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翻译家草婴先生
那是是初夏的一个下午，在上海西区红瓦黄墙绿树掩映的一条僻静道路上，我找到了草婴先生居住的那条弄堂。长长的弄堂宽阔、整洁，且保持着一份令我神往的寂静。我循着门牌号码来到一黑漆大门前，按响了门铃。这时，我注意到院落里的洋房并不是紧挨着那高高的黑漆铁门，如果从楼上听到铃声而老远地跑来，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我站在门外静静地等待，脑海里浮现出十几年前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去草婴先生家的情况，那时草婴先生还没有搬来此地。旧的住处逼仄幽暗，先生在卧室带客厅的房间里热情地接待了我。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当时因为什么事情去他家了，但他那并不高大并且有点单薄的身影，和他那爽直且伴随着一口浓重的乡音的话语，却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同时还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是，在他床边的柜子上和其他易于摆放东西的地方，几乎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它使我明白眼前的老作家正经受着疾病的折磨------铁门开启声打断了我的回忆，循声望去，开门处，居然是草婴先生自己！草婴先生告诉我，夫人和保姆都正好出门所以自己来开门。听着先生爽直坦诚的话语，望着先生平静温和的神态，我顿时消除了先前还存有的一丝拘谨，一如十几年前那样的感到亲切与自然。
十多年了，草婴先生似乎不如以前腿脚灵便，可我依然能从他那沉缓的脚步中感受到那份坚定。他引着我走过院子里一条长长的小径后，来到了一幢颇为陈旧的洋房前。洋房的外表已见班驳，仿佛岁月留下的深深痕迹。在走上略显陈旧的楼梯时，草婴先生不时地关照我哪里注意安全，哪里小心磕碰，我随着先生的指引来到他书房兼会客室的客厅里。
那是一间依然不算宽敞的客厅，客厅的正南面两扇木门通往阳台，阳台前是一片偌大的花园；客厅的东边是草婴先生的写字台和看上去已经非常现代化的电脑设备，说它非常现代化是因为除了常规设备的一应俱全外，电脑还装上了可以传递图象数据的探视头；客厅的西侧，在书橱的环抱前，几只沙发围着茶几形成了一个不大的谈话空间。
我在沙发上坐定后说明了采访的来意。草婴先生听罢颔首凝思，随后在我身边的沙发转椅里坐下，开始向我讲述了他走上文学翻译道路的历史。
草婴先生告诉我，他的童年是在宁波镇海度过的。1937年日寇侵略中国那年，14岁的他和家人一起跟随做医生的父亲来到上海。由于对苏联十月革命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感到兴趣，以及对俄罗斯文学的爱好，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在草婴日渐懂事的心灵里埋下爱国抗敌的种子，草婴先生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跟随一个俄国的侨民太太学习俄语。
草婴先生学习俄语的刻苦精神，引起了当时在上海担任地下党领导、负责党的外围组织新闻研究会工作的姜椿芳同志的注意和赞赏。对俄语十分精通的姜椿芳同志主动提出并担当起为草婴先生学习俄语答疑解惑的责任来。
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反法西斯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的统一战线。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和苏联塔斯社商量合作办一份中文刊物，取名《时代周刊》，内容是通过翻译俄国的新闻报道来报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真实情况。这个时候，姜椿芳同志找到了草婴，希望他能够为这本杂志做点翻译工作。1941年的8月22日，就是从这本杂志的创刊起，草婴先生利用课余时间，开始踏上了矢志追求终身不悔的翻译工作的道路。
1943年，高中毕业的草婴先生抱着希望通过发展农业技术而达到农业救国的目的考取了南通农学院。但劳累所致的肺结核影响了他的正常读书，在当医生的父亲的再三督促下，他辍学回到上海养病。1945年8月苏联开始对日宣战后不久，草婴先生就正式到塔斯社上海分社上班，开始了他专职从事翻译工作的生涯。
