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王安忆
编者按：几年前，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甫一问世，麦穗奇就以缩写方式，最早向广大读者介绍了这部作品（见《文汇读书周报》1996年6月1日）。《长恨歌》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消息传来后，麦穗奇又采访了王安忆，了解《长恨歌》的获奖情况以及作家本人的创作感受。访谈以闲聊的方式进行，令人感到亲切；而访谈传递的生活、读书、勤奋与创作之间关系的信息，又给人以诸多启迪。以下是笔者采访王安忆的访谈纪实。
麦：安忆，你好。几年前我以缩写的方式介绍了你的作品《长恨歌》，当时就很喜欢你的这部作品。这次作品得奖，首先向你表示祝贺，并也想就此向你做个采访。
王：好的。
麦：你的作品获得的文学奖项已经很多，你是怎样看待这次的获奖？你对作品获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王：我这次得奖是我所有文学作品中一个最大的奖，中国没有其他大的文学奖，茅盾奖好像就是中国最大的文学奖了。我觉得我能得奖是我的运气很好，全国短篇小说奖我得过，中篇我也得过奖，这次的奖可以说是全国唯一的一个长篇小说奖，而且评得很少，我也得到了，我自己也感到意外。
这个奖实际是个政府奖。过去评出的作品一般都是比较主流的，即使比较边缘的也是历史小说，主要对长篇小说的评价标准要求具有史诗型的。像《白鹿原》这样的作品，就可以说是比较标准的史诗型的作品。而这次我写的是当代生活，表现的也是小人物的命运，离史诗的标准这么远的作品还能得奖，我自己也觉得很意外。有人认为我的小说进入不了历史潮流，评奖委员会有个叫张炯的曾写过一篇文章说过，《长恨歌》的文学性超过了它的题材。这话到底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但实在也说明了一种情况，就是茅盾奖对我网开一面。
麦：我在此前曾将茅盾奖一至五届获奖作品目录都拿来看了，看后觉得那里的有些作品现在来看已经陌生，看到一些作品或是作者的名字都已经没有印象。而实际上我觉得好的作品是不应该如此的，是应该在10年、20年甚至几十年之后依然感到精彩的。
王：茅盾奖我觉得第一届评得很好，像《许茂和他的女儿》、《芙蓉镇》等，后几届我不能多讲了。茅盾奖是国家级大奖，可评出后始终未能让别人信服。我们这样的人其实也不怎么期望，所以我这次得奖有点受宠若惊。
其实我这部小说，在四、五年前已经参与过一次茅盾奖的评选，结果是没有予以考虑。所以这次提出推荐时，我劝他们不要推荐，因为上次有过一次评奖，还白白浪费了名额。没想到这次评选却通过了，我觉得这中间有很多机缘。这次我的作品获奖，说明茅盾奖开放与扩大了作品的入选范围。
麦：这是不是与你的作品虽然经历了好几年时间，但是经受了读者、评论界的推敲？或者说这样的长篇不获奖有点说不过去？
王：（笑）那是评论界的事，但对我来说也是有些奇怪的。小说刚出来时曾热过一阵，后来就冷下来了，书也已经开始走不动了，想不到又被评上奖了。
麦：这样的获奖有点迟到的感觉。
王：是有点迟到的感觉，不说迟到也是旧话重提了，反正我是感到很吃惊的。当然即使迟到也是好事，我的书又开始走动了，我也有实惠的。
麦：你这本书是否向海内外介绍过？
王：有的。台湾、香港都已经出书了，台湾还在当年就获得了《中国时报》的1996年度的“好作品奖”。
麦：我曾以缩写方式为报社介绍过一些作品，有些作品在缩写时可以大刀阔斧地去砍，而且不伤筋骨。可你的作品让我觉得难以下手，每个片段都是表达了一种环环相扣的氛围与心情。我在想实际上作家都是一样地感受生活，一样地将自己的感受通过文学的方式传递给读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王：我的作品缩写较难，因为它的故事不是很清楚很简练，虽然事情本身很简单。我主要在于怎么说这个故事，我的小说有时是蛮难归纳和缩写的，这与写作看法有关。
