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二十世纪的百年历史中，有一个人是注定要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这个人就是汪精卫。
现在当我们每次提到他的名字时，会很自然的把它和汉奸二字连在一起读，仿佛那才是他完整的名字，同样，我们每次提起汉奸这个名词，也一定会想起他，因为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
诚然，他不像吴三桂，引狼入室，冲冠一怒为红颜，把整个中原供手让给了外族，以报夺妻之恨，属于弃民族利益于不顾的汉奸行为；他也不像李鸿章，割地赔款，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属于典型的卖国求荣；甚至他也不像后来的“抗战英雄”蒋介石，为争取俄国人政治上的支持，偷偷与人签订允许外蒙独立的协议……
他当汉奸不像他们，他的“言和”政策，不曾将国家的领土，在自己的手上丢失过一寸；他的“曲线救国”，虽然掩盖不了他投降主义的本质，却似乎比“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不抵抗的举动，要来的稍有骨气，只不过是他带着汉奸的骂名而亡，而张学良后来有机会“良心发现”，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
他也有过辉煌的历史，早年他跟随孙中山转战东南亚各地，从事革命活动，深受孙的信赖和赞扬，一度他在同盟会和以后的国.民党内部的地位，仅次于孙中山。他也有过为革命甘作釜薪的义举，他不怕死，晚年却被视作贪生怕死、卖_国求荣之徒……
◆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有关汪精卫的生平和他的“卖国事迹”，很多人知之甚少，我们只知道他勾结日本，卖国求荣，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他的功、他的过，他曾经的爱国、他后来的卖国……我们更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甚至奇怪的是，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很少见有比较完整的介绍汪精卫的篇幅，只是到了介绍抗日战争时，才提到这个大汉奸的存在，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作用，他在国民党初期的历史地位等等，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或者干脆彻底抹杀了。不仅如此，在我们国家很多描写抗日战争题材的影片和文学作品中，也鲜有涉及汪精卫个人的内容，是实在没有什么好写的，还是有关他的话题过于**了？
在最近这十几年里，我们的一些历史学家、文学作品，乃至网络上，在涉及以往的历史话题时，开始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去重新认识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和人物,《走向共和》就是一部公开为李鸿章翻案的电视剧，虽然不久后，这部电视剧被低调处理，但毕竟人们开始用客观的眼光去评判过去的历史了。
但是人们对于汪精卫这个人物，却始终不愿去触碰，他仿佛是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盲点，他既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也是一个麻烦的历史罪人，尽管有关他的话题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似乎并不会去重新改变历史对汪精卫所下的定论，他卖.国的无可争辩性，早以为世人盖棺论定。
汪精卫最后死于1944年日本战败投降的前夕，他没有活着实现他自认为的理想，但他似乎看到了自己人生的失败，在他60岁曾经写下一首《朝中措》的述怀词：“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栏杆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救国家于“萧萧落叶”，汪精卫的“抱负”，在全国人民的抗日烽火下，惆怅而绝望:“曲线.救国难道有过错了吗?”----你说对了，那不是个过错，历史给了你一个明确的答案——你是人民的罪人！
◆他曾经是位革命者
汪精卫是个大汉奸，那是无可争议的事情，但他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做汉奸料的，相反，从他1938年出走于越南，发出亲日“艳电”之前，他的政治操守是无可指责的。下面让我们借助有限的资料，对汪精卫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作者有言在先，这里不是为他作宣传，只是告诉大家，一个人无论以前对国家做过多少贡献，一旦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其结果只能是一个——遗臭万年。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1883年生于广东番禺。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由于他文思敏捷，擅长演讲，有很大的组织与号召力，很快脱颖而出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并任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等，有关他在同盟会和以后孙中山时期的国_民党里担任过的要职，如果在这里罗列出来，恐怕是一个长长的清单，我们这里不是在评职称，所以就不一一列举了。