50年代，上海成立了华东作家协会。年轻的草婴先生成了协会里专业的翻译会员，他以更大的热忱投身到自己喜爱的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工作之中，他先后翻译了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等一系列文学作品，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然而从六十年代起，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草婴先生的个人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和冲击。十年浩劫中草婴先生不仅被看作是苏联修正主义文艺鼻祖肖洛霍夫的代言人，而且被打成苏联特务送到农场隔离审查。草婴先生两次处于生死边缘。一次是在农场超负荷劳动而引起胃里大出血，另一次则是从农场回到出版社后的一次劳动中，以其嬴弱的身体参与搬运水泥，结果被沉重的水泥压趴在地上造成脊椎骨折，并在病床上整整躺了一年！
但是草婴先生没有倒下。当1977年重新恢复工作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余生的方向定在了翻译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的这个浩大目标上。经过了二十年的呕心沥血、焚膏继晷，草婴先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面对眼前这位将翻译俄罗斯文学当作自己终身事业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位历经磨难而依然矢志不渝的老翻译家，我怀着敬重的心情提出了自己积存于心的问题。
麦：草婴先生，读者阅读外国作家的作品，往往是记住这些外国作家的名字，却比较容易忽略或遗忘作为翻译外国作家作品的翻译家的名字及他们的存在，你是如何看待这样的情况呢？
草婴：翻译在总体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艺术性翻译，另一类是非艺术性翻译。非艺术性翻译包括科技翻译、外交翻译、新闻翻译等，如今科技作品、新闻报道以及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些文章，已经可以用机器来代替人工翻译，这样的翻译速度快，而且准确度也蛮高的。而艺术性翻译的性质与做法则与技术性翻译完全不同。
艺术性翻译本身属于艺术性工作，艺术性翻译除了要求能深入地表达原著的内容之外，还要求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写作是一种创作，而文学翻译也是一种再创作，是第二度创作。文学翻译家实际上担负文学家或着叫作家同译文读者之间的桥梁作用，同时又起了一个沟通着原著作家和译文读者之间思想感情交流的作用，他的作用不能由其他人或其他工具代替。
文学翻译家要将原著的有价值有经典意义的作品介绍给译文的广大读者，首先要看文学翻译家本身是否具备一定的条件，当然作为翻译家来说，精通两国语言或者说精通两国文字，这是最起码的条件。但光是精通两国语言或文字，作为一个文学翻译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一个文学翻译家要把原著作者的精神世界通过他的译文，非常完整地传达给译文的读者，使得译文读者能准确地感受到原著作者的思想感情、精神生活，同样达到原著作者希望达到的要求，也就是说，文学翻译本身也一定要具备像原著一样的艺术标准艺术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来完成文学翻译工作。
因此，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另一方面，即使是一个文学翻译家也不是能够翻译所有作家的作品。现在一些没有经验的出版社，往往不理解这点，甚至以为一个翻译家肯定是样样都能翻，只要你懂外文。实际上这是一个误会。
文学翻译家只能够翻译他所熟悉他所理解他所精通的某个作家的作品，是因为每个翻译家都有他的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使被翻译的文学作品达到完美，达到与原著间的距离尽可能的接近。
麦：这么说，其实翻译家还是在文学翻译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的？怪不得我的一位熟悉翻译作品的朋友告诉我，阅读老一代翻译家的作品，是能够看出翻译家个人的翻译特色的，比如看到罗曼·罗兰的作品就会想到傅雷，看到肖洛霍夫作品就会想到作为译者的你。而现在翻译工作者之所以被疏忽，是否可以理解其实也是有着他们自己的责任的？
