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汉奸是为了“双保险“吗？
既然汪精卫有着灿烂的革命史，他追求革命，且“民不畏死”，那么他为什么后来又当汉奸了呢？关于这个问题，中国的正史里没有明确的答案，只告诉我们汪精卫是汉奸，如何形成却似乎从来不见有分析，这其实是一件十分重要的环节，像是被我们忽略了。
在我们现在的司法过程中，认定某人有罪，除了要拿出证据外，犯罪的前因后果必须要弄清楚的，现在我们在一些电视法制频道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叫“终结对话”的栏目，让罪犯现身说法，我想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警示后人，起到教育的作用。
汪精卫卖国虽然世人皆知，但他如何一步步走向人民的对立面的，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曾经有人分析汪精卫变节的起因，各种猜测众说纷纭，也有人表示不可思议。我想，作为一名政治家，其在政治上的思想转变没什么好奇怪的，毕竟政治是为利益服务的，但是政治家的舞台，是在大众的眼皮底下的，在当时全国人民都积极抗战的大背景下，汪精卫的政治抱负显然与人民背道而弛。
过去，我们一直说汪精卫卖国是因为他同贪生怕死，其实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当时汪精卫身居国民政府主席，在国民党内的位置也在蒋介石之上，抗战根本不会对他个人有任何生命危险，倒是他与日本人合作却要冒生命的危险。他与蒋介石分道扬镳逃往河内后，被蒋介石派去的特务一路追杀，要不是汪精卫的秘书突然鬼使神差，与他主人对调了房间，汪精卫恐怕早就丧命河内了。
最有新颖的一种说法是所谓的“双保险”——
中日战争爆发的1938年，正值“二战”战局极不明朗时期，“英法美”和“德意日”阵营正处于紧张的对峙中，中国夹在了其中，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四分五裂，大致可分为gcd的解放区，军阀统治下的自治区，还有所谓的满洲.国，中国国民政府的全国一盘棋形同虚设。
当时，蒋介石在基本解决了军阀武装听任他调遣的情况下，把主要的军力都集中在准备和gcd争夺天下，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在没有得到蒋介石支援的情况下，为保存实力，不愿与风头正旺的日军拼家当，便采取不抵抗政策，退出三海关，使“东三省”很快沦陷。
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并没有做好与日本开战的实际准备，所以也赞成暂避与日军交战的政策，曾经有一种“传说”，说是张学良的不抵抗，是因为接到蒋介石的不抵抗的手谕，我们之所说那是“传说”，是因为那个所谓的手谕，直到前几年张学良逝世也一直没有公布于众，到底有没有，仍然是个迷。事实上在当时，虽然张学良的部队名义上是受中央领导，但类似具有军阀背景的张家军的直接指挥权，并不在中央手上，张学良如果愿意，完全可以与日军进行顽强抵抗而不需要中央的指令的，所以有无手谕其实并不重要。
事实上在蒋介石看来，在中国的内部问题尚未解决下，贸然的与日本交战，是得不偿失的。因为在当时，人们根本无法预测“二战”哪个阵营会取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部在对日问题上，呈现出两个截然不同的意见。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是处在摇摆状态，“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形成了一直抗日的统一战线，换句话好说，蒋介石开始把宝压在了“英法美”取胜上，与之相反，在当时中国战场没有得到盟国的积极支援下，汪精卫对能够战胜日本失去了信心，为了避免一旦二战是“德意日”阵营取胜，中国便会重蹈历史上“割地赔款”的命运。
换句话说，汪精卫或者说他和蒋介石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既然“二战”敌我的两大阵营难分胜负，中国是弱国，贸然加入一方风险过大，万一站错了队伍，国家的全部家当就会泡汤，这大概和我们现在企业管理上讲的“多向经营”差不多意思，“多向经营”的好处在于它可以盈亏互补，一旦某个项目亏损，不至于伤到元气，我们个人在股票投资时也是这样，把自己全部的积蓄投进唯一一只股票，是非常冒险的，因此，汪精卫买了日本股，蒋介石没得选，只能买了“英法美”联合证券公司发行的盟军股。