麦：你是不是想在叙述故事的时候，传达自己的一种感受，或者是展现一种场景传递一种气氛？
王：故事发生了，故事背后的东西是连在一起的，各个细节都要切合。譬如《长恨歌》的故事非常简单，一个上海姑娘被金屋藏娇，后来变迁，与一个年轻人搞在一起，最后被杀，是一种无谓的被杀。故事很简单，听起来像是小报新闻。但我讲述这个故事，我是将其放入一种背景，所以会写弄堂，写鸽子，这些都是故事的外延。只有在这样的场景中，故事才有真正的格调。否则就是一个小报新闻，这完全取决与你对故事的看法。
麦：我的一个朋友曾告诉我，她很喜欢你卷首的那些大段描写，她觉得这样的表现方式是必须的，正是看了前面这样的描写，才感到自己一点点地走了进去。
王：故事前面是重要的，那是为主角出场搭好舞台，他在这个舞台与其他舞台上的活动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比较注意种种方面，人物在什么场景中活动，在什么气氛中活动，实际对其故事都有决定性的作用的，这是很具体的写作方式。
麦：按你的生活经历来说，你不是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你的生活环境也大不相同。
王：是的，我的父母都是南下干部。
麦：这种状态和你有相当远的距离的情况下，你是如何来把握这样的故事？
王：我回想起来，我写四十年代的时候是比较好写的，因为它完全可以出于想象。完全出于想象是很方便的，就像人们常说的“画鬼容易画人难”，因为你在写大家都无法证实的东西，你的想象空间很大，而且很自由的。当然我也需要找到根本的资料，人毕竟不能凭空想象。
我的第二部分写六十年代，这与自己生活经历就有了关系。我实际上是生活在小市民堆里的。虽然父母是南下干部，但我生活的环境是在淮海路，附近的市民都是小康水平。我对这里的生活有自己的情结。我在他们中间长大，我观察他们，向他们学习，这组成了我整个六十年代的经历。后来就插队落户去了。文革前的这段经历帮助我写了第二段，所以我个人最喜欢第二段，我觉得自己第二段写得最好，不像前面第一段完全靠想象。
麦：就是说觉得在写作上能够贴近它。
王：是的。第三部分的写作自己实际上是进入了故事状态。开始都已经铺垫好了，正式进入情节了，感性的东西就不是这么重了，情节就开始快起来。这时人开始脱离正事，进入到故事的情节中去了。
麦：你的整个创作花了多少时间？
王：说是整整一年，其实也做其他事情，压缩在一起算，大概是大半年时间。
麦：平时写长篇也需要经历这么一段时间与过程？
王：我写东西是细水长流，天天写。如果你一天写一千字，日积月累就很可观了，一年就有三十多万字了。
麦：写作需要一个好的心态，如果你天天写一千字，怎样让自己很快进入状态呢？才进入好的状态到了该停笔的时候怎么办？
王：我已经写了二十年了。前十年还没有这么规律，我想写一个东西，就会跑去找一个地方关起来，拼命写一两个月。写完今年的任务就完成了，余下时间就看书作调查。后来十年进入了专业作家状态，写作已经比较技术化了，因为它需要你细水长流，不能用猛干的方式。这以后我的写作就相当有规律，我觉得只有有规律的写作，才能写长篇。而且写作也不像年轻时那么情绪化，开始进入这么一种状态，感情已经准备就绪，剩下就是技术的准备了。
我每天上午写，明确自己要写什么，今天要叫这个人物进入到那里，我写到那里就不写了，我今天的任务完成了，这已经是很规律的事情了。
麦：这是否有点像人家学气功，往那一站，三两分钟很就得气。而初学者半小时一小时都没感觉？