草婴：翻译家的这种特色也叫翻译风格。应该说，凡是好的作家，不是蹩脚的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这个作家的风格与那个作家的风格明显不同。因此一个文学翻译家在他翻译时，首先要尽可能掌握原著作者的风格，然后翻译家要以自己所能达到的水平，来转达原著作者的风格。这种转达不是百分之一百的转达，因为两种不同的语言，都有其各自的文字上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客观存在的。
另外，文学翻译家本身也有其自己的文字风格，这文字风格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傅雷的翻译是大家公认的，他是老一辈翻译家，与我私交也很好，他能够很完美地传达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的作品。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不是所有法国作家的作品傅雷他都能够翻译好。
这方面拿我自己来说，也深有体会。你叫我翻译作品，我首先要看这个作家的作品我是否能够理解，他的风格我是否能够掌握，然后我还要考虑自己能不能通过翻译将其风格尽可能完美地传达过来。俄罗斯有许多作家，我只能翻译其中的几个作家的作品，而不能胜任所有作家作品的翻译。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自然、朴素的作品，不喜欢那些色彩强烈的、辞藻华丽的作品。
我找作家也是找自己风格比较接近的，比如托尔斯泰的作品、肖洛霍夫的作品，他们的作品本身是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之所以选择，更主要的也是他们的作品在文字语言方面，他们不崇尚华丽的辞藻，他们不同于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同于契可夫。
翻译家一定要翻译自己比较熟悉的比较能掌握的、同时也比较喜欢的作家，这是我从事文学翻译的一个基本宗旨。我在翻译一个作家的作品时，先要看他的原作，看完后我就要考虑，这个作家的作品我是否喜欢？我能不能比较完满地将它翻译过来？如果不是我喜欢的作品，哪怕你出再高的稿酬我也不会接受，或者也有我很喜欢的作品，但我自问能力与这部作品不够接近，也就是说我的文字风格与这部作品的文字风格有差异，我也不会去接受。我说这些话的主要意思，就是文学翻译不同于其他东西的翻译，它的要求较高。
我集中翻译托尔斯泰也是因为我考虑他作品的思想性比较接近我的内心想法。他的作品宣扬人道主义，也是我自己非常愿意接受的思想。托尔斯泰的作品对于培养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或者是人和人之间的爱等比较高尚的感情，都是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宣传和扩大的。
还有一点是托尔斯泰的作品不采用华丽的辞藻，他不卖弄技巧，而是非常朴实地真实地塑造了各种人物，一个作家的成功与失败，主要就是看塑造人物的功力如何，如果他塑造人物的功力高深，那他的作品本身是肯定能够拥有广大的读者的。
麦：草婴先生，我还想问你的是，你一生从事的是苏联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工作。而苏联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经历了历史上的大起大落，你的翻译工作自然也难免受到了大起大落的影响，甚至在一些非常时期，你还被看作是苏联特务，但是你经历了这样的磨难后，你为什么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追求，你难道没有过动摇吗？
草婴：在我早年选择学习俄语的时候，我从没有想过要当什么翻译家。而在我对俄罗斯文学产生了兴趣之后，我也没有在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就想到过放弃。
还在1996年9月30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采访我时，也问到了我在受了不少罪甚至两次走到了生死边缘的情况下，有没有过改变自己选择的念头。认为我凭什么能够坚持自己的工作？我回答就是凭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知识分子的良知应该具备五样东西，这五样东西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一是要有心，有知识分子的良心；二是要有头脑，任何事情任何问题要有独立思考；三要有一双眼睛，要自己观察，不能人云亦云；四是要有一根脊梁骨，不能随意弯曲；第五是要有自己的胆，没有自己的胆量，遇到可怕的情况或者巨大的压力你就会退却。
