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岁深秋，为着一次采访，我走在江南的田野上。所谓田野在这里已是被形形色色的国资或私企的厂房蚕食之后的田块了，但也仍有发自土地芬芳的颜色在铺展。如有生命的调色板一样，总不同于城市钢筋水泥的丛林。采摘后的棉田，深褐色的枝桠上偶见被遗忘了的一团团白絮，瑟瑟的秋风吹来，便是一缕缕挥之不去的牵挂了。感觉上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我抬头一看，果然见那边围了一圈人，走过去一问，才知道就在眼前这片被践踏得有些零乱的棉田里，一个外地的打工妹在这里刚分娩下了一个婴儿。
听来有些不可思议，太阳尚未升起，棉花的枯枝上挂着白霜，眼前只有冷寂，只有寒风，并没有一张温暖的床和一盆热水，连亲人和关注的目光也没有。孤立无援的打工妹天当被子地当床，挣扎着生下了这个不该出生的孩子；又脱下了自己唯一的外衣，把小生命裹了起来。有人听见棉田里有异常响动，起先以为是浪漫的年轻人在谈情说爱，可不久又传出了婴儿的啼哭，才觉得不对头。路人们围上去时，赤裸着双臂的打工妹正搂着她那刚刚诞生的小生命在流泪。然而，母爱的本能在这一刻也是辉煌的。她不顾自己在寒风中光着身子！
当阳光照耀大地之时，故事的结局也有了一份暖意——正好附近村里有一对夫妇不育，他们拿了衣服、食物和一些钱送给了打工妹，然后欢天喜地地把孩子抱走了。打工妹本来无能力抚养这个孩子，于是双方各得其所。
围观者却久久没有散去。他们啧啧赞叹，赞叹私生子健康聪明，赞叹这对夫妇捡了便宜。可我更为关注这个打工妹的命运。我向人们打听时，打工妹已经离去。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想必她本来就是为了避开熟人才来到这陌生的地方生产的，然后又拖着虚弱的身子，带着永远不能愈合的伤口，又融入了更加陌生的人流……据目击者介绍，她的年龄在18到20岁之间。这个岁数，正好是我30年前上山下乡的年龄。
又是一代人了！还记得那时，我所在的那个偏僻乡村里，有个平常与我结伴打草的女孩子名叫英子。英子年方十六，生得聪明灵秀，虽然早早就辍学了，可总爱钻到知青住的屋子里来，翻着我们的书，看不懂摸一摸也是快乐的。一日英子哭得两眼红肿。我问她为什么？她开始不肯说，后来憋不住，终于告诉我家里要拿她去换亲。换亲的对象不仅年龄大她一倍，还是个瘸子！我义愤填膺地支持她抗争，还去责问她妈：现在是新社会了，新婚姻法你知道吗？她妈说我怎么不知道？解放初颁布新婚姻法时我还是宣传队员，演过“小二黑结婚”呢！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强迫你女儿嫁给她不喜欢的人？难道你忘了婚姻法规定要恋爱自由吗？
那女人望了我一眼，眼神很古怪，好像我是从外星球来的。我很生气，就私下劝英子逃走。英子目光幽幽的，问我可以逃到哪里去？我说世界很大，除了农村，还有城市，你可以去蚌埠、去合肥、去上海！可英子说，你不是从上海来的吗？
我被噎住了。一个月后，打草的队伍里不见了英子小小的身影。又过了几个月，我看见英子穿着一身绛红色的灯芯绒衣服，像妇人般撇着两只脚腆着肚子从田埂上走来……我知道那个可爱的小妹妹永远消失了。我心痛又无奈。我现在想，如果时光机器快进，英子的双脚一步迈进了改革开放的今天，她就可以进城打工，就可以逃脱“换亲”的命运了。然而，她真的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吗？命运给她安排的结局，可能就是今天的这个打工妹！时代的确前进了一大步。如今，它为英子们提供了比以往较多的可以选择的机遇。但是英子们离开贫穷的热土之后，她们的命运仍然是个未知数。要想真正融入喧嚣热闹的城市，她们中的许多人或许要嫁给城市和郊区那些有残疾的、娶不上媳妇的男人；或许会进入发廊酒店夜总会，以自己的青春换取金钱；也许还会有少数文化较高的佼佼者“有幸”成为笼中的“金丝鸟”……
近年来，我认识一些从国外回来的研究女性问题的专家朋友，也常常被邀请去参加他们的讲座和讨论，但不知何故，我总觉得他们探讨的那些女权主义，与我们眼前的妇女问题，相去甚远，或者说简直是“隔靴搔痒”。
虽然我国的经济正在迅猛发展，但我们十二多亿人口中的大多数，仍然生活在农村。因此，要研究中国的妇女问题，首先是关注农村妇女。如果脱离了对她们目前的生存状态的关注，任何妇女参政、女权，以及男女平等、自由、博爱等等的口号，都只能是嘴上的奢谈，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我们的高层领导曾经指出过，根据我国的国情，中国最大的人权问题，是解决人的吃饭问题。不错，人是要吃饭的；但吃饱肚子、繁殖后代只是动物的本能；而人是不能等同於动物的，他们还有精神需求；吃饱了饭以后，还要进一步关注他们的文化、教育、道德等等问题。因此我衷心地希望，在我们这个经济迅猛发展的社会转型期，无论政府或其他有关组织，包括我们的妇女问题研究者在内，大家都来关注农村妇女这个社会弱势群体。如若这样，我们就可以充满信心地期待，等秋霜里的婴儿这一代长大成人，他们就会沐浴在明亮的阳光下，有一个完整和幸福的人生！
（写于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