王：我不学气功没有这样的体会，而且我也觉得没有这么神秘。我觉得创作其实更像做手艺的人。我小时候很喜欢绣枕套，我觉得创作有时就像做绣花工作，今天一朵花明天一朵花的，但整个布局心里早就有谱了，虽然不是十分的明确。
麦：在创作前已将思路理过一遍？
王：没有。我现在写作常常是一边写一边接近。
麦：目的想到什么地方清楚吗？
王：不很具体，但总体上的想法是有的。一个人出来，在什么状态下活动，他的色调是什么颜色，他是什么样的基调，接下来就像绣花一样，并且像苏绣一样是非常写实的绣花。
麦：有点像人家盖楼房，一天砌多少砖。
王：对，对。在砌砖的时候有一份蓝图，但蓝图不十分具体和清晰，但是又不能完全没有蓝图。
麦：有时会不会偏离？
王：会的。有时偏离了，自己会感觉很难过的，然后会设法将它拉回来。
麦：长篇创作是很艰苦的过程。
王：长篇贵在坚持。其实写作中最轻松的是长篇。短篇着急写完，着急抄，有紧张感。长篇写作的感觉是放心好了，总归是要慢慢来的，心就比较定，不急。
麦：这和作家的心态是否有关系，有些作家创作的长篇读来总有底气不足的感觉。
王：我觉得好些作家的长篇败就败在他坚持不够，一开始看是非常不错的，到后来就不行，我觉得也是他没有很好的坚持。开始要悠着点，后来就是坚持了。
麦：你写了这么多年，按一般情况看，其他人早已写光了。
王：写不完的，现在生活很丰富，写不光的。再说我也没有想这么多，有东西想写就写。
麦：那你想写的时候，那些东西怎么会跑出来呢？
王：前十年有这个问题，创作东西像一阵一阵的潮水，写完一点就等，等到新一阵潮水出现了再写。后十年确实走到了比较职业化的道路上，写作变得很有规律。
麦：用过去的话说，是必然状态走向自由状态？
王：（笑）我现在基本每天都写，小说不写时也写其他。
麦：你会一部作品没有结束，开始进入另一部作品吗？
王：不会，我做不到。我需要的是一直保持一种好的写作状态。当然小说写完，我会写点散文、杂文或随笔，不让自己的手空下来。我觉得每天写点东西是一种训练，不写，手会觉得生硬。写作其实是一种训练，说到底很具体，就是用词遣句。就像人家练功一样，一天不练手生。我的写作也已经进入了这样的状态，已经比较机械了。
麦：是否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不是轻易放弃，它也扔不掉了。
王：我觉得每天写点心情就好。这是自己的一份工作，每天完成了工作再去看书看电视才能心定。自己对自己有个交代，不写自己觉得很难受，具体怎么的我也说不清这种状态。
但不写手会生疏，这是要训练的。现在许多作家将创作看得很神秘，认为要有才能、灵感，我觉得这些都是前提。
麦：即使具备了这么多前提，也不一定成为好的作家。
王：还是需要劳动，大量的艰苦劳动。劳动是很重要的，许多人具备了这些能力，但他们没有好好地劳动，没有好的劳动态度，这是件很现实的事情。
麦：是的，现在一些作家在劳动，但他生产出来的作品不能令人满意。他将生活中的东西搬入作品，感觉是连筛子都没有筛过。
王：是的，现在许多人作品写得很马虎。这中间各人的劳动态度不一样，各人的判断也不一样。对我来说，如果写了一句坏的句子，会感到很懊恼，甚至不能容忍这样的情况发生。
麦：这里有个劳动态度问题。
王：劳动态度非常重要。
麦：从这个角度说，好的作家就是一个劳动模范。他像其他领域的劳动模范一样，是全身心地将自己的勤奋认真投入到了自己从事的领域里。
王：所有搞艺术的人，都有一个劳动态度的问题。跳舞的辛丽丽我和她很熟，她的舞跳得好，我到她的学校去过几次。每次去看见她几乎都是一身汗水地在练功房里。我看许多艺术上有成就的人，都是非常用功的人，这种用功甚至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麦：所以你现在的创作成果如果得到认可，那也是你过去二十年操练的结果。
王：人们提到“练”字，往往会觉得这是很笨的事情，其实不对，其实是需要练的。尤其是我们这样的人，书没有好好读过，看文言文很吃力，需要好好训练。有时看到老人写的东西，觉得这么漂亮，心里很清楚他们是经过了很多年的训练的。