麦：我觉得你总结得很好。不过，知识分子大家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对你的压力与对别人的压力是一样的，为什么相同的压力下有些人可以这样做到，而有些人做不到？这里我还要回到前面说的问题，你经历了中苏外交关系发生变化的大起大落，包括你的生命经历了两次危险。
草婴：一次是在农场里胃大出血，上面吐血下面便血，五天五夜滴水不进，这是1969年；第二次是75年脊梁骨折断，在床上不能动弹整整躺了一年。
麦：这两次生命危险对你都是一种考验，如果说你做人原则灵活点，能够逢迎些左右，有些情况也许是可以避免的。
还有你的翻译生涯，也明显地经历了大起大落。5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红极一时，那时也许有人会羡慕你，觉得你很风光；而到了风云突变的时候，许多人又会想，亏得自己没有去碰俄罗斯文学。可是你在吃了这么多苦之后，在你复出后组织上安排你去译文社当领导时，你居然推辞了组织上这样的安排，坚持要做自己文学翻译的案头工作，并执意从事托尔斯泰小说全集近400万字的翻译工作，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想法在支撑着你呢？
草婴：其实这也是自己几十年逐步形成的。我一向以为一个作家首先要有骨头。我非常尊重铁骨铮铮那样的一些人，包括国内和国外的那些作家。
麦：所以你选择托尔斯泰的作品，一个是他所表现的人性，再一个也许就是他人格上的魅力。我曾经有这样的想法，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作家的作品和人品好像不是划等号的，但是与你交谈后，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作品和人品能不能划等号，也不是一概而论的。这就像你说的翻译分为两类一样，作家也是分为两类的，一类是作品与人品保持着一种同一性的，另一类是作品和人品分离的。
草婴：这一点在苏联作家中也特别多，有些当年被吹捧得很厉害的，现在回过头看很多都站不住脚了。尤其是在历史变动特别多特别快的情况下考验越严峻，就像一艘小船，在风浪越大天气越是恶劣的情况下，始终要不改变自己的航向，始终能够安全地前进，那其实是非常吃力的。我很不喜欢随波逐流的风派人物。
麦：在你恢复工作时让你去当总编，应该说这是一种很理想的安置啊。我用一种比较世俗的眼光看，这个社会有很多势利的地方，当了领导就有许多待遇，有人就会来尊重你，你就会得到许多想不到的好处，就你一个翻译家来说，甚至出书都要容易不少。而你没有了权利，有些人就会冷眼相待于你。
草婴：人各有志，各人走的是各人自己选择的道路，一个人总要有自己的志向。我可能受旧的思想影响较大，觉得人在世上就要为他人做点事情，而不是去获取他人的东西。英语中有这样一句话，“To live,Not to rat,But to give.”生活不是占有，而是奉献！这个观念在我的思想中早已有之，所以不能有利用职权去谋取什么的想法。
麦：这样的情况客观上也会带来不利啊，你不在位置上，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就会碰到许多困难。生活上的困难，甚至还包括你在出版翻译作品上。
草婴：在这些问题上的大小、重轻，都需要自己去把握的。苏联作家契诃夫有篇小说叫《你到底要什么》，其实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一下，你到底要什么？你要发财，你就想方设法去赚钱；你要出名，你就千方百计去抛头露面出风头。
麦：看来，人对自己的要的东西，一是要清楚，二是要简单。
草婴：1985年我随**团长去苏联时参观了托尔斯泰的住处。托尔斯泰的庄园有380公顷合5700亩土地，以这样的财富来供托尔斯泰享受是一辈子也受用不尽的。但他作为一个贵族少爷，很快却放弃了生活享乐而追求人性的关怀，投身于文学的道路。
麦：翻译工作和作家的创作工作有相通之处，我甚至觉得翻译工作要比创作更加来得寂寞。文学创作工作还有走马观花体验生活的需要。而翻译工作更多的是一本原著一本词典，面对这样的情况你感到过寂寞吗？