这两种股票虽然一时看不出哪个是绩优，哪个垃圾，汪精卫认为，日本股目前飘红，蒋介石认为，盟军股虽然在中国不被看好，但是广大抗日散户正积极跟进，所以他买的是“期货”，相比而言，汪精卫的眼光事实证明过于的短浅，但这并不意味着汪精卫没有看到形势的严峻性。有一次汪精卫对蒋介石说：“君为其易，我为其难”，意思是你蒋介绍去领导容易的抗日，他汪精卫去领导比较难的“和平运动”。
从这句话上我们似乎看出汪精卫当时的选择是无奈的，在他的思维中，与日本言和，是为了推行“和平运动”，是为了避免中国最终成为亡国奴，只是一旦“二战”决出胜负，中国始终会有一个汉奸诞生，不是日本汉奸，就是美英法汉奸。
◆与蒋介石赌气？
如果说，“双保险”论在有些荒唐的话，那么另外有一种说法，看起来更加有一点类似儿戏了。
有人说，汪精卫做汉奸，是他和蒋介石长期起来明争暗斗的结果，也就是说是与蒋介石赌气，与他分道扬镳是真，做不做汉奸不是主要的问题。那么他和蒋介石之间到底结下了什么梁子，以至于弃国家和民族利益于不顾？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他们之间长期同事或者说貌合神离的原委说起，首先让我们来比较一下汪精卫和蒋介石两位同学的成绩单——
汪精卫，1906年6月毕业于日本某政法大学，在全校260余名学生当中，他的成绩名列第二，虽然那只是速成班，那也算是科班出身，而且还是个“海归派”，归国后立志报效母校，终于成为了一代杰出的日本汉奸。
蒋介石，（时间不明）毕业于上海青帮大学，在历届青帮毕业生中最有出息的一个，曾任黄埔军校校长，培养了若干期军事人才，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在美国的外援下，终于占据了台湾岛，一直到今天。
汪蒋两位同学的资历相当，虽然一个崇尚的是文人治国，而另一个走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路线，汪精卫是文官，虽然他在革命理论上远远胜过蒋介石，但是他却不知道理论只是纸面文章，根本不懂“党指挥枪”的真理性。1925年2月孙中山逝世后，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但事实上其武装力量的实权，仍然掌握在蒋介石手里。
汪精卫当时在国民党党内代表“左派”力量，蒋介石代表“右派”势力，“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右派”势力得势，汪精卫辞职出走法国。次年4月归国，在武汉另立中央，并任国民政府主席，与叛变革命的蒋介石进行争权斗争。之后，两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了一阵，多数情况下，汪精卫是从政，蒋介石是行武，这看起来有点西方的民主模式。
然而历史证明，在中国民i主意识尚未在人们心里根深蒂固的时候，任何所谓的“分权”，其结果一定是各派永不止境的明争暗斗。就是某人做了国家的第一把手，没有实际的军权，晚上也是睡不好觉的，要不就没有“杯酒释兵权”这一说了，连皇帝都不放心，汪精卫这个国民政府主席的虚位能够当的释然吗？
于是，“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决定彻底与他的老对手分道扬镳，各干各的，从此不想再受蒋介石的气了，1938年12月他乘蒋介石外出开会之际，由重庆飞抵越南河内，发表“艳电”，公开表示与日本合作，国民党中央作出议决：永远开除汪精卫出党、撤销一切党政职务。汪精卫毫不示弱，1939年在上海出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次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代主席、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至此，他终于党政军一把抓了。
所以说，与蒋介石争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是汪精卫在孙中山后一直以来的既定方针，他从联蒋到反蒋，从与蒋分权、到欲取代之，他在蒋介石与日本暗中勾结时，积极主张对日军事抗衡，甚至他在要求惩罚张学良不抵抗行为未果后，愤然辞职相威胁。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负气离职，出走法国，并伙同其他“左派”力量联名发表讨蒋通电，这一切真正的意图，就在于同蒋介石争夺国民党最高权力。
