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原中国作协副主席陆文夫
秋冬时节，枫叶红了，我又一次踏上苏州的土地，采访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陆文夫。
陆文夫的家就在苏州城内临近网狮园的一条僻静而幽深的弄堂里。那是一片由一幢幢二层楼房构成的生活住宅区。陆文夫家的小院前，是一条静静的河流。河水苍凉，流淌着江南水乡那种宁静和淡泊。门楼上，一串串青黄夹杂的爬山虎沿墙壁沿门楼不屈地攀缘着，虽秋冬却依然不改初衷，令我领略了生命的顽强和自然的勃勃生机。
多年前我曾见过陆文夫，我也读过作家本人描写江南小巷的一些故事，总觉得陆文夫就是应该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那弯曲的小巷，那僻静的小院，那毫不张扬的小楼，一切都和我的想象是如此吻合。
在约定的时间，我按响了门铃。片刻后，多年未见的老作家精神矍铄地前来开门。
“我们见过，我们见过。”老作家边说边把我热情地引进了他家的小院。
我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坐下。客厅里简洁明了的装饰，加上陆文夫温和平静的谈吐，令我有了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陆文夫告诉我他近年来身体不怎么好，那讨厌的哮喘令他举步维艰，所以基本已经闭门谢客。不过今年情况稍有好转，眼下在抓紧手头上正在进行中的创作。
陆文夫向我说起了他那多舛的人生经历。半个世纪的世事沧桑，三起两落的坎坷命运，年过半百后才又重现辉煌的创作生涯，都在我心头留下了沉甸甸的分量。
陆文夫祖籍江苏泰兴。1948年，在苏州高中毕业后去了苏北革命根据地。苏州解放后，先后任新华社苏州支社采访员和《新苏州报》记者。1953年陆文夫开始尝试文学创作。1956年短篇小说《小巷深处》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陆文夫创作上有新突破的标志。同年，陆文夫和其他几位在江苏已经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高晓声、艾煊、方之等，酝酿筹备创立文学刊物《探求者》。1957年政治风云骤起，《探求者》尚未面世就已经成了陆文夫等人组织**小集团的罪证。陆文夫因不是党员，所以作了行政降两级的处分，被下放到苏州机床厂去当了工人。
进入60年代，文学领域掀起了讴歌工农兵的热潮。江苏文联开始组织三结合的创作组，陆文夫二度出山，再次来到省文联。继而，他所创作的《葛师傅》《二遇周泰》等一些反映工人阶级生活的作品，得到了名家肯定。茅盾北京在中国作协召开的青年作家创作讨论会上，公开赞扬了陆文夫写“中间人物”的创作方向。
然而，茅盾对“中间人物”创作观点的肯定，很快在1964年开始的文艺整风中受到了批判。陆文夫被看作茅盾的门徒，又一次在劫难逃，被下放到苏州的纺织厂参加劳动。
紧接着“文革”开始，已被看作是死老虎的陆文夫被扫地出门，全家逐出苏州，去了黄海之滨的农村，而且一去十年。
四人帮粉碎后，重返文坛的陆文夫创作激情喷薄而出，连续发表了《献身》、《小贩世家》、《围墙》、《美食家》、《井》等中、短篇小说。他的作品大都描写市民生活，幽默、诙谐，使人在笑中感到一种苦涩和深沉，因此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还得到了文学界的一致赞誉，小说频频得奖。《献身》、《小贩世家》、《围墙》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美食家》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井》获《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
陆文夫本人也因创作成绩突出，被选举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
近年来由于身体状况不理想，陆文夫创作节奏也慢了不少，写了《人之窝》之后，他除了偶尔写点小文章，已经很少动笔。
于是我问：你身体吃不消，怎么却亲自挂帅去主编《苏州文化》的杂志呢？
陆：那是苏州要办一份文化类杂志，要找个人当主编。市委书记跑来找我，说你在苏州呆了这么多年，苏州一直是你的港湾。苏州现在这本刊物有点困难，你总要帮帮我们的忙吧？这句话一说，我也知道自己无论如何没有理由推卸了，就答应了市委书记的要求。