草婴：曾有人问起过我，作为翻译家，他首要的条件是什么？我回答的是，要甘于寂寞。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几本外语书几本词典几张稿纸一支笔，在这样的环境里，你不是过一天两天不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而是终身。因此一定要培养起这方面的精神力量。我有一点，外界的影响对我比较小，我是尽量避免外界的会议、应酬，包括游山玩水甚至出国访问等。尤其现在年纪大了，精力有限，我就更少参加社会活动了。我比较喜欢郑板桥的诗句，“咬定青山不放松”，这个精神是做好任何工作都必须要具备的精神。
麦：你在从事翻译工作中也好，在对一些事情的处理上也好，包括遇到了政治风浪也好，你都保持了自己的个性，好像任何外界的事物都不能影响你。
草婴：说得好听点，是说我个性比较强，说得难听点，就是我这个人比较“艮”。其实人不可能样样都做和都能做好，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在我身边原来也有一些同行、朋友和年轻人，本来想好要做多少事情，最后都来不及了。包括作家也是，有许多老作家说有多少多少的书要写，到最后真正完成的、达到一定水平的，和他原来想法距离很大。
麦：所以在这点上我也很敬佩你，到你重新工作的时候，你已经五十几岁了，可是你还是将托尔斯泰400万字的小说全集作为自己的努力目标，你估计过完成这个目标大概需要多少时间？你有没有对自己完成这项任务产生过担忧呢？
草婴：我大概有点数的，觉得总要有近二十年的时间。至于担忧，我没有更多的考虑，当时的心情可以借用一句外国的谚语来表达，那就是我已经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了一个篮子里，中国话叫做孤注一掷。
麦：那你开始翻译托尔斯泰作品的时候，每天规定自己的任务吗？
草婴：不作规定，但每天大致要投入工作的时间基本是保证的。我是将每天最有效的时间留给了自己的工作。
人一生要做的事情很多，甚至每天要做的事情也不少，但一个人应该明白自己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做到有所不为和有所为。人生很短促，精力也有限，像我这样身体不好的，做好一件事情要花极大的努力，但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一定要集中精力，不要分散不要浪费。我这个人对经济方面不很看重，过得去就可以了；但对时间精力我是比较吝啬的。以前我在进入工作的上午8点到12点，是拒绝一切其他事务的，这是雷打不动的。
麦：你的这种风格你的子女是否也受到了影响？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工作领域里也都成了很有成就的人。你女儿的画如今已经陈列在世界上一些著名建筑里，比如浦东的金茂大厦。
草婴：可能的。我常常对我女儿说，世界上有多少画家艺术家，到最后获得成功的、在历史上有影响的微乎其微。什么原因？就是这些人始终不能把自己的精力全部集中起来。一些画家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这是一些浪费艺术家的活动。无论是画家还是别的艺术家，都应该将自己百分之九十的精力放到自己的工作中去，我就很少参加外面的社会活动，能推则推，现在我也做出牌子了。
麦：另外，你能谈谈在苏联获得文学奖的情况吗？
草婴：那是1987年，莫斯科要召开一个翻译会议，中国作协通知我参加并让我带队，共去了4个人。世界上有五、六十个国家参加。会上他们让我谈了自己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经历。会议结束时，会议评定我获得了高尔基文学奖，并给我颁发了奖状和奖金。其实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奖项，原来是苏联想用其抗衡于西方诺贝尔文学奖的。会议这个之后不久，苏联解体了，所以我也是唯一一个获得这个奖项的中国作家。
时间过得真快，墙上时钟的指针已经指向了傍晚时分，屋子里的光线也渐渐有了些暗淡，我起身准备离开了。草婴先生见状执意相送，说是正好顺便下楼走走。当我们走过院子里满是他喜爱并种植的花卉前时，草婴先生又兴致勃勃地带我去了他家院落里的那块花园。花园的中间是一块碧绿的草地，草地四周种植的树木已经高过楼房，那茂密的树木紧紧依傍，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屏障隔绝了四周的水泥建筑。我置身绿色的自然环境里，有如置身于俄罗斯广袤的土地上。于是，少年时期接触俄罗斯文学作品带给我的所有印象，如今正和眼前的这位老人融为一体，在我心里树起了一座丰碑。
（原文刊于2001年8月4日《文汇读书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