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刚从邮局取来的五卷《竹林文集》，我的神情不禁有些迷茫。我对着它愣了好一会：这厚厚的一叠作品，难道真是我写的吗？我不由自主地从头至尾翻了下去……翻着翻着，那已逝的写作途程便在我的脑海里飘然而至；而在这泥泞崎岖的路上，一个跋涉者的脚印也就一串串清晰地呈现在在面前——
第一串脚印是涩重的。它定格在皖东丘陵的黄泥土路上。我看见那一只细弱的脚刚踩下去，就被粘软的黄泥咬住，要前进每一步，都得花费极大的力气。看，前面是一道山谷，暴雨引发的洪水带着沉闷的轰响在谷底奔腾。它淹没了架在两山之间的窄窄的石板桥，吞噬了山谷里的一切生物；而我，必须越过这道山涧，跨过人生道路上的第一道屏障。正在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手持红色油纸伞的农民出现了。他用厚实、温暖、长满老茧的手，牵着我摸索那洪水下面的石板桥，渡到了对岸。从此，我懂得了生活的艰难、生命的可贵和人间的温情。于是，每当我在生活的道路上遇到困难和阻隔，这顶红色的油纸伞便会时时出现在我的面前，激励我前行，并且促使我开始将自己对生命的感悟和生活中的善恶用笔记录下来。
第二串脚印是歪斜而凌乱的。那是从插队的农村返回城市以后——一种为一代知青说话的责任及使命感，突然袭击我的心灵，使我情不自禁地写下了长篇小说《生活的路》。然而，人们的思想生活与政治进程的错位使我在单位里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与打击，一时间简直无法招架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几乎丧失了走写作道路的信心。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社会上好心人的舆论支持使我终于挺过了这一关。
接着的步履是愉快的，尽管在时间上很短暂，不到一年。在“文革”后恢复的全国作协第一届文学讲习班里，我获得了文学的熏陶，感受了师长的教诲和学友们的情谊。
以后的脚印是坚实的，一步步清晰可辨：
不会忘记嘉定二中老校长的宽厚仁慈，为我提供了赖以栖身和写作的地方；师生们的热情友好，给了我踏实和安全感；也不会忘记学校后面的小河、碉堡和绿茵茵的田野……当然，最难以忘怀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我最尊敬的恩师韦君宜，她带着自己刚刚失去老伴的悲痛，步履蹒跚地赶到这偏远的农村中学，来抚慰我这颗刚刚备受创伤的寂寞的心……
不能忘记那冬冷夏热的“寒暑斋”，这是市县两级领导关怀的结果。从此，我有了一个居住和写作的空间。在那里，我度过了我生命年华中最灿烂的18 个春秋；我的5卷作品中除了《生活的路》以外，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在那里产生的。
更不能忘记嘉定的许许多多干部、教师、学生、工人、农民和知青朋友们，是他们给了我生活上的诸多方便和帮助，同时也为我的写作提供了用不完的素材和灵感。与他们相处的日日夜夜，从他们那里看到的、听到的那些或生动有趣、或深沉哀怨、或离奇古怪的故事，又都似过电影般地“闪回”到了眼前……
以上的脚印，有的涩重、歪斜，有的坚实、欢快；但正是它们，串成了我的文学写作途程，同时也哺育出了我的这5卷集子。
过去，有些朋友曾感到困惑，问我：为什么你一个生长在城市的人写的作品几乎都是反映农村生活的？除了《生活的路》可以理解外，以后的长篇小说《苦楝树》、《呜咽的澜沧江》、《女巫》，中短篇小说集《地狱与天堂》、《蜕》、《蛇枕头花》，甚至好几部儿童长篇小说，写的也都是农村题材？现在我可以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了——这就是我的“脚印”的缘故。
然而，这又造成了一种误解。有的论者就以此得出结论，认为我的这些作品都是在作“自我宣泄”，写的都是我自己的经历。甚至还有人将我在小说中写的人物经历当作我个人的履历来加以“引用”。这实在是错谬了。我的脚印，只记录了我的生活历程和写作历程，但并不是作品本身。我的作品（其实每个作家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在我感受到的生活基础上加以综合、提炼和艺术化了的结果；而生活，仅仅是素材和原料，并且绝大多数都是听来的、看来的，或者是按生活的逻辑想象创造出来的。因此，我说我的“脚印”“哺育”了我的作品，而非现代生物学意义上的“克隆”。人们常讲的文学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我以为就是这个道理。
（写于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