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雄风
论文摘要
关键词 趋同 崩塌 金融危机 排他型价值 排序型价值 健康型价值 财富型价值
“趋同—崩塌”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但被当今世界“崇尚一体化，追求巨大化”的主流话语严重遮蔽，而且在这种主流话语的导引下越演越烈，全球金融危机正是“趋同—崩塌”的一个典型案例。但现在对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以及提出的种种监管措施，都还没有认识，更不用说触及到这个病根。
人类社会趋同表现为组织巨大化与个体选择单调化，虽然是迄今为止社会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人类对此却不是束手无策的，对“崩塌”的后果，更不是只能坐以待毙。本文分析了人类社会最根源、最严重的趋同——“价值趋同”，指出“崩塌”是因为今天语境中默认的“价值”不是排他型价值，就是排序型价值，或者两者兼有。但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在人类社会初始阶段就有的“健康”的价值追求，却是非排他非排序的。对健康型价值的普遍认同是一种趋同行为，却不带来社会价值体系崩塌这样的后果，反而给我们指出了理想乡的方向。当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主观选择，正视人的本质需求，注意到以“健康”为代表的健康型价值其实一直存在，确认自然健康价值体系的“三原则”，理想乡又会重新出现在我们眼前。
一，“趋同—崩塌”的关键词：巨大化，单一化，灭亡
于2008年总爆发的金融风暴，还远没有离开我们。这场大危机并非巨大天灾造成，但给我们带来的麻烦不输于一场巨大的天灾。那么，谁应该为这场由人的行为造成的巨大灾难负责？或者说，我们能不能找出这场灾难的根源，以使我们免于重蹈覆辙？
答案在一些看似互不关联的事例中，隐隐约约地显露出来。
事例一，天体运动中，空间中带有质量的物体会互相吸引，这种引力的作用驱使物体有互相靠近乃至合一的趋势。当空间中的物体质量大到一定程度后，其内部会因为源自引力作用的巨大压力而发生核反应，因而上升成为恒星。一个普遍被认可的事实是，质量越大的恒星作为主序星的寿命就越短。当恒星质量大过一个极限以后，快速燃烧殆尽的恒星的最后结局，就是成为一个黑洞。
事例二，曾经于中生代称霸地球的恐龙，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地球集体消失了。当环境发生剧变，原本是恐龙最大优势的巨型躯体成为了这个族群生存的最大障碍。恐龙的食物链以蕨类植物为基础，当蕨类植物因为环境改变而大量死亡的时候，这条食物链上的食草和食肉恐龙都难逃灭亡的厄运。而同时代的动物，比如现代鸟类和哺乳类动物的祖先，它们由于体型较小，适合在短时间内改变食物获取方式，从而在那场生态大变革中生存了下来。
事例三，在现实社会中，由于中国长期实行一胎制的控制生育政策，很多家庭希望生男婴，因而采取了种种手段来控制出生婴儿的性别。这对单个家庭来说，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但会积聚成整个社会的非理性的严重后果——人口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事例四，由于现时的需要，委托代理模式一直被认为是管理企业较为理想的模式。然而，在发挥这一模式高效率的正面效应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开始日益显现。前些年美国爆出的安然事件，正是委托代理模式的天生缺陷被人利用，从而导致美国的一个巨型企业几乎在一夜之间灭亡。而企业的巨大化，正是委托代理模式设计缺陷集中爆发的温床。