但是，我想我要么不干，要干就是真干，所以我人权、财权都是我自己抓，稿件由我终审，因为我没有德高望重的资历可以让我挂名而不担实际的责任。如今，这个刊物到今年已经十一年了。
问：是啊，我在网上看到了你们刊物的电子版情况。
陆：是的，我们的刊物是上网的。我用电脑的历史很早了，中国作家中我是比较早用电脑的。我知道第一个使用电脑的作家是徐迟，第二个是韶华，第三个就是我。我和徐迟很熟，他说你应该用电脑，你不用电脑，将来年纪大了写字不方便。我觉得有道理，就去买了。那时电脑很贵的，当时正好香港出版了我一本书，我拿到了一笔稿费，就让别人从那里带了一台电脑来，用到现在我已经是奔腾Ⅲ的电脑了。
电脑这东西真是好，如果我没有电脑，那么现在我是没法继续进行写作了，因为我的手写字时颤抖。我学会使用电脑后就鼓动王蒙、李国文他们，他们也相继用上了电脑。
（听陆文夫介绍着他的情况，我感慨老人的心态依然年轻，是啊，岁月可以让老人的视力减退头发染霜，可是老人的思想还是像年轻人一样的充溢着活力。）
问：在目前情况下，这本刊物你还管着吗？
陆：是的。如今《苏州杂志》这本刊物，却成了我的本职工作，让我解脱不开。其他的社会职务我都要退下来了，包括中国作协的副主席，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我觉得七十岁以上的都应该下来了。还有苏州文联主席等，我都要退掉了。我想属于我的时间也不多了，所以刊物我也在物色接班人，否则我自己的创作任务就要完不成了。
（我担心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将影响我拍照的机会，我建议先在小院里，为陆文夫拍摄两张近期的照片，陆文夫爽快地答应了。
我们来到了屋前的院落，太阳已经落山，西边的晚霞被黄昏暮色所笼罩，苍茫而寥落。在我的镜头前，陆文夫安然随和，却不失俊朗风采。
当我希望能够和他一起合影留念时，陆文夫“老太、老太”地喊来了陆师母帮忙。合影后，我们回到屋里继续了刚才的话题。）
问：你的创作经历比较坎坷，你如何看待这段坎坷的经历？
陆：应该说是各有利弊。对熟悉这个社会，了解这个社会应该说是有利的。
问：但反过来对作家的创作生命来说——
陆：那完全是一种浪费。那是一个人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最有益于创作的时候，我大概有十五年的时光是这样地浪费掉了。文革十年，再加上前面57年一段，64年一段，那段精力最为旺盛的时间是最有可能出好作品的时候。
我真正写小说，是从50岁才开始的，前面好像都是准备阶段，到了后来才抓住了一个尾巴。从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我身体就不好了，创作已经力不从心。
其实写小说的人，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他考虑问题的层面也和平常考虑工作是两样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所以后来有好多作家，担任了社会的工作后，虽然他们也在写，但写出的东西就不是那么理想了。
问：如果是工作，今天的工作没做完，明天可以接着去做，但创作的话，你一旦进入了这种状态再把他拉出来——
陆：那就会很长的时间进入不了情况。即使进入了，也肯定不是原来的那种情况那种效果了，我是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的。
问：你的经历已经把你弄得几次搁笔，但是到最后你为什么还是不想放弃？
陆：创作这东西其实是有瘾的，就像吸毒的人尝过毒后，戒是戒不掉的。所以所谓的不想写，也是在环境不允许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说法，一旦情况许可机会来了，他说不写也做不到的。
问：那你在射阳十年，是属于创作的愿望始终存在而客观不允许你动笔？
陆：当时的不想，其实是觉得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包括当时的写作还必须按照当时的要求去写，什么“三突出”、“主题先行”等等。到后来我一看，那其实也已经不是小说了。另外，那时还有另一个阻碍写作的困难是生活没有着落的实际情况，米要你自己脱粒，菜也要你自己去种植，一家子人的生计要你去对付。
问：有一种说法，作家和地域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像韩少功与湖南、莫言和山东高密、贾平凹和他的商州等等，而你创作的作品也基本围绕着苏州的生活。
