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的秋天，是我在北大荒知青生涯中度过的第六个年头。我正担任着一个农村生产队队长的工作。那年的秋天，也是我人生转折的秋天，我一脚走出黑龙江的北大荒，另一脚，却一步迈进了辽宁的南大荒。
按农历计算，那年应该是龙年，还没走出冬季的有一天，一位和我很知心的大爷对我说：“今年是龙年哪！不是一个好年头呢。一条卧龙要翻身，天塌地陷，要闹天灾人祸的呢！”
我说：“大爷，你迷信了吧！我不信。”
大爷说：“你不信！那你就等着瞧吧。”
北大荒的哪位大爷没有说错，那一年，真的是多灾多难：吉林一场陨石雨，天塌了。唐山一场大地震，地陷了；三个伟人去世，北京又闹起了“四人帮”。果然闹起了天灾人祸。
哪年的秋天，地里的庄稼开始封垅了，我正在地里忙碌。大队广播站的老王通知我，要我到大队找一下刘书记，我不知何事，连夜赶到大队，刘书记已在等我。他微笑着问我，“大庆油田一个什么采油指挥部来招工，我想想还是先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要是想去的话，我就不考虑别人了。”我听了，看着他脸上的笑容。没敢马上表态。
我以为他是在考验我扎根农村的意志呢。
说句内心里的实话，我扎根北大荒农村一辈子的意志，从一踏上黑土地那天起，就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的这种思想，谁也没敢流露。虽然，我们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口号一直喊着，底气却早已不足了。我看着刘书记的脸，没敢吱声。刘书记又笑了，说：“你看我干啥？你以为我在考验你，我没有那个意思。我从县里刚回来。我从县里到公社的车上，和我同坐的一位是大庆来招工的，他说专门要招你们知青。他听了我对你的介绍，很感兴趣。他对我说，他很想和你谈谈呢。”刘书记又给我讲了大庆来招工的那位同志，住在公社旅馆的房间号。明天一大早，他就要我去公社见那位大庆来招工的人。
第二天，我急匆匆赶到公社旅馆去。见了那位大庆来招工的人。
我敲响了旅馆房间的哪个门，他在里边很高兴地答应了一声，就来给我开了门。他对我很热情，又给我倒茶，又给我递烟的。茶我是喝了一口，烟我却不会。就谢了他一声。他让我坐下来后，他就开始问了我一些种地的常识。我在北大荒也六个年头了，我又担任着一个生产队队长的工作，对于种地的知识，自然是难不倒我的。我们很随便地聊了一阵。他对我确实感兴趣，我们就这样敲定了。我就成了大庆人。他送我出门时，才对我说，“上午，我为了等你，等得这个心里急呀。我还为你不来了呢！”
我到了大庆油田后才清楚，大庆是个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石油基地。大片的草原上，东一个，西一个泥土垒成的工人新村里住着石油工人，草地上一间一间白色的井口房里，安装着油井水井和气井，大片的草地上还能看到一块块庄稼地。油田的职工中，还有一些是种地的，来招我的那一位，就是个种地的，他是一位家属管理站的副站长。他领导的就是职工家属的一大群老娘们。他手下的一大群老娘们就是种庄稼的人。我将来的工作去向很可能就会在这位副站长的手下。后来听说，将来还有接他班的可能性。其实，大庆油田也是北大荒哪！
我的前途已很清楚，这一生和种地结缘了。面对大草原上的蓝天，我还能说什么呢！
接收我们的是一个采油大队。大队为我们这批新招来的工人专门成立了徒工班，已是到了收获的季节。徒工班的队长和指导员就天天领着我们去地里帮着家属管理站收庄稼，时间一长，指导员慢慢地和我们混熟了。和我混得就更熟了。兄弟似的了。在徒工班的日子里，我慢慢地也了解了我们哪个大队里的情况了。我还特别地了解了关系大队家属站的一些情况。指导员就知道我不愿意去种地。到油田参加工作，都想学点儿油田上的技术，谁愿意去种地呀！