汪精卫生得眉清目秀，一派儒雅风范，他的风度在国_民党内部无人可比，这样“郎才郎貌”的美男子，想必身边爱慕他的民_国女子不在少数，不过汪精卫在男女问题上却是个“很传统”的男人，即便他在与陈璧君恋爱时，据说从没动过她一指头，甚至豪言“革命不成功决不结婚”。当然既然是据说，也就无法去考证了，毕竟动没动过，无第三者在场，也无关紧要，事实上他与陈璧君也果真是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完婚的。
汪精卫与陈璧君如愿结为伉俪后，俩人一直相亲相爱，在当时的国_民党内部成为一对楷模。陈璧君对她的丈夫崇拜至极，而汪精卫在感情上也是作风严谨，绝无类似“包二奶”的绯闻，作为一名高官能有如此操守，就是在今天也属不容易做到的，可见，人长的帅不一定就是花花公子。
汪精卫不仅人长得帅，而且还能够写出一手锦绣文章，年轻的汪精卫曾多次在进步刊物上撰稿，宣扬“三民主义”思想，在跟随孙中山闹革命后，他先后参与起草了会章，以及其它有关政策性文件，每次孙中山都非常的满意，后来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时，也是他“按孙嘱咐代起草临时大总统府就职宣言”，汪精卫简直成为了孙中山的御用“枪手”。
其实文章写的好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当时的政治地位，已经无人可及，孙中山病危时，国人熟知的“总理遗训”其实是由汪精卫执笔，然后孙中山签了自己名字而已，有一种版本，说是由孙中山口述，汪精卫记录而成。我比较倾向于前者，一是当时孙中山已经病危得到了卧床留遗嘱的时候了，恐怕说话已经很吃力，汪精卫长期以来一直是孙中山信得过的“枪手”，于是简单交代几句后，于汪精卫撰写，然后读一遍给他听后签上了他的大名，我想在和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但不管如何，汪精卫的才华是显而易见的，谁说他遗臭万年了？现在台湾的国_民党每次大小会议前，都要先拿出“总理遗训”煞有介事的朗读一遍，那不是由汉奸捉刀的吗？既然是总理病危时签的名，谁能保证那一定符合孙中山的遗愿呢？好在国民党仿佛也没有人介意过，世人有这样一句话：“其人可废，其文却不可因人而废”——当然那是指胡兰成，胡兰成是汪伪时期的文化汉奸，既然同是汉奸，用在汪精卫身上正合适。
汪精卫的文才不仅“不可因人而废”，他的人品也仿佛不可因其后来当了汉奸而全废，那叫一单归一单，历史上作出过贡献，不能为今天的罪孽买单。然而如何客观的去评价一个真实的人，也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捧杀”和“棒杀”同样是不可取的。人格的形成固然有其内因的必然性，但是人的世界观绝非是天然的，汪精卫汉奸的彻底性，与其曾经革命的彻底性，同样的真实而不可分割。
这里我们举两个例子，以此证明汪精卫曾经投身革命的彻底性——
1908年，26岁的汪精卫跟随孙中山在日本宣传革命遭到朝廷的通缉，为避免连累自己的家庭，他在日本修书一封，与家里断绝了一切关系：“罪人兆铭在日本从事革命之事，已被朝廷发觉，谨自绝于家庭，以免相累……吾为革命流血，志矢不渝，谨请谅鉴。罪人与刘氏由家庭作主，曾有婚约，但既与家庭断绝，则此关系亦当随之断绝。请自今日始，解除婚约”。
汪精卫为了革命连兄长和老婆都不要了，不可谓革命不彻底，1908年冬，革命进入最困难的时刻。六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大量革命志士倒在血迫之中。此时梁启超等保皇党乘机攻击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批评革命党领袖是唆使别人送死而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革命家”。汪精卫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他在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
“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1910年春，汪精卫在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时，事泄被捕，被判终身监禁，在狱中他有一首诗堪称千古绝唱：“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诗句意气昂扬，声韵铿锵，堪与当年谭嗣同的《狱中题壁》“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相比，汪精卫为革命抱着“引刀成一块”的决心，可见为了革命，他连命都可以不要。
也许正因为他的人品魅力，深深的在陈璧君心里打下了烙印，日本投降后，陈璧君被捕入狱，在法庭上为其丈夫慷慨陈词进行辩护，当然，我们现在也可以去认为，陈璧君当年的慷慨陈词，与其说是为汪精卫辩护，不如说是唇亡齿寒为自己洗清罪逆，那么下面有一则资料大家看了不知有何感言。