陆：那是离不开的。作家没有一个可靠的生活基础的话，可能能够写一些作品，但难以写出真正的好作品来的。当然现在的情况也和五十年前完全不同了，现在的信息非常流通，过去你写农村，一个村子里就这么几个人。现在就不同了，现在事情发生了变化，村子里的农民跑到城里来了。现在工人的概念也已经和过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以，让我写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我没有那样的感受了。
问：一般的情况下，生活区域对作家的影响是大的，而作家对自己生活区域的影响相对就不容易感觉到。可是你的情况就不同了，可以不夸张地说，你对苏州生活的影响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举例说明，现在人们讲到饮食文化，讲到美食，毫无例外地会想到你，想到你的《美食家》作品。包括现在人们饮食细节的了解，好像都是源自于你的作品。小说和生活能够如此紧密的结合，恐怕你是第一人吧？而实际上你并不是饮食行业出身，为什么你能够对那些细节有如此深刻的了解呢？
陆：写生活的细节，不能大而化之，必须具体而准确。但是小说也要注意另一种倾向，就是它的过分细节化。作品的本身靠细节，作品的细节需要有选择有典型效果，但作家不能沉浸在细节当中。我见到有人也仿照《美食家》写，写得全是吃的细节，我看也没有留下来印象。实际上作品一定要和生活、和生活的大背景紧密地结合。
有人说我总写小巷作品，我想想也对。三十年代上海就有写亭子间的作品。但是写亭子间为什么许多作品就存不下来呢？那是因为太亭子间化了，躲到亭子间里与世隔绝了。你可以写小巷，但你必须站在一个制高点上。你仔细去看《美食家》，它不是写吃，吃只是它的一个引子，它实际上写的是中国二三十年间的变迁。有一个外国人是这样评价的，他说，你是把政治和饭一道吃下去了。如果光写了吃，那样的小说是站不住的。
所以写小说是大处着眼，小处着笔。这是写小说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则。
问：你的《美食家》小说，表面上写了吃，写了一个姓朱的主人公，实际上是通过对他生活习性的变化来反映出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写了社会变化政治动荡改变了正常人的生活节奏。
陆：过去说三天不吃饭可以，三天不读书不行，其实是相反。吃饭是人类的基本需要，怎么可以被取消呢？
问：由此看来，熟悉某段生活的人不一定能写好小说，而写好小说的人却必须要熟悉这样的生活并能站在一个高度上来把握和理解它。只有站在一定的高度并用好了这样的细节，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来。另一点，我觉得你的小说如《小巷深处》等，很少像别人的小说那样剑拔弩张、有那种主观意识上想给别人以教育的印象，所以虽然作品是几十年前写的，但现在看时依然还会有一种感动。
陆：我的小说不是说服人的，说服人的是理论。《红楼梦》里贾政教育贾宝玉，打他是没有用的，感动是可以教育人的。小说本身就是感动人的，不是用来教育人的。
问：现在的小说好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流文学，它像宣言一样要有声音，来让你知道我们当前提倡什么，还有一种就是完全走向个人化的小说。
陆：文学界有一种说法，叫“官场文学”和“市场文学”。“官场文学”能得到领导的肯定，能得奖，也能带动市场的效应；还有一种就是有市场效果的。
问：那你觉得一个作家应该——
陆：和市场接轨啊。（笑）小说写了没人看，不和市场接轨，那就拉倒了。
问：那么完全按照市场的方式去走，你怎么看待那些暴露文学，美女文学？
陆：中国的作家像中国的老百姓一样，往往容易失去自己的思考。跟风走，随大流。而且近年来文坛十分闹猛，常有各种事端发生，各种炒作也很频繁；自炒的，被炒的，炒人的，都很起劲。只是有时候缺少点绅士风度。我想这其实也没关系的，毕竟我们富起来还没有几天，绅士风度是要学识和财富来培养的。
当然也有人埋怨，说热闹有什么用，好作品在哪里？好作品也不是没有，如去年评出的、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就是好作品。说好作品不多，这是事实，好作品哪能太多？太多了就不值钱。何况还有许多好作品暂时还没有被发现。古往今来，能在文学史上留下的作品有几篇？