他要我先别着急，到分配你们工作时，再帮我想想办法。
我们徒工班的新工人们，帮着大队家属管理站大约收了两个多月的庄稼，大庆油田也迎来了第一场大雪，大雪把未收割的庄稼全盖了，我们分配的方案也下来。原来，我们这批学徒工是大庆油田替辽宁的一个油田代招的，分配的权力不在大庆。我乐了。
我们这个徒工班的新工人，有一少部分留在大庆，大多数都被分配到辽宁的新油田了。
十一月中旬，北大荒已是雪花纷飞的银白世界。我们就要离开大庆踏上来辽宁的火车了。萨尔图车站的广场上，气氛却很是热烈。大庆采油指挥部里有几位领导来送行。车站上寒风凛冽，飘着小雪。车站的广场上，人群拥挤着。前面有一辆卡车上站着几位领导，那辆卡车就是欢送我们奔赴新油田职工们上火车的大会主席台。一位领导对我们进行送别讲话：“你们一定要把大庆人的光荣传统带到辽河去。……”我们心情也很激动，整个火车站的广场上，口号声声，把天上的云彩都震得散了。天空中落下了一阵一阵的清雪。
我们要去辽河油田的职工队伍中，全是从农村招来的年轻工人。有我们上海的知青，也有当地的年轻人。我们这些上海的知青自然是很高兴。辽宁离上海又是近了一千多里的路。在北大荒的黑土地上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们早就想着离开这个鬼地方了。但当地的年轻人，因为要离开自己的故乡了，他们却产生了留恋的感情。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哭起来了。他们都哭得很是伤心。这种伤心，和我们当年离开上海到黑龙江去插队落户时的心情是一样的。但是，与我们当年不同的是，现在车站广场上的人群中，心情却是各式各样的。分成了高兴的和伤心的两种心情。
火车在雪地上往南跑着，面对白雪茫茫的大草原，车厢里，我们所有上海知青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再见吧，北大荒。再见了，这片曾经为你贡献了我们青春的黑土地。在告别那片黑土地的时候，大家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我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了。对于那片黑土地，我们不知道应该去爱她呢，还是应该去恨她！
列车终于在盘锦火车站停下了。我们从车窗里往外边看出去，外面的水稻田里竖立着一座座电力专用的铁塔，铁塔上面还架着一根根很粗的电缆。那是高压电缆。我们中有人就说，“这是高压电缆。有这么粗的高压电缆的地方，肯定是一个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
“这样粗的电缆，我们在大庆时也看到过的。一定离我们要去的油田不远了。”“对的。对的。肯定是离油田不远了。”大家在车厢里都兴奋起来了。
那时候的盘锦火车站在盘山县城，车站还是座红砖水泥瓦的平房。站台上早已停满了各种卡车。拉着我们这些来辽河油田参加石油大会战的新工人的列车进站停稳后，车门就“砰”地一声打开了。
我们排着队，拎着几样行李从车门跳下来，人人都很兴奋，个个十分激动。站台上很乱，大家不知该往那辆车上爬。这时，一辆卡车上有人握着一只电喇叭在高声喊：“去兴隆台指挥部的，就上这几辆车来。”随着他的喊声，我们和行李一起统统被装上了车。