事例五，苏联曾经是这个地球最大的国家之一。由于建国之初就连续遭遇战争，苏联在战后的发展模式都带有浓重的军事化和组织化色彩。高度集中的组织化的管理给苏联的国力发展带来巨大的效率，然而这种使得整个国家用一个头脑指挥的模式，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事例是可以从各个角度、不同层面去分析、判断的，在各个不同的学科视野里，不同的抽象层面上，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譬如苏联解体的原因，就可以有多种其它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并不都是非此即彼，相互矛盾的。本文是用数学拓扑的思维方式，在哲学的层面上，来抽取这些事例的共同点，于是得到了这样的关键字：巨大化、单调化（单一化）和灭亡。
天体因为巨大化而大大加速核反应，在短时间内燃烧殆尽；恐龙由于获取食物方式的单调化而导致群体在环境剧变中灭亡；中国的家庭，由于生育选择的单调化而使得社会出现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衡问题；安然公司因为企业的巨大化而使委托代理制度的缺陷集中爆发出来，从而公司在短时间内破产；苏联因为实行近乎军事化的管理模式，使得其社会发展变得单调化，加之其本身又太过巨大化，因而这个庞然大物在一夜之间消失了。
这些事例反映出这样一个哲学命题：巨大化，单调化（单一化），从而加速灭亡。
更进一步归纳，巨大化和单调化，就是“趋同”行为。
定义：趋同
单个事物改变自身特性，并与多数或局部多数的同类事物达成一致共性的行为，称为趋同。
而一个考察对象不能长久维持现状，进而发生加速灭亡的现象，即视作“崩塌”。因此，“巨大化，单调化（单一化），从而加速灭亡”，更概括地来说就是“趋同—崩塌”。更进一步，所举事例的表面具象原因是什么，并不影响该事例是否拥有“趋同”这一伴随特征。而拓扑思想下的抽象概括，保证了具体的事例，无论“崩塌”的表面原因是什么，只要同时具有“趋同”的特征，都可以列入讨论范围。
巨大化与单调化是趋同的两种表现形式，有些趋同是两者兼有的。
提到巨大化的时候，一般用来描述一定程度可分解的对象，例如组织、群体和代表空间质量的集合——天体。
“巨大”是针对考察范围内，一些个体在某个确定的测量维度上有很高的数值表现，并在这个测量维度上保持对其它个体（或者个体普遍平均值）巨大的数值优势。例如一个太阳系系统内，处于系统中心的恒星比之围绕它公转的行星，拥有大得多的质量。
巨大化，就是指被考察的这个对象，在初始的状态下并不在确定的测量维度上拥有比其它个体明显的数值优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考察对象在这个测量维度上获得了巨大的增量，从而在这个测量维度上获得了压倒性的数值优势，那么巨大化就在这个被考察对象上获得了表现。
单调化，是针对“个体选择”进行的定性描述。通俗而言，单调化就是指群体的选择单一化。例如，在2010世博会上，游客很多时候是没有思考过为什么而直接选择在热门场馆外排队，更有甚者是看见哪个场馆外的队伍长就排在哪里。当然，不论选择是基于理性还是非理性做出的，选择的单一化都是单调化。
在一件具体的事件中，有时也能同时提取到“巨大化”和“单调化”的特征，当然这2个特征很可能不针对同一对象。例如，在克林顿的时期，美国的IT业迅猛发展。很多IT企业开始做大做强，同时这个领域也吸纳了很多金钱投资流入。对于投资角度来说，越来越多的投资人把自己掌握的投资资源集中投入到IT行业，就是一种选择上的单调化表现；从IT业来说，很多企业做大做强，获得了相比其它服务行业更高的成长速度，企业规模也变得更加巨大，这就是一种巨大化的表现。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巨大化，往往有“占据更大空间，占有更多资源”的概念。那么从“资源”汇集的角度来说，“资源”趋同到同一对象，则此对象巨大化。而对资源本身而言，选择汇集同一对象，就是选择上的单一，是一种表现为单调化的趋同。
我们一直认为，巨大的个体在竞争中很多时候都有巨大的优势，集体化的行为可以保护参与其中的小个体。在很多时候确实如此，但事物都有两面，个体的巨大化、行为的集体化（单调化）也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而片面强调个体的巨大化、加速个体行为的集体化（单调化）都会使得从本源就存在的危机逐渐释放出来，就像一座火山进入了随时都要喷发的阶段。
在提出“趋同—崩塌”这个哲学命题后，下面要简述具体的几种趋同形式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危险。
二，权限趋同，组织巨大化的产物与隐患
在讨论之前，再一次明确“趋同”的概念，并进行一些简单的举例，方便这一概念被更好地理解和运用。