问：你的意思是即使是一个宽松的适宜创作的时代，也不见得马上就能出现好作品？
陆：文学不见得一定和特定的时期保持同步，文学的发展是波浪式的，有时候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有时候也走在经济发展的前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在摸着石头过河，文学也是在对外开放中摸索着自己的路。
改革开放一开始，文学通向外埠的大门敞开，弄潮者得风气之先。一时间，各种流派，各种主义，各种创作方法，都开始涌进我们这座关闭已久的大门，使得中国文坛十分热闹而且充满生机。要我看，中国的小说不能“批”，你对某种书一“批”，好奇的读者就会想去把书买来看看，于是，这本书的发行量最少三十万！现在挨批又不会下放劳动，那版税倒是少不了的。
问：开放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文学界的确掀起了一股学习和效仿国外文学创作手法的热潮。那也许是国门关得太久了的缘故，所以良莠不齐全进来了。
陆：那时那种引进的热忱真的让人感到好笑，记得有一段时期出现了许多我看不懂的小说，理论家也听不懂的名词。什么三无小说，没有标点符号的文章等等。一时间，许多文学期刊都发表了此类的文章。我也曾问过那发稿的编辑，问他懂不懂？他说他也不懂。不懂为什么还要发呢？他说不发好像是思想不解放，跟不上潮流。你看，中国人的思维是宁可发自己也看不懂的作品，也不愿意让人家感到他落后于形势。
不过，形式是引进了，但内容却依然是传统的那一套。比如，解放以后中国的文学，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个主要的内容，而且往往被称之为“主流”，包括粉碎四人帮后的伤痕文学在内，这是当年的各种运动和计划经济的反映。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就业、分配、生活方式，甚至服装的式样都是差不多的。你要想多样化也很难，因为生活的本身也并不多样，多样了就被视为异类。萧也牧写了个《我们夫妻之间》，到后来连命也赔了进去。
如今，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标准，精神状态等等，也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而且也逐步反映到文学艺术中来了。
问：你是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这样的反映的呢？你认为这样的变化与反映有利于文学的发展吗？
陆：这样的变化和反映有它解放思想和突破禁锢的一面，但也反映了那种精神上的无所适从。也就是说物质家园超前建设了，精神的家园尚未建成，因而物质发展的节奏满足不了稍有滞后的人们的精神需求。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把文学艺术也推向市场。文学艺术一旦打破了羞羞答答，一旦成为商品进入了市场，它也就具备了普通商品的属性。普通商品是作用于人体，是物质变精神；文学艺术是作用于人的思想，是精神变物质。两种商品作用于人的管道不同，却也是异曲同工。所以我们也不必掩饰文学的商品属性。
可喜的是，最近的几年我们在富裕的地区已经看到了上述的那种变化，人们的消费心态趋于正常，逐渐地成熟。作家们的心态也趋于正常了，书房有了，电脑有了，各种"玩儿文学"自己玩过了，或者是也看见别人玩过了，从而使作家们可以更为**地体察到人们在精神上的萌动，这是文学作品中最为活跃的源泉。社会是一辆两个轮子的大车，一个轮子是精神，一个轮子是物质；一个轮子是道德，一个轮子是欲望。这两个轮子的转速要大体相等，相互制约，否则车辆就会转圈圈，大拐弯，不能前进，甚至翻车。
问：在当前作品满眼都是的情况下，你认为什么是优秀文学作品的标准呢？
陆：文学作品的功能是多样的，层次也有高有低，最能吸引人，最能打动人的文学作品，通常都有两种决定性的因素，一是艺术的魅力，一是人格的力量。作品中那种对真善美的执着的追求，那种道德的自我完成、自我牺牲，才是最能使人震撼，最能使读者久久难忘。美丽的艺术如果没有道德的力量，那是一个玩偶；空洞的说教而没有美妙艺术，那是一具木乃伊。
我走出陆文夫的家门时，天空中已经升起了一弯新月。姑苏城的夜色里，满街车水马龙，流光溢彩。
（原文刊于2002年1月4日《文汇读书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