1949年蒋介石败走台湾后，陈璧君依然被关押在监狱里，宋庆龄和何香凝亲自出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求情，毛周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马上恢复自由，然而陈璧君宁可把牢底坐穿，也绝不昧着良心承认汪精卫有罪！看到这里，我真不知道应该去夸她“为老公守名节”，还是藐视她的死不改悔呢？
我们通常把坏人曾经投身革命的事，认为那是投机，这种说法极不严肃、也很不科学，过去我们看一个人时，总习惯把那个人的世界观定格为一成不变的产物，比如我们在宣传某个烈士的英雄事迹时，我们往往会挖掘出他儿时的一些“豪言壮语”，以显他的英雄本色，反之，如汪精卫之类，即便他们以前有过任何辉煌的历史，在我们看来，不是伪装就是投机革命，这种要么“神化”、要么“丑化”的一元化思维，说到底，就是不尊重事实的瞎扯。
◆先革命，后汉奸
我们总是说，中华民族是有骨气的，但那只是说说而已，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每到国难当头，就会出现一批汉奸群。我们常在电影里看到，汉奸在生活中处处遭老百姓的白眼，然事实果真如此吗？很多资料表明，在日占区，帮日本人做事，尤其是当日本翻译官，简直就是个好工作，“金票大大的”，否则谁愿意去干那“遭人白眼”的苦差使呢？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仅次于鲁迅，就是这样一位文学才女，一度也和汪伪时期的文化汉奸胡兰成搞在了一起，两人在膏药旗下卿卿我我，“低到了尘埃里”。
其实这也难怪，在日占区，日本人就好比是公司老板，跟老板搞好关系是底下员工的心愿，所以在那个时候，家里有一人当了汉奸，托他办事情的人正是络绎不绝，而那个汉奸也竟然像一个成功人士一样。
二十多年前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讲过一个故事，说若两个中国人一起在国外打工，那么其中一个必然会巴结洋人，去打压另一个中国人。挟洋自重和卑躬屈膝向来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通病。所以在日占区，日本人通过“夷华治华”，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的汉奸群，当然其中也有的汉奸最后良心发现，改过自新的，就像《地下交通站》里的那个胖翻译官一样，给自己留了后路。
过去我们常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说，“革命不分先后”，无论以前做了什么坏事，只要你现在觉悟了，就是好同志。张学良就是一位好同志，他有“不抵抗将军”的历史污点，可他后来觉悟了，中国人把他称为爱国将领。
蒋介石后来也差一点成为我们的好同志，他先是“攘外必先安内”放任日军在中国领土上不断侵食，可后来他也觉悟了（虽然似乎有那么一点的不情愿），他说：“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日救国之责任…”可是他最后逃到台湾去了，自绝于人民。所幸的是，他领导的国民党一贯主张“一个中国”的原则，比起在台湾本土出世的**，要有做我们“好同志”的基础，当然，**如果现在摈弃“台独”思想，他还是有机会的，大陆曾经对他的政策不是“观其行，听其言”吗？
可是汪精卫却没有这个机会，不是没有机会，当年他刺杀摄政王被捕，如果真的被“引刀成一块”，到是真的成就了他半世的英明，他的诗句一定会被我们后人代代传诵，可见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真是老天的安排。
当然，他还有一次改变历史的机会——
“九一八事变”由于张学良的不抵抗，至使“东三省”很快沦陷，汪精卫主张惩罚不抵抗而退却的张学良，遭到蒋介石等人的反对。汪精卫批评道：“榆关以一日而失，河以七日而陷，实不成话。”可见汪精卫当时是积极主张军事抵抗的。
然而1938年6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汪精卫的对日态度来了个大转弯，开始主张与日本言和，他说：“抗战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gcd游击队。抗战只有一条路：亡国”。
在他看来，在当时为求生存，只能够与日本言和，至少国家总应该有人去做某些妥协的工作，哪怕是做汉奸这么“艰巨”的工作。文人当政治家往往会把政治斗争看得过于纯洁，诸不知敌人就如灰尘，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与日本言和，中国就会有主权了吗？综观中国五千历史，哪一次敌人兵临城下会真正和你言和的？
淮海战役前夕，解放军已大军压境准备渡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蒋介石天真的要和共_产党划江而治，虽说那不过是蒋介石的缓兵之计，不过gcd的条件之一，就是必须惩办战犯，谁是战犯？第一个就是蒋介石，结果自然是不会达成协议的。
反观日本芦沟桥事变后，日本的《近卫声明》其中一条就是要蒋介石下野，蒋介石能答应吗？即便蒋介石答应，我想全国人民也不会答应的，理由很简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更何况当时的蒋委员长还是抗战的总司令呢。
所以说，汪精卫是一个文人，文人治国，有其天真和政治不成熟的一面，诚然，革命可以不分先后，可当汉奸却要分清次序，张学良弄明白了，所以才有了“西安事变”，成了爱国将领，汪精卫没有弄明白，所以他当了汉奸，而且一当还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大汉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