗的钱学森先生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它会促使这位科学大师进行科学与社会学的深层次思考。以后他之所以会提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提出为什么我们国家那么多的大学、科研单位就是出不来对人类能做出杰出贡献的顶尖的科学家？我想，这就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为我们国家和民族提出的最最重要的课题。这课题的意义也许将远超这位大科学家一生的科研成果。
当然，这件事对一个作家来说，在思想上的震撼也是巨大的。她从知青的命运遭际想到了更加广大的年轻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命运，觉得这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于是她先想写报告文学，题目也拟好了， 就叫《X光激光和人生道路上的X》。她想用这件事来警醒一下国人，但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气候下，这篇报告文学是没有媒体会发表的。于是这种忧思就一直困扰着作家的心。直到十多年以后，她去西南地区采访，在中缅边境搜集到了许多生活素材，诸如缅共游击队和国民党余部在缅甸北部的活动情况和命运结局；在援越战争中牺牲在老挝胡志明小道里的年轻的中国战士的墓碑；以及自己的家人“像羊一样被牵走”，从此孤身一人生活而仍然不恨不怨不怒的基督教老人；等等等等，她将这一切、这些人的命运与那位科学家卢仁祥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思考，才突然碰撞出了火光，体会到了理想和信仰在人性和人的灵魂深处的意义和价值。于是，这火花的闪光终于产生了电闪雷鸣，融成了倾盆大雨，雨水汇成了一条滔滔滚滚的河流——一部构制浩大、故事精彩生动、思想深邃厚重的长篇小说就这样产生了。
时代的列车距《呜咽的澜沧江》写作，已经又驶过了20多个年头。作者的视野和思维更加开阔和深入了。这时，她已经可以从人类社会对于理想、信仰的追求和探索的大视野下去抒写人物的命运，并将这种探索和抒写深入到人性和人的灵魂的层面中去。她从社会与历史、科学和宗教、民族和人性的多重角度去拷问社会、拷问人性和人的灵魂，抒写一代年轻知识分子对理想和信仰的艰苦卓绝的探索过程，充满了对社会和人生哲理的思辨，从而使这部近60万字的长篇具有了十分深沉、厚重、开阔的思想内涵。
然而，构建这样规模的一部长篇，紧凑而又曲折生动的故事也是十分重要和关键的。《魂之歌》的故事尽管曲折迷离，如梦如幻，带有不少魔幻色彩，却又不违情理逻辑，而且人物命运独特，人物性格鲜明，细节生动真切。
主人公刘强刚进入大学一年多，便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他只比当时号称“老三届”的典型知青们大一两岁年纪，而所受的教育和社会人生境遇则是一样的。在那个左倾教条乌托邦理想主义的氛围下，作为一个渴望追求理想信仰的充满革命激情的知识青年，他势必会像飞蛾扑火似地被“文革”的烈火燃烧得伤痕累累。而在从劳改农场出逃到国外以后，他的人生轨迹和命运遭际则变得十分曲折离奇——他闯入了野蛮的原始部落，差一点被砍下头颅当球踢；侥幸逃脱后又逢毒贩陷害、蛊毒发作、夺宝人追杀、国民党残部误解险遭枪毙，最后又被世界肃毒组织和当地政府构陷入狱；但他将自己全部的爱扑在了麻风村里的麻风病人身上，他对人类理想和信仰的追求和实践始终没有停止过。尽管遭受了许许多多难以想象的失败和痛苦，但是只要爱的火焰没有在心中熄灭，刘强的这种追求就会一直继续下去。
小说中的另外一个人物是刀二羊。作为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年知识分子，本来他只对科研情有独钟，然而“文革”中虽然他的科研取得了重大成果，结果却被那政治戾气和人性的丑恶逼到了绝境。绝处逢生，他逃到云南边境后遇到了佛寺里的老祜巴。老祜巴不但救了他的命，还让他理解和懂得了佛理，让他皈依了佛门。在寻找神秘的地球轴心沙姆巴拉，以及为保护那块天外奇石X的过程中，刀二羊终于逐步明白了科学与宗教（亦即科学与信仰）的关系——正如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的：“科学没有宗教是瘸子，宗教没有科学是瞎子”。
从此有了信仰的科学家刀二羊就与一直在追求信仰的刘强从对立争斗走向了同一。他们共同为保卫X而战。而有了信仰的刀二羊也最终为保卫X而从容献身。
由此，这两个人物便构成了本部长篇思想内涵的核心和主旨。我们还注意到作品中无处不在的人物关于信仰和理想的探索和追求，甚至一些地方还有比较长的有关分析比较与论述。这些也不是小说中不该出现的赘笔。它们并不是游离于情节和人物性格的空洞说教，它们都是与人物命运的发展和思想感情的矛盾冲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它们使作品的人物具有了思想和灵魂，同时也使作品具有了一种厚重的社会责任感。这是当今十分走红的那些远离思想的娱乐化、轻质化、鸡毛化、犬儒化的作品所无法与之比拟的。
当然，小说中还有许多其他人物，他们都有各自鲜明的性格和社会特点。比如老祜巴的思想深邃和善良；泰阳牧师的温情与老成计谋；陈太太的母爱与亲情，以及她对宗教的虔诚；陈团长的思想简单、嫉恶如仇与坚定刚毅；uncle的胸怀博大、头脑冷静，对人类、民族和家人充满了爱心；甚至那个因对左的理想失望而当了土匪的艾蛟，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刻。还有作品中的三位民族女性：山青族的嘎德公主豪爽而痴情；傣族姑娘玉哨柔情似水；伊拉娟则是一位从温情脉脉的傣族妇女到被仇恨的火焰将自己燃烧至死的女性形象。他们都能栩栩如生地站立在读者的面前。
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也仍继承了《呜咽的澜沧江》的风格，文字十分干净，却又充满了哲理和诗意。作品里直接运用了不少诗歌、民歌、歌词；一首首的民间情歌传达了傣族青年恋人之间微妙真实的情感交流，同时又与故事情节的展开和他们彼时彼地的感情纠葛紧密相连。那首《知青之歌》则充满了对知青命运的感叹和思索；而《华夏的弃儿》则又将一群有国有家而不能回、被遗弃在异国他乡的中华儿女的痛苦郁闷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读来让人痛彻心脾。
总之，如前所说，作者的三部知青小说三个层次；《魂之歌》站在了第三个层次的制高点上，同样，它们也就站在了同类文学的相对高度之上。评论家丁亚平先生在评论这部书时说：“《魂之歌》的叙事虽有科学、幻想，有巫术，有神话传说，但它却是一部实实在在的现实主义小说……诚如题意，它虽有引人入胜的故事，但其主旨是写人，剖析人性和人的灵魂。尤其可贵的是，作者是将它放到人类社会和宇宙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和追求人性的，因此作品没有小家子气，没有凌空蹈虚，而是显得大气磅礴，思想深邃，情感充沛。写灵魂的伤痛，灵魂的矛盾与纠结，灵魂的追求与探索，满溢着哲理；情感的抒发，常常转换为真实、奇异、清新而不无知性的叙事，展示了叙事与文字描写“真正解放的可能性”。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这部作品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功，为作者的创作竖起了一个里程碑。这无论与她本人还是当代文学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标志意义。（丁亚平《人性与灵魂的歌泣》“上海作家”2012、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