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在上海市市西中学，我，高三了。
没有题海，没有高考前的紧张，每天去学校，围着课桌打一圈“争上游”，然后打道回府。
如此清闲，可我的内心充满煎熬。看班上许多同学的手臂上都戴了红箍：红上司，红三司，红……而我和我的这些“牌友”却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而与“红”无缘。
一天，吟拿了一张大字报来让我们签名。
吟是造反派“红尖刀”的头儿，她臂上的红箍，腰间的皮带都很宽。吟让我们签名，令
我们受宠若惊。可展开大字报一看，是批判张先生的（那时在市西，对老师无论男女一律称先生）。教英语的张先生是解放前的教会学校毕业的，一口英式英语，人很洋气，说话又嗲声嗲气，以那时的标准看来，批她“资产阶级少奶奶”倒也不离谱；可她平时待我们不错，现在对她这么上纲上线，就过分了。但签不签名显然是在考验我们的革命态度——谁不想通过考验，以后弄个红箍来戴戴呢！
我们把询问的目光投向了琴。她过去是我们的班长，虽然现在也落难了，可我们还是习惯听她的。
琴说，让我回去考虑一下好吗？于是我也顺势推舟，对对，回去考虑一下。
第二天一早，吟又来了，问我们考虑得怎么样。我的心怦怦乱跳，只见琴从牌桌后转过脸来，沉稳地说，我昨天一夜没睡着觉，也想了一夜，我想我不能签这个名。我突然松了一口气，赶紧说我也不签。接着全体“牌友”都表态说不签。
吟愤愤地走了。我们继续打牌。
可英语先生还是被批斗了。她因此而割腕自杀，虽然被及时抢救过来了，可她白嫩的腕上缠着纱布的样子总是我们心头的隐痛。真想为先生出口气！
也真巧，有一天吟拿着报纸在看，边看边自言自语：“**的字写得也不怎么样嘛。”
我们几个一下子都像打了鸡血般地兴奋起来，立马将扑克牌推到一边，商量起草写大字报——吟这是攻击“林副统帅”，简直就是“反革命”的罪嘛。
我是语文课代表，大字报由我来润色。这可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所写的惟一的一张大字报！我改了又改，还记得最后一句讲到历史是无情的，责问吟何去何从？！
我们把大字报贴在最醒目的地方，期盼它引起轰动，可惜，不出半天就被覆盖了，没人理这个茬！我们很失望。然而，正是这个失望使吟免除了一场灾难。从此以后，此事总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我常常感到既内疚又庆幸。我很想对吟说，对不起，请原谅我的年少无知。在人生漫长的岁月中，一个人在社会政治与生活的漩涡中沉浮，总会遭遇风浪与怪圈，但只要良知未泯，善恶能辨，人生总是有意义的。吟，如今你还好吗？
（写于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