麦：你看书有选择吗？
王：不选择，拿到什么看什么。
麦：有作家说从来不看别人的书，不看别人的作品。
王；我看的，我喜欢看同代人的作品，我希望能知道别人在做什么。
麦：是觉得有帮助吗？
王：我没有这么功利。我看到别人好的东西会感到兴奋，好东西看得多了，就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判断力也能靠这样的方式来提高。所以我觉得看书是作家最基本的训练，是一种综合方法。
除了看书，还看生活，慢慢地进入状态。
麦：进入一种平稳的状态？
王：我的生活很有规律。
麦：你的生活有规律，你的创作也就有规律，你的创作有规律，你出来的作品就有规律，作品的质量就不是大起大落，像一条稳定的流水线。反之，常受外界干扰，情绪忽高忽低，创作心态起伏波动，恐怕难有质量稳定的作品产生。
王：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安定的生活，如果仓促就没有办法工作。另外我的生活也比较封闭。
麦：你觉得生活封闭对你的创作有利否？
王：我觉得相对封闭有益。这个世界太乱，思想也会被搞乱，要寻找一种永恒不变的东西，相对封闭有利于你进行思考。我们是思想劳动者，思想劳动在勤恳的状态中。外界的东西影响太多，内心的东西就会变得简单。
麦：现在有许多作家对外界丰富多彩的生活很感兴趣，有时就成了社会活动家。
王：现在信息很多，许多信息是多余和没有用处的。
麦：你自己的作品完成后，外界的评奖，评论界的舆论，读者中的反响，你最在意的是哪方面呢？
王：我最在意的是自己，当我觉得自己将最好的状态表现出来后，我是不太在乎外界的评价的。而我非常在意外界的评价时，其实是我对自己作品没有信心的时候，是自己也把握不准的时候。
麦：你对下步的创作有什么具体打算吗？
王：没有。我的创作在技术上准备充分后，主要是等待契机，等待一个好的故事。我一直觉得一个好的故事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调动我的生活积累，使我将自己的生活感受表达出来，但那是可遇不可求的。过去十年里，我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想写一部关于传教士题材的小说，但是我始终没有动笔的激情，没有引发我创作的动因。我觉得创作常常就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所以我外出很注意收集故事，我总觉得那些民间故事中有许多是非常精彩的，甚至会成为我文学创作的一个由头。
我很喜欢江南小镇的生活，每年都要去那里看看。最近手头上就在写一部关于江南小镇故事的中篇，也可算长篇，在10万字左右。
麦：你的业余生活是怎么安排的呢？
王：我每年有一两次出去走走，看看生活，了解情况。只是我的业余生活其实是很枯燥的，平时最多的是看看书看看电视。有时我看到一本好的小说会很激动。
麦：（见桌上的英文原版小说）你在学习英语吗？
王：我的英语学习也有些年头了，现在阅读原著已经没有问题，只是开口不行。这本英文原著是美国小说家斯坦贝克的小说集，是我去美国访问时买的。其中的这篇小说《蛇》我看了非常喜欢，总也忘不掉，而且一直想着要将它翻译出来，不是为了出版，完全是自己的兴趣使然。我现在正在翻译这个短篇小说，其实这也就是我的业余生活。
麦：安忆，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王：不用谢，欢迎你再来，有什么不清楚可以再打电话来。
（原文刊于2001年1月27日《文汇读书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