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人说：“人性是由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组成的，自然属性指的是无节制的本能和欲望，这是人之本性，是与生俱有的，而社会属性则是通过社会生活和社会教化所获得的，它是后天属性，我们说人性本恶，当然是指人性本来的，先天的就是恶的。”如果人性本恶，人与动物皆同自然属性，那么人和动物都是一样，若人与动物无异，则也是禽兽，又何必论人性，人之所以为人者，人之异于禽兽者，何也，所食则同，所以食则异，人同于禽兽者食，人异于禽兽者食之异，如此同是自然属性，然此自然属性已不同，正因其自然属性不同，才导致人与动物之社会性不同，正是人特有之心理生理，知觉运动，才构成人特有的礼义，礼义，正是人之文理。生理与心理之相作用，而构成人是有治的社会群体，人之生理心理一旦确定，根本不同于动物你争我夺，此谓是人人畋地其食，群揖而安的国家。问曰：“畋地其食，是人之能，但人之初也和动物无异，故言人之本性是动物之自然属性”，如果人和动物皆同自然属性，人为何有治，而禽兽无序，禽兽不能尽显天道么？天道不违乎禽兽，在人之天道与在禽兽之天道也，人同于禽兽是食，人异于禽兽是食之异，制天地之宜而用之，其力当其所得，才是人之本能，如将禽兽之恶盖于人之恶，不求其所以为人，而求其所以为兽，说人性善，是说人顺天之道，裁地之宜，得人之理。若以人类学者言人之原始与动物无异，这并不是人之为人，况且，单以动物来看，动物之间有何善恶，而是以人之有治与动物之无方较分出来，如果动物猎食是其义，则争食是其不义，动物会否相问：“尔取于我则可，我取于尔则不可，是何理也，”人生之能的变化，正是人之生理心理的变迁。若说人之初与动物无异，故人之自然属性与动物无异，则问，当两栖动物变化为陆地动物时，其属性犹是否两栖动物，张贷年曰：“未有人类之时，亦无所谓人性，乃人类始有，乃有所谓人性，方人类始有时，人性与禽兽之性相去几希，人类日进，人性与禽兽之性相去渐远。”此之谓也。
二
礼义法度起于何也，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分之，起法度以定之，既得其法，民得其欲，从这一点看，法度因恶而生，然则法者，法其不争，以其不争去其争，人可以不相争，存于人可以不相犯，故求治之法，从其可以不相争，而致其所以不相争，从这一点看，法度因恶而出，因善而生，是人能为礼义之故也，故先王恶其乱，非人所以然，于是制礼义以分之，起法度以定之，既得其法，民乐得其欲。
性恶论者，认为人之本性是自私自利的，这种自私自利之本性是恶的，每个人都想保住自我利益，顺此本性推论，因为顺其自私自利，人与人必然争夺而相犯，于是，制定法律禁止之。试问，单单是法律能使人们禁止争夺么？夫人有良知良能者，生理者，谓其良能，心理者，谓其良知也，人皆有劳作之能，人皆有好恶之知，两者相结而为治，是吾所谓心理生理之相作用，而构成人是有治之社会群体。
民忧乱而思治，然而治者，据民作食以为义，利用厚生正德，以为人之理，是人性理义之原始也，道德规范，虽是人为，亦资于天性，如修改某物，是因其善，化性起善，非所谓破坏其性，革而为善，古者圣王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非人所以然，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理者也，此之治，非因性之恶，因性之善也。未闻性不善而可使之从善，可使之从善，有从善之性存焉，人有善之理，而有善之治。
三
不足食于民，不足以为治，民无善彝，不足以为政，以人为禽兽，则禽兽有何善恶言，以禽兽自许，不知有人之道也，民之所以有治者，舍此三才而不由，罔治矣，奚何三才，一曰利用，二曰厚生，三曰正德，说民性善者，因乎此也，是人所以为人，所以为善之基也，失此斯才，莫说性恶，无若禽兽然。
故曰：“人非性恶，人若性恶，虽圣人亦不能使人无恶，然可使人不必为恶，故民无必然之恶，圣人之治，就是维持民不必为恶，民无必然之恶，有偶然之善存于其间，圣人之治，就是维持民偶然之善，然则偶然者，耦然之谓也，荀子曰：“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从天而颂之，孰与物畜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水旱虽凶未可祸也，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寒暑虽吉未为福也，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天何善何恶，天地之大德曰生，以人道率耦乎天道，故明于天人之际，则起有圣人之治，礼义之守，民当然处于善之界地。
四
自从孟子之性善论与荀子之性恶论相对而立，后世一直议论纷纷，辩了千百年，写了也有百十书，还是辩不完，无定论，夫人性好利，人有好利之欲，好利有宜有不宜，宜者谓义，不宜谓不义，义谓善，不义谓恶，以好利为人之性恶，是犹以欲为恶偏于一也，好利之欲可以善，好利之欲可以恶，你不能因为好利之恶，而直谓人性恶，人性是可以善，可以恶的，为何有人为其善，有人为其恶，此岂非有性善，有性恶吗？不是，性可以善可以不善，与有人性善有人性不善是不相一的，性可以不善是亡其性可以善，而性不善则是无其性可以善，故曰：“人性可以善，可以不善，”我却偏爱称人性可以善，况且谓有人性善，有人性恶，这是人有二性，圣人与我同类，恶人亦与我同属，故无圣人之性，小人之性，所以谓有人性善，有人性恶，是惑于用名，至于讲有人善，有人恶，这是气质之异，孰其他异？非其异质，持义深，故善，为何持义深，在其养也，持不义深，故恶，为何持不义深，在其养也。
五
董仲舒说：“茧有丝而茧非丝，卵有雏而卵非雏，”苟得其养，卵有雏而卵为雏，苟失其养，茧有丝而茧不丝，虽然茧不丝，也不是茧无丝之质，如同性不善，也不是性无善之质，无丝而有丝，此才是怪，无善而求善，此才是怪。苟无其内，而求于外，是犹无善而求善，无丝而求丝，鸟之性有飞，待事而后然，人之性有善，待事而后然，若无待而然谓之性，则万物无性。性之于善，犹禾之于米，至于不善，犹不米，见其不善不米，就谓无善无米，可乎？
冯友兰说：“无论人之善是俱生或是后得，人当有一种性质，使人之能学得善，其本来无此种性质，则无论如何学习，终如以沙煮饭，终不可成”，说善是后来勉强教训而成，但是勉强之成亦要其自身之才能而成，这才能如易曰：“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亦曰：“习与性成，”今有人说：“有后起之道德律规以制度人之性，然后能治而不乱，如除去制度，天下将大乱，由此可证人本来是恶，而善乃出于制度，”这是逆，不是顺，这是逆性而为制度，不是顺性而为礼法，假如人性恶，恶其有制度，试若除去制度，不复起，则人欲恶，试若除去制度，而复起，则人欲善。再者，如果人性恶，人也就不是这样的人，难道人之恶与禽兽之恶有何二样，使人得以有治，而使禽兽终归禽兽，礼义制度，是人理之当然如此。问曰：“善是性之名，制度是人之理，但恶也是有诸人，当天地不庶，万物不繁，其时恐人乱复如禽兽，制度不存，”如果这样，其时亦有其势，那时又有那时的情况，其势将是人口遂减，以适其地养，虽乱而遂复平治，故以地量于人，地多人少易为养，人多地少难为计，天地有生之德，人有生之理，苟天地不德，天理不存，言此者又过乎远见。农无足田，工无足业，人多地少，反损其人道，是为乱之由头，苟中国人少地多，其势亦为广生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