定义1：判定条件
存在于人的观念中，对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或人脑中确切定义的抽象概念）在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后，得到的客观实在所具有的能一定程度判明本质的定性、定量标准。
定义2：个体
考察对象集合中，在给定判定条件（集合）下，能确定判为真的元素，称之为在给定判定条件下的个体。
定义3：趋同
个体改变自身特性，并与多数或局部多数的同类个体达成一致共性的行为，称为趋同。
我们用数量来描述事物的特性（事实上我们的科学方法就一直是这样做的），这样就能得到考察事物的特性数值。那么趋同即意味着在一个范围内，大部分事物的同一特性指标上的数值越来越接近，甚至可能同一。
举例来说，当我们以天体的质心坐标作为天体的考察特性时，那么由于引力作用而导致的多个天体互相之间距离不断缩短的现象，即是一种趋同行为。这是因为天体的这个特性指标——质心坐标上的数值越来越接近。
再比如，以一个学生参加的社团为这个学生的考察特性。那么一个班级的大部分学生参加同一个社团即是一种趋同。他们在“参加的社团”这个指标上，数值同一。所以，个体的组织化进程就可能造成一种趋同。当一定范围内，一个组织变得巨大化，便是趋同现象的一种体现。
除此之外，个体的集体选择也可能是一种趋同。比如上文提到的在生育时选择子女的性别，这种集体化的选择便是一种趋同。也就是说，特性的单调化，也是一种趋同。
如果将个体参与组织作为个体的一种事实选择来理解，那么组织的巨大化就是选择的单调化，也就是个体特性的单调化（单一化），也就是趋同。
“趋同”的定义工作至此完成。而“崩塌”，可以由字面理解，就是个体所不愿接受的毁灭性结果。
是否所有的趋同都带来崩塌？
不能给出这样绝对的论断。但是现实中，各种形式的趋同加剧，往往就意味着崩塌的即将到来。
首先，以“组织巨大化”为例，先来看“巨大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组织的参与者——个体往往具有这样的性质：个体有着一种非实体化的外部结构，其最里层是概念层，概念层被突破则意味着个体灭亡；稍向外侧的第二层是利益层，利益层如果保持完整，则个体能获得生存之上的权利——发展的权利，即个体能向良性方向发展；再向外侧称为外部域，外部域的完整与否对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的影响并不大。这种近乎概念上的外部结构，在现实中是很常见的。比如动物的生存领域、生存空间概念和人的私人空间的概念。“概念——利益——外部”这样的外部结构，可以表现出三维空间距离的概念，但层与层之间经常是没有实际物质壳结构的。我们称有着“概念——利益——外部”这种外部结构的个体为生存体。
假定生存体在选择所属组织（孤立也是一种所属）的问题上是有智能的，即生存体能决定是否从属于组织以及从属于怎样的组织；那么，推动生存体组织化的动力，首先便是生存体要维持自身存在，即确保概念层不被突破；其次是生存体对自身良性发展的强烈愿望，即维持其利益层。
组织化的过程可以使生存体受到所属组织的保护。对比孤立存在的生存体，组织体系将生存体所受威胁的烈度平摊，使得原本巨大的威胁变成相对较小的威胁，也同时在时间上平摊了遭受外部威胁的风险。因此，“参与组织”成为了生存体比较好的选择。而一个巨大的组织，更是因为能承受更大的威胁烈度而博得生存体的普遍欢迎。多数的生存体因为对组织巨大化的优势一面的考虑，而加入这个庞大的组织，同时更进一步使之巨大化。因此，讨论单纯表现为“巨大化”的趋同，也可以称之为生存体趋同，即把个体以“生存体”来定义的趋同。“生存体”的相对概念是“组织”，“巨大化”是指“组织”的巨大化。组织的巨大化可以视作作为生存体的个体选择趋同的结果。就像大企业之所以能成其大，必需有足够的劳动力愿意选择到大企业来工作。员工薪酬高，劳保条件相对较好，企业抗风险能力强，因而岗位相对稳定等条件，可以保障达到此目的。
当个体结成组织体系的时候，个体最直接的外部就是组织本身了。因而组织体系的结构成为了个体的首要关切。
首先，谁来管理组织？
当组织足够小的时候，参与其中的任何一个生存体都有权参与并有效参与组织的管理。因为组织很小，所以每个生存体的要求都能传达到其他个体那里，然后进行互相的有效调节，最后确定组织的管理事务。
