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闻蒋星煜先生仙逝，痛惜上海文化界又失去了一位高人。我虽从未与他有过接触，但知道他在戏剧研究方面有深厚的功夫，而且还常从朋友处听到他对当今文化（包括文学）不受潮流裹挟的独到见解。因此，我对这位先生一向十分敬重。今日翻阅蒋先生不久前出版的《品茶的感悟》一书，见蒋星煜先生把品茶的功夫归结为一个“叹”字——说一口茶抿到嘴，得用舌、腭细品回味，于是便有苦甜香涩的享受，清润之气的回旋。这般享受妙不可言，不由自主地，会从心底里发出一声叹息。
我顿时一愣，朦朦胧胧地，似有幅画从远处飘来，画的是静物：红木方桌上的盖碗，有嫩黄粉绿的花卉，十分漂亮。但画又动了，眼见那白皙干净、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细长手指掀开盖子。于是那盖子微微倾斜，顺着碗沿轻划了几下，盖碗被端至唇边，轻啜一口，接着就有一声轻叹吐出，似甘甜似苦涩，似喜似悲、似忧似乐，似愉悦似享受，令人难以捉摸。
这是在我八岁以前，爷爷的“饮茶图”。
八岁以后就看不见了，因为爷爷不在了。
爷爷不在，奶奶也饮茶。奶奶饮茶的盖碗要小一点，花色也不同。奶奶好像没爷爷那么多闲工夫，饮茶也不那么专心致志，常常把盖碗搁在一边，手里就捧着《红楼梦》什么的看起来，但轻啜一口之后吐气若兰的情景，与爷爷如出一辙。
记忆中的盖碗很轻薄，好像透明但并不通透，里面泡的是什么茶、茶叶在里面的动作，我是看不见的。
以后随着家境的拮据，每周都有卖旧货的账单从门缝里塞进来，印象中奶奶好像有卖不完的旧货送出去换钱。而待客之道，依然不变，要留饭、要奉茶，白开水是端不出来的。凡有客人光临，奉茶一杯，我便能眼见片片茶叶在透明的玻璃杯里舒展沉浮的样子。
据说给客人喝的都是平时珍藏的好茶叶，可在我的眼光看来，没发现什么好，也许是“珍藏”得久了吧，那种淡褐色的茶汤对我毫无吸引力。我从来不喝茶，夏天满头大汗，捧杯凉开水咕嘟咕嘟往肚里灌；到了学校，操场的一角有排“沙滤水”，张嘴对住龙头，轻轻一按，透明的水线直冲喉咙，爽极！
以为生活就是这沙滤水，真理明明白白地写在教科书上。
后来后来经过文革、经过下乡上山，才知自己活脱一傻妞。我从安徽回到上海，发现父亲也是嗜茶如命的，每日里睁开眼就是一杯茶，但买不起好茶，喝的大都是茶叶末；他大口喝，大声叹，很有几分豪爽气；他用的是极平常、便宜的玻璃杯，偏又说只有这样才能看见茶叶在杯中上下漂浮、幽然变幻，是一种无可取代的视觉享受。
茶叶末也有视觉享受？自欺欺人罢了。
时至文革末期，他的牛棚生涯结束，不必给红卫兵小将洗被单，也不必去墓地挖修女的坟了；而他任教的上海教育学院这时又并到了华东师大；在华师大上班似乎让他有了一点微微的自豪感，自此弃绝茶叶末，常遣我到淮海中路上的一家茶叶店为他买一种名为“炒青”的绿茶；也许，这才真正有了他说的所谓视觉享受。
在北京出生的父亲，一辈子不会说上海话，一辈子不认同上海，也一辈子不那么喜欢上海人。在上海他身居斗室，炎夏打赤膊、寒冬靠一杯滚烫的茶叶末或炒青伏案工作。能让他两眼放光的唯有北京——他说在北京时住的四合院本是王府，院子大得能在里面骑自行车……所以嘛，北京开阔、北京大气；上海呢，一个字：小！
父亲一生郁郁不得志，在单位里早早被退休，连个副教授也没评上。晚年唯一让他聊以自慰的是，在一杯又一杯炒青的滋润下，参与了汉语大辞典第九卷的编撰工作。不过这与他大学所学的专业无关，全凭幼年的童子功加上勤奋努力而已。
虽说父亲嫌上海“小”，呵呵，在文学上，他喜欢的南唐李后主，可是婉约伤感得很，哪有我爱的辛弃疾豪迈大气啊！不知父亲从“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词句里，品出了什么；不过我相信当他回味过来，长叹一声之时，那炒青的浓烈苦涩，是渗透骨髓的了。
记得那时他喝着炒青，嘴里念念不忘的却是什么龙井、猴魁、瓜片、银毫、碧螺春之类的名茶。我说那就去买龙井来喝好了；他说不行，那种茶既贵又不经泡，换两遍水就淡了。那是爷爷喝的，不是他喝的。
原来爷爷喝的是龙井啊！
物换星移。前几年，我去浙江湖州，看了位于湖州的祖宅状元厅。此厅早已破败不堪，前门进去是皮鞋店了！但爷爷出生的状元厅第四进小楼倒是空无一人、保存完好。我楼上楼下走了一遭，忽然感悟，从这里走出去的爷爷，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必定还是爱喝家乡浙江产的龙井茶的。