盘山县城，毕竟是县城。我们的车队驰过街道，车轮下就泥浆四溅了。城里的路两边全是平房，路边还有许多人围着看我们的车队。我们的车队出了县城，来到辽河边的一座大桥旁。大桥年久失修，桥面上铺了许多方木，从桥面上就能看见桥下流动的辽河水。刚下过雨，辽河的水是混浊的，车轮从铺在桥面上的两块方木中慢慢开过去，给人一种在空中飞渡的感觉。来往的车辆须在大桥上面一辆一辆地过，我们只得站在桥头等。桥边有块写着外文的木牌，木牌上面写得全是外国的文字，这些文字，我们大家都不认识。这块木牌的边上，还另外站着一块木牌。我们一看，上面写的却是汉字。有人就把木牌上的字大声地读了出来。木牌上写着：“外国人不准入内。”桥的那边原来是保密的。那时候，中国的油田都保密，连通信地址都是用的信箱。车厢里，我们中有人又兴奋起来：大声说道，“大家看呀！过了这座破桥，肯定是咱们的单位了。保密的标志在这里呢！”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块木牌只是给中国人看的，外国人早就知道，那个地方在开发油田了。他们是从卫星拍的照片里看到的。他们看到的比我们还要清楚呢。
过了桥，上了路，我们站在车厢里看，却越走越荒凉。我们往太阳将落的西边看过去，都看到地平线了。我们也没有看到一幢房子。连大庆时的那种土房子我们也看不到一幢。只看到一大片的黄色的芦苇在寒风中摇晃。那黄色的芦苇叶在大风中像海浪一样，一浪一波地摇曳着。我们的车到了兴隆台，零零星星地才见到几座砖房，还是很荒凉。这个地方根本不像有一个大油田的在开发的样子。那几座砖房，就显得更是可怜了。它们好像在夜色的寒冷中发抖似的。太阳已经不见，路上的车辆很多，我们又走了一段路，卡车终于在几座砖房边停下来。我们下车一看，除了几幢砖房，还有十几顶帐篷，这就是我们的采油指挥部了！
我们是新来的徒工，领导们十分地关心，让我们住进了一幢砖房的招待所里。
经过数日的入厂时必需的各种教育，我们这批新工人又重新进行了分配，我们五个人被分进了大芦苇荡的一个采油队里去了。
那天午餐后，一辆卡车把我们送进了大芦苇荡里去。
卡车顶着午后的阳光在芦苇荡的一条土路上飞驰，我们站在卡车的车厢里，远远望去，那成片顶着芦花等待收割的芦苇，浩浩荡荡，连天连地，都要连到海天相连的地平线上去了。这是渤海辽东湾边的一大片湿地，我们走进了亚洲最大的芦苇荡里去了。.地上的雪被车轮飞卷起来，风卷着雪，雪卷着风，风带着雪钻进我们的棉服，钻透我们的皮帽，冻得我们肌骨发麻，头皮生疼，我们被寒风逼得透不过气来，我们只得蹲下来，抱着头，缩着脖，努力抵抗着。开车的像是早已忘了车上还有五个活物。在他的心里，车上只是装了一批没有生命的货物，在往井场上送。他只是死踩着脚下的油门，卡车在大芦苇荡里飞驰，卡车车轮碾飞起来的尘土扬起老高。一路上我们竟然没见到一户人家和一幢人住的房屋。
卡车终于在一条小河边停住，河边静静地排着一溜板房和几顶帐篷。
领我们去报到的人事员，从驾驶室里跳下来，走进一幢板房。不大一会儿，里面出来几个人，其中一人朝门口电线柱上挂着的一只钢铁齿轮走去。那是一只链轨拖拉机的后动轮，他拿起挂在上面的一只铁锤朝那齿轮敲去。当、当、当的钟声转了开去。他又朝着那一排板房和帐篷的方向喊道：“新同志到了，来一些喘气的，帮着搬东西。”
钟声和他的喊声过后，每幢板房和帐篷的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些年轻人来帮我们搬行李。他们就帮我搬东西，我也被他们领着，送进了最南边那顶帐篷里。
当，当，当。
晚饭后，队部门口的钟声又响起来了，那铁锤打击在钢铁上发出的撞击声，在冬夜荒凉的大苇荡里更加响亮，特别悦耳，传得更是很远很远。这当当当的钟声，很像我在北大荒那个生产队里夜晚召集社员开会的那种钟声。声音在大苇荡里颤动着。我已有点分不清楚了，我身处的这个地方，是在一个等待我们开发的大油田里，还是在北大荒的那个生产队里。
我听了很奇怪，就问在帐篷里同住的一位老同志：“怎么！晚上还有钟声，听起来好像又回到北大荒的生产队里似的。今晚要干什么呀？”
“可能又有政治任务吧。中央出了‘四人帮’，经常有文件要传达。”老同志说，他又嘀咕了一句，“在大苇荡里也少不了要搞政治呀。”他是从新疆克拉玛依调来的。