当组织规模稍大以后，以致不是所有的生存体都有权参与管理组织了，那么管理权限（执政权）的第一次集中就出现了。在这一步的权限集中过程中，部分个体的不完整的管理权限（发言权限）被剥夺。
组织规模继续扩大中。此时，多数个体对具体的管理事务拥有不完整管理权限（发言权限）的管理模式已经显得颇没有效率。为了维持组织的高效运转，部分个体拥有了比其他个体更高的权重，而组织的管理规则也变成只需权重达到阈值即可使攸关全组织的事务得以通过。于是，权限再一次出现了集中的现象。此时的组织，不需要所有拥有发言权的个体同意即可通过一个具体的管理操作。权限被集中到部分个体群那里，称此群体为管理者（层）。这一次称为执政权的二次集中。
经过执政权的两次集中过程后，管理组织整体的执政权限已经集中到了组织中的部分个体那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管理层相对组织全体而言，经常是少数。而很多时候，愈是庞大的组织，管理层相比组织全体，往往就显得愈小。
此时，庞大的组织已经产生了一丝危机。然而，更大的危机还在后头。
组织更进一步巨大化了。这一次的巨大化，使得管理层作为组织的最高决策已经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对组织经营缺乏专业化的能力和经验，管理层已经无法有效管理这个超大的组织了。
因此，另一个群体就登上历史舞台。
管理者出于某种考虑，将集中到一起的执政权部分地让渡了出来，交由其他个体或群体来掌管。
例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提出了“委托代理理论”。因为他们觉得企业所有者兼经营者的做法存在着极大的弊端，于是倡导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的所有者将经营权力让渡，保留剩余索取权。“委托代理理论”已经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逻辑起点。
委托代理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力的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力；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代理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代理行使被委托的权力。
管理者是委托人，那么被委托的群体便是“执行官”，执行官所在的阶层即称“文官体系”。
这一次，执政权中的部分权限（经营权）被转移到了执行官（文官体系）手中。这一次的权限运动，也可看作管理权限的第三次集中。
委托代理理论从来不讳言自身的缺陷，那便是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天然效用函数不一致。委托人追求企业的利益最大化，而代理人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虽然可以通过激励和监督手段来一定程度弥合两者效用函数的不同，尽量使之能同时最大化，但是这种天然分歧还是普遍存在，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上。
文官体系作为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使经营行为职业化的模式，历来在诸多经营性问题中展露了它的正面效应。但就如委托代理理论中提到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系统底层的天然缺陷，而存在很难克服的负面效应，文官体系同样如此。
管理者的利益很大程度关联于组织本身，而文官体系的利益只是直接关联于赏罚制度。理论上存在的完美的赏罚制度可以最大程度消弭管理者和执行官之间的效用函数差距，尽量使之同时最大化。可惜，完美的东西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存在的。
管理者和文官体系各自效用函数的天壤之别使得组织本身面临巨大的危险。
诱发危险的因素之一，便是风险不对称。对同一个带有风险的选择过程，文官体系和管理者、组织本身面临不对称的风险。