可怜父亲，割舍了源自血脉的一份爱好；但泡在玻璃杯里的炒青，也有一眼望去的通透清明；人生如茶，该怎么做人，做什么样的人，他老人家心里明白。尽管在文革中他将青年时代的领带扎成了拖把用，但那拖把难吸水分，拖不净地上污秽；可在历次运动中，他咬紧牙关自保保人，倒没有戴上过政治帽子，最终两袖清风去天国，也算是“留得清白在人间”，侥幸之至了。只可惜，他看不见上海如今的高楼大厦，听不见那“海纳百川，大气谦和”的广告词了。
以后，我把写小说当成职业，慢慢地也喝起了茶；我第一次喝茶，是在安徽插队期间。
有一次，因为发表过几个短篇，我被邀请去《安徽文艺》参加一个名为“掺砂子”的学习班。《安徽文艺》的主编江流，高大魁梧，红彤彤的脸上总是挂着一种跟他那雄健的外表极不相称的腼腆而温柔的微笑。到了周末，编辑部食堂不开伙，江流派女儿江禾来喊我去他家吃饭。踏进江流屋里，我就感到有一种很特别的清新、清香的气息若有若无地流淌在空间——原来是江流已用一只淡绿色带盖子的细瓷杯为我泡好了一杯茶。
“小王，你品一品，我这个茶有什么特别？”江流笑眯眯地看着我，脸上有颇为自得的神色。
天哪，他也太高看我了。对我而言，这几乎就是人生的第一杯茶，捧在手里诚惶诚恐，迟迟不敢喝。我想我既不懂别的茶，又怎能品出这一杯茶的别样之美？
但不由自主地，我坐直了身子。在杯沿与口唇接触之时，我好像看到了幼时爷爷饮茶的动作。我的举止放慢，平日里大口牛饮的动作变成了轻吮浅饮，下意识地让茶水在舌腭之间停留了片刻，才徐徐下咽。
这时我感到了微微的苦，但苦得清新；回味过来，却又感到了微微的甜，甜得也清新。这种极愉悦的感觉，也让我发出了一声叹息——告别了乡下的井水，一杯精美的茶，让我品出了生活的另一种滋味，另一种境界；能闻到悠然的清香，能品出微苦中的甘甜。
我接着又饮了第二口。这一次，我的轻叹为一种味道而发。这种味道既亲切又熟悉，令我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上海，在深秋的淮海路上，公泰食品店的糖炒栗子散发出阵阵浓香……我觉得自己走神了，不觉又饮了一口；这时我感到，此甜香非彼甜香，没了那份热闹，却更见其悠远宁谧，好像只是让人静，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安安静静地享受岁月的宁好（说实话这跟我当时的处境实在太不沾边了）。
但两者之间，分明又有一种联系，好像一条河，穿越山峡，也流经平川。我定了定神，对江流说，茶里好像有熟板栗的清香。
他那双大大的慈祥的眼睛里流露出赞许的目光，好像我向他交了一篇好文章。
我在《安徽文艺》呆了整整九个月，几乎每个周日都在江流家白吃白喝。临走时，江流还赠我那栗子味的茶叶，许多他的藏以及他发自肺腑的教导：“不要忙着写，要多看看，多想想……我觉得有两位的作家风格跟你有相近之处。一位是孙犁，他的文笔清新纯美；一位是刘真，她的故事真挚动人。你把他们的作品仔细研读，对你会大有裨益的。”
那个物质异常匮乏、精神被奴役的时代，江流却在栗子味的茶香里，引领我步入了新的精神文化境界、文学的殿堂，让我终身受益。
1996年我应慈济佛教基金会的邀请去台湾作文化交流，住在花莲慈济精舍的日子里，上天突降暴雨，慈济的两位师父与我在精舍内围着矮桌席地而坐，桌上一壶台湾乌龙。在乌龙特有的温柔香味里，我了解了慈济遍布全球的慈善事业，了解到许多大陆白血病人因他们建立的骨髓捐赠中心而获新生。我回来以后写了不少有关慈济的文章，以致我每次端起一杯乌龙茶，就感到慈济人永恒的生命馨香，会在茶中弥漫开来。
茶是活的，有生命有记忆的。因此，它与人之间是有因缘的。
我与茶的因缘最后定格在浙江的龙井上了。
这龙井，先是上海作家协会发的；回家泡一杯，袅袅热气升腾之时，口唇亲吻茶杯，淡淡的清香绕鼻，淡淡的甘甜缠舌，淡淡的绿意在杯中晕开——不浓烈、不刺激、不媚俗；一切都是淡淡的，淡泊如寒士，淡雅如君子……
我一向喜欢恬淡，我就爱这一份淡淡的清香，一份来自大自然本身的真实的韵味——这也是我的追求，我的性格。我不喜欢太浓烈的东西，太浓烈的东西常常会走向反面，太浓烈的东西也可能作假。
这本是爷爷喜欢的茶，如今竟成了我的最爱。
父亲已去天国，无缘品此龙井了；我只能每年清明，在他的坟头奉上一杯。
人生如茶，茶如人生。
世事纷纭，我自清茶一杯。
2015年12月6日于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