果然被老同志说着了，队部接到了上面的通知，要求在宿舍里休息的职工，全部去队部拿小旗，排队到后面的大芦苇荡里去游行。
在队里休息的职工三三两两地从板房和帐篷里走出来，参加游行的职工队伍很快地组织起来了。我们来到队部门口集合，我看了一眼，一共也就十几个人。我们排好队，有人就抱着一捆彩色纸糊成的小旗从队部里走出来，他把抱着的这捆彩旗分送到我们的手里。他就领着我们，把我们的这支队伍带进了队部后面的一大片芦苇丛里。我们的这支游行队伍顺着一条小路走进大苇荡里。芦苇有两人来高，被晚风一吹发出沙沙沙的声音。我们十几个职工排着一字长蛇队伍，手拿彩色小旗，振臂高呼口号，情绪特别激昂。领队的带头高呼口号：
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坚决打倒“四人帮”！
坚决拥护华主席的英明领导！
英明领袖华主席万岁！
……
我们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口号声在大芦荡里的夜空中荡漾着。大风更加猛力地刮起来。大风在空中呜呜呜地吼叫着。大风把整个芦苇荡都吹得翻江倒海波浪滔天地翻滚起来。大风也把我们这十几个人的游行队伍吹得东倒西歪。每人手里举着的彩色纸糊成的小旗，早已被大风咬得粉碎。那些被大风咬碎了的小纸片可能也被大风刮到北京首都去了吧。我们的手里只剩下一根小棍棒了。可是我们还是一次又一次地举起这根小木棍。我们大家都十分地清楚，我们手里一次又一次举起来的这根小木棍已经不是一根普通的小木棍了。我们手里的这根小木棍已经代表了政治。我们手里举起来的这根小木棍，其实就是政治。小木棍上面的彩纸虽然没有了，但木棍上面的政治还是在上面的。我们在大芦苇荡里游行的这支队伍在大风怒吼声中继续往前走着，继续振臂高呼口号。我们振臂高呼的口号声在天空中呜呜呜的吼叫声中也更加地响亮起来了。领着我们在前面走的人，带领着我们高声呼口号时努力地要把大风的吼叫声盖压过去。大风更加呜呜呜地吼叫起来了，它努力地要把我们的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音盖下去。我们在芦苇荡里与大风搏斗着。我们终于也没有能够把大风的吼叫声音盖压住。我们的声音在大风的吼叫声中还是显得越来越渺小。试比天空比声高，我们还是一阵阵地败下阵来了。我们在大芦苇荡里游行了一个时辰，我们终于败退回去了。我们要与天空斗，是根本斗不过它的。我们要与大风斗，也是斗不过它的。人们要与地斗，有时候还可能斗得过。人要与人斗，就会斗出许多故事来了。那天夜里，我们发自肺腑的口号声音，肯定传到我们的首都北京去了
我们各自回到宿舍。身体早已被冬天寒冷的大风冻得浑身发颤。裸露的脸上，似有几十根钢针扎进了我们的肌肤。我们的双脚早已冻透了。我们的双脚虽然是穿在一双牛皮面的棉工作鞋里面，双脚的十个指头和后跟像似有几只猫儿在咬我们。双手的指头也剧烈地疼痛起来了。我们一回到帐篷里，老职工人就马上点起了帐篷地中间的一只天然气炉子。炉子里的火苗燃起来，帐篷里渐渐地开始有了一点热气。我感到浑身的血液也开始一点一点地流动起来了。我的双脚更是剧烈地疼痛起来了。我站在帐篷里，激动的情绪却还没有平静下来，一种奇怪的心情却涌上来了。
我自言自语了一句：“这一辈子可完了！这里比北大荒还要荒凉呀。”
那位老同志听到我的这句感叹，他笑了笑说，“你不知道吧，这里就是辽宁有名的南大荒。”
“北大荒，南大荒。怎么都在这种荒凉的地下才有石油呢。”
老职工听了哈哈大笑，说：“大城市里的地下是不会产石油的。你还不知道吧。我们新疆克拉玛依的大沙漠，大戈壁滩里，那里连点绿色都难以看到呢。我们哪里连石头都会被大风吹得走路呢。”
我听了，不由叹息一声。
二零零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