就如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与委托人的效用函数不一致，对于同一个冒险行为，如果成功，代理人获得更高的冒险回报，很多情况下往往大大高于整体的平均收益；如果失败，代理人承担的后果不高于整体的平均值。这就导致了包括“过度冒险”等一系列行为的出现。
抽象到文官体系和管理者对立的层面上时，也大抵如此。
而且，由于“风险”本身的一个特性——风险不释放，这种由风险不对称造成的破坏效应又会被进一步放大。
何谓风险不释放？简单而言，即由于单次风险过程得到较好结果而使本次操作的坏结果风险没有释放，使得下一次同样的操作得到坏结果的风险概率或风险烈度增加。
举一个方便理解的例子：当一个小偷在偷窃过程中被人目击，那么为了掩盖罪行，他很可能选择去杀死目击者。当他杀死目击者之后，只是暂时掩盖住了偷窃的罪行，确保了偷窃行为的成功，但是与此同时，他也将面临一个更大的风险——他犯下了杀人罪。原本的偷窃行为被揭发，最多不过就是几年的牢狱刑罚甚至可能只是教育一下便被释放；而现在犯下杀人罪以后，就将面临终身囚禁或死刑。
为了掩盖一个错误，常常需要犯下一个更大的错误，这就是对风险不释放效应的“经验”表述。
赏罚制度的存在是为了弥合管理者和文官体系天然的效用函数差距。而赏罚制度中如果存在风险不对称的问题，则看似很小的风险不对称也往往因为风险不释放的效应，而将赏罚制度为弥合管理者和文官体系天然分歧的努力破坏殆尽。
此次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危机的金融企业的高管在危机发生前未必完全不知晓可能到来的危机以及这场危机的巨大危害。但是他们并没有主动停止对某个行业的集中投资行为。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具体化为委托代理合同的赏罚制度存在风险不对称。按照合同，金融高管在任内的企业指标达到一定数值便能获得比企业平均利益增幅高得多的回报；而如果企业出现问题，他们所承担和惩罚的责任又往往与给整个企业带来的毁灭性打击显得那么不相称。
这样，不论换哪个有头脑的金融人才上去，在这个巨大而且诱人的风险差面前，一般都会做出同样的决策。
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犯错误的已经不是少数的几个人了。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拥有高知识高能力群体的集体犯错？答案就是趋同。由趋同的一种具体形式——组织的巨大化带来权限的集中，进而发展到文官体系的出现。文官体系制度又会由于委托代理制度中的赏罚措施总是存在的风险不对称效应而出现严重的问题。这些因素都在这次的金融危机里集中体现了出来。
相对的，风险不对称除了在文官体系中凸现作用以外，还在另一个方向上显现作用。如果视风险不对称对文官体系的作用为其对组织体系中上层的作用，那么现在就讨论风险不对称对组织体系中偏下层的作用。因而称为“反向不对称”，但究其作用机理，与“风险（正向）不对称”没有本质区别，只是作用对象不同。
我们称组织内，既非管理者也非执行官的个体为生产者，生产者全体称为生产者群体。风险的反向不对称的具体作用就是使得生产者群体采取回避冒险的策略。因为，在出现“风险不对称”的情况下，生产者的冒险只能给执行官们带来更大的冒险收益，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风险。
当这种反向不对称出现时，一个组织体系的中下级，也是实际负责业务的群体，便会产生诸多对工作消极的因素。
实际的世界中，这样的例子很多。
比如军事中，如果一个部队的长官的赏罚不公，有军功的士兵得不到有效的犒赏，那么这支部队的战斗力一定会出奇的低下，而且战时士兵开小差的几率会大大增加。
又比如，一个公司内部，努力工作的员工只是换来无甚表现但会邀功的上司不断升迁，而自己的境遇反倒有可能每况愈下，当这种现象普遍存在时，那么这个公司的境况可以说是岌岌可危了。
风险的不对称和反向不对称，都凸现了改善与文官体系直接关联的委托代理制度的迫切需要。这样的观点，是从组织体系的整体角度出发的。
当然，作为哲学层面上来说，这种由于趋同带来的问题会长期存在。往往解决了委托代理制度上存在的一个具体问题之后，又会产生另一个新的问题。也可以说，这种由于趋同带来的问题不会被消灭，只是会改变它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