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第三个理由，就是孔子明确意识到他在世时可能实现的是恢复小康社会，这种务实的政治目标，使他选择中庸之道的实践路线。
“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的概念，可能是古已有之，但我们今天只能从《礼记·王制》篇的“子曰”中读到，而且从孔子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来看，当时也很少人知道有这回事了，因此，说这两个概念是孔子提出的也不为过。但孔子说的“小康社会”，与我们今天要建设的“小康社会”，概念是不同的。今天说的“小康社会”，是以富庶度为标准来衡量，是介乎贫穷和富裕、发达之间的过渡状态。而孔子所说的“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是以和谐度来衡量的。孔子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道通行的时代，国家政权的首领是公推的，选择贤者，组合能人，和解异见，言而有信，约束自身，和睦相邻。故而不是只以侍奉自己的双亲为养亲，不是只以培养自己的子女为传子。使老年人有很好的归宿，壮年人能发挥自己所长，小孩子能健康成长，失去妻子的鳏夫、死去丈夫的寡妇、没有子女的孤老、失去父母的孤儿，以及残废、病人，都有社会供养。男子有他一定的社会身份，女子有她的依靠。只恨财物丢弃在地上浪费，并不一定要收藏在自己家里；只恨自身能力不够，并不一定要以此能力为自己谋利。正因为这样，各种计谋都被拒之门外，没有表现的余地，也没有强盗、窃贼、僭权的重臣、篡位的世子出现的条件。故而屋外的门户是不关闭的，这就叫大同社会。）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今天大道已经隐没，国家政权在一家一姓中传代，各个家族尊奉自己的祖先，培育自己的儿子，拥有财物、能力，都是为了自己所用。以贵族爵位世袭为规则，修建城墙、堡楼，深挖沟渠、大池，作为稳固的基地；用文化制度与功利价值为标准，来规范君臣关系、加强父子关系、协调兄弟朋友关系、亲和夫妻关系，设立法制与考量尺度，建立农村的井田制和城市的乡、里行政单位，把勇猛和有知识的人作为贤人选拔上来，认为对自己有利的才是功绩。计谋、策略就这样勃发，而武力也由此兴起。夏代的禹王、商代的汤王、周代的文王、武王、成王、周公旦，由于这样的标准，被选为贤人。这六位君子，没有对文化制度建设不相当在意的。用文化制度来宣扬价值观，考察人的信用、烛照人的过失，建立规范、普施仁爱、实行和解、提倡谦让，向民众显示天道有常。如果有不这样做的，在高位上的将被拉下来，民众都认为他们是灾祸，这就是小康社会。）
对比一下孔子对“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的论述，就可以看到，孔子没有一句说到两种社会的富庶度如何有差距，却句句在说差距来自于社会的和谐度。而社会和谐度的差距，根源因为出现了对“财富型”价值的追求。因此，读原著，就澄清了最近一百多年来对大同社会的严重曲解，认为大同社会是孔子虚构的乌托邦。理由是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怎么会有大同社会存在？从孔子的表述来看，大同社会完全可能存在于上古，因为评价的标准不同，上古社会可能生产力低下，物质财富匮乏，但对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来说，还是可以满足的。而因为没有私有观念，没有对财富与权力的追逐，人与自然界及动植物也是和谐相处，所以人总体来说活得很放松、很自由，没有那些现代病，因此，孔子说它是和谐社会。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从人性的角度，马克思也认为原始共产主义是理想的社会形态，否则，就不会将未来的理想社会命名为“共产主义”社会。可以说，共产主义，或者叫大同社会，或者在基督教里叫人间天国，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只是资本家和有权有势者不希望这样的社会实现，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他们不能高高在上，也就觉得他们没有价值了。他们就说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没什么好，因为，现代文明一进入保留原始社会生活习惯的部落，他们的社会制度立刻土崩瓦解。这完全是崇力文化的思路。强盗可以冲到人家里，把人都杀死，把东西都抢走，或者强迫人做奴隶，强盗成功了，和平居民失败了，强盗的生活方式就是好的吗？但在西方民族觉得这种理由很自然。马克思是激烈批判那种强盗逻辑的，所以，他说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肮脏的血。但单纯的道德批判不能解决问题。马克思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证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还是会出现的，但那时候的共产主义，是物质财富大量涌流，人不用为了谋生糊口而劳动，物质条件因此也失去了价值标志的作用，价值要用别的标志来体现了。“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样的价值观又出现了。所以，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前描述的理想社会，和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孔子认为大同社会在人类社会的开始阶段就存在，要实现大同社会的理想，就要去掉那些后天发展起来的“谋用”，回复到先民的纯朴。而马克思认为回复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已经不可能了，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只能出现物质财富大量涌流的将来。
其实，孔子当时也觉得回到大同社会是很困难的，在他的一生里，可能看不到，但小康社会，争取一下，还是可能实现的。大同社会是一端，礼崩乐坏的现实又是一端，建设小康社会就是用其“中”道。所以，尽管孔子的同时代人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但他认为他的实践是可行的，他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他的大弟子子路也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给他这样坚定的信念，是因为他相信自己行的是中庸之道，是人心所向，又结合实际，所以，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他都百折不挠的要去实现，因为他觉得只要自己做得足够好，目标就可能在当前实现。怎么做得足够好？就是坚定不移的实行中庸之道，既是积极投入的，负责的，“忠”的；又是能超脱一己立场的，宽容的，“恕”的。
弄清了“中庸之道”的本意，就可以看到“建设思维”必须遵循“中庸之道”。
首先，“建设”是为了过好日子，过好日子是个审美评价。
从横向来说，审美必须以多样性、丰富性为前提，而不是单一的、极简的，这就要行“中”道，行“中”道，其实就是协调各种关系，求同存异，和光同尘。
从纵向来说，审美必须创新，追求原创性，这就要行“庸”道，就是不执着于传统的与现有的，不是传统的与现有的就是好的；也不执著于创新的，不是凡创新的、新生事物就是好的。不把传承与创新对立起来，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发展；传统不是被创新淘汰，而是养育了创新。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关系，是生生不息的关系，是有活力的常态。
其次，由对比来看，可知建设思维是求道的思维，战争思维是求理的思维。
战争思维求效率，求效率就要求可操作性强，令行禁止。可操作性强，就要求条理明晰，逻辑性强，便于说服，便于指挥，便于执行，便于考核、论功行赏，因此是求理的思维，理为权威、权力提供支撑。
建设思维是要尽可能让每个人按照他的天性去生存发展，所以，本质上不需要权威，厌恶权力的强迫，而要求领导人能帮助人们去认识、发展自己的天性。领导人的这种行为方式就是“道”，人与人之间也应该以这种“道”的方式和谐相处，“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庄子·大宗师》）合作为主，竞争为辅，竞争也是遵循游戏规则的竞争，“道”是真正的“平等”与“自由”的基石。只要看看西方的观念世界里，“自由”与“伦理”、“个人”与“集体”、“社会”实际构成了势不两立的冲突，“民主”也成为民众两派开战的旗号，就可知这当今中国与世界，推广求道的建设思维是多么重要与迫切。
还是恩斯特·卡西尔说得好，人不能把握一个现实世界，只能把握一个由文化符号构成的观念世界。这也意味着，人转变观念，就完全有能力创造出一个新世界来。崇力文化符号构成的“观念世界”已经日薄西山，人心呼唤崇德文化的新世界——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光明在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