有人给汪精卫的一生划出了三的阶段，第一部份：为了革命奉献一切；第二部份：打倒独裁者蒋介石；第三部份：和平运动曲线救国。第一部分是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他老老实实的革命，我们相信他是真诚的，第二部分反蒋是假，夺权是真，第三部分则是夺权无望，企图借助日本完成他的权利梦。
◆汉奸的逻辑与“艳电”是怎样炼成的
关于那个“艳电”二字，是我们每次谈起汪精卫时必然提起的，为什么是艳字？我们一直不太明白，也好象没有人专门去考证过，它是否是老式书信的常用词，只是一个艳字，正好形象的刻画了汪精卫媚日投敌的心态。
为了深刻了解汪精卫的卖国原因，本人认真拜读了其“艳电”全文，此信除了眉称和落款，信的内容从头到尾没有段落之分，可见那是汪精卫一气呵成之作，但老实说，那些半生不熟的文字，我看得好累，其中大概讲了三点，介绍了日本的对华政策：一是日本尊重中国的主权、二是日本与中国共同防御、三是日本和中国贸易平等往来。
以上三点汪精卫逐一进行了陈述和解释，给我的感觉就像某些电影里日本翻译官的口吻：“太君说了……”，很显然，汪精卫这封信有着浓厚的亲日与媚日倾向，说得头头是道，但是汉奸们不要忘了，日本军队当时不打招呼已经在中国的领土上了，已然打到了我们的家里，能说是尊重我们中国的主权吗？对了，第二点日本说了，是准备和我们中国军队共同防御，防御谁呀？是美英法盟国吗？也就是说，日本是要我们中国军队和他们一起去对付其他国家，那不是拉我们下水吗？
也许日本想把中国与他们捆绑在一条战船上，只是他们目的的一小部分，事实上他们的第三条要求，才是真正的背后目的，那就是通过与我们中国展开所谓的“贸易平等”，最后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和资源，以充实日本天然匮乏的自然资源。
日本人的野心，世人皆知，汪精卫还装什么天真？事实上一个人要是利欲熏心时，是从来也不去考虑别人的，就如卖国贼在与对方交易时，心里是从来就国家和人民的，即便有，也是富丽堂皇的找出一些借口，李鸿章签订了卖国条约后，不是也一脸的无奈相吗？如果他还有骨气，完全可以拒签，不过那是慈禧的意思，他不签就会丢官，甚至丢脑袋，所以我们今天说李鸿章贪生怕死、卖国求荣一点也没有冤枉他。
当然，汪精卫如果不选择卖国之路，或许没有人要他的脑袋，没有人逼他去当汉奸，可他最后还是去当了，其个中原因无非是我们以上提到的几个方面。曲线救国有没有道理？从字面上讲好象有一点，打不过人家就投降也是无奈之举，可当时中国的军队仍保存得较完整，并没有被彻底打垮，几场战役的失败，就断定“抗日必亡国”，这又是什么道理呢？事实上中国人民通过八年的艰苦抗战，不是取得最后的胜利了吗？
有人说，当年日本军队之所以没能攻占重庆彻底消灭蒋介石，因而占领全中国，是由于汪精卫的卖国解围，这种逻辑非常的荒唐，这就好比说一个强盗到你家抢东西，由于主人的配合，强盗手下留情，没有席卷你家的所有财物一样。事实上由于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军加入反轴心国联盟，美国的参战，已使日军兵力严重分散，根本没有能力在短时期，从国内调集部队投入中国战场，日本的如意算盘是先稳住中国，扶持一个亲日的政府，然后依托中国的丰富资源，弥补日本国内日趋匮乏的战争资源。
因此，汪精卫的合作，正是日本想要看到的结果，所以在一段时期，日本已经无力在中国恋战，其作战的中心在太平洋地区，因而从某种角度去分析，当时国民党在重庆后方得以暂时的偏安，正是日军兵力捉襟见肘的反映。一旦日军在太平洋与美国交战取得胜利，便会反过来对付中国，这就是日本的战略思想，所以，汪精卫的所谓“曲线救国”，客观上是为虎作伥，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服务。
好了，汪精卫终于在其人生60余载中完成了他的哲学思辩，他经历了从爱国到叛国、从革命到革自己的命。1944年的某一日，汪精卫昔日深埋肋骨的枪伤复发，在日本名古屋就医后，死在了病榻上。他的尸体据说由日本军部“海鸥”号飞机运回了南京。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南京和全国人民对他的坟墓留在梅花山觉得无比愤慨，纷纷要求铲除，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命工兵掘开了汪精卫的坟墓埋入炸药，随着一声巨响，这名中国历史罪人的朽骨，顿时随泥石崩裂，只留下几页绝命诗和陈壁君亲自盖上的那条白幡上的字迹依稀可辨——魂兮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