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和参与慈济人的爱心慈善活动的过程，同时也是竹林对这种大爱精神逐步深入理解和感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开始执笔将这一切记录下来。从1997年到2005年，她先后写作了五篇向大陆读者介绍有关证严法师创建慈济，以及慈济人的爱心活动和大爱精神的报告文学。它们集合在一起，便组成了这五阙人间挚爱真情的颂歌——《净土在人间》。
证严法师在读了竹林写的有关慈济的文章以后，曾说：“竹林女士心中无一物，如清净的白纸，不带任何色彩，所以甫接触慈济人事，在白纸上写下的文字就是很美的篇章。”
是的，慈济人的大爱精神确实净化了作者的心灵，使她用激情澎湃的笔触写出了这几篇既真实、生动又清新优美、充满人性和人生哲理的文章。它们既是报告文学，又是一篇篇抒情散文体式的美文。让我们从这部书的作者自序中，欣赏一下它的艺术魅力吧：
很久很久以前，当晨曦像洁白的嫩芽，从黑夜封闭的心中萌发时，佛陀的弟子“给孤独长者”已出现在舍卫城那仿佛连接天宇的城头上，向酣睡中的城市发出呼唤：“醒来吧，充满贪欲的人们，抬起头来，看白云正从你们的头上飘过。它牺牲自己，降下甘霖，让大地披上绿装，给万物以生命。而你们——万物之尊的人啊，请打开自己的心，把最好的财富拿出来献给佛陀吧！”
美艳的妇人推开绣窗，夜来的欢爱还滞留在梦幻的眼底，鬓角的玫瑰花瓣已经枯萎；脑满肠肥的商贾打着呵欠，得失的烦恼在困倦中仍挥之不去；连国王也在叹息，辽阔的疆土不能填满他空虚的心。
“把一切财富中最美好的东西献出来吧，佛陀会祝福你们！”给孤独长者的声音，在舍卫城上空回荡。他一路朝前走去，两手托着一只空钵盂。
谁不想得到佛陀的祝福？谁不想在有限的人生获得无限的福报？
大把大把的黄金，一串又一串的珠宝项链，锦衣玉食，奇珍异宝……慷慨地抛向给孤独长者。可是给孤独长者手里的钵盂依然空空。
“我以佛陀的名义向你们呼吁，献出你们所有的财富中最完美的东西吧！”他昂首向前，把刚才人们抛来的无尽珍宝踩在脚下，弃之如敝履。
人们困惑了。至尊的国王百思不得其解：难道这些宝物都不配献佛？还有什么比黄金、珍宝更好更宝贵的东西吗？
太阳升起来了。整个舍卫城都在注视着给孤独长者手里那只空空的钵盂。
他走到郊外，来到一条布满灰尘的小路上，一位衣衫褴褛的贫妇出现在他面前。他向贫妇乞讨。贫妇一言未发，躲进路边的树丛，在深绿色的枝叶掩映下，悄悄脱下身上那件布满破洞的衣服，毫不犹豫地，将它抛向了给孤独长者。
阳光下，那件破衣发出了比纯金还要辉煌的光彩。给孤独长者如获至宝，口中发出了欢乐的声音：“美丽的女神啊，你无私的善念，圆满了佛陀的心愿。舍卫城的人们，都应在你的莲花足下顶礼膜拜。”
几千年过去了。
无数帝王将相、绝代佳人，我们只能从出土的枯骨上，想像他们当时的威仪和容姿。人们彩虹般的人生，对博大的宇宙来说，也只是南柯一梦。当暮春的梅子黄时，我们已无法欣赏早春桃花的绚丽。繁华只是雾中花，权力也会在转眼之间灰飞烟灭。那么，我们能把握住的永恒的美丽是什么？
生是死的开端。一个人自出生的那天起，就好像搭上了一列火车，朝着死亡的终点开去。沿途的风光再美也带不走什么。但是，如果在你的周围，有病人在发出干渴的呻吟，你可以把清凉的水杯送到他唇边，同时握着他滚烫的手，轻轻安慰他，告诉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的爱似涓涓细流渗进一个陌生人的心田，你生命的旅程也会因此留下美丽的因缘。甚至，如果有人饥寒交迫，那么，你能不能像舍卫城的贫妇人那样，把自己赖以御寒的衣服也脱下来，施舍给一个跟你非亲非故、毫不相识的穷苦人？如果能够，你就在你生命的旅程中留下了永恒的美丽……
因此，在我看来，只有爱，超越时空，美丽无比。爱不但使人心变得美丽，爱也会使世界变得美丽。爱，只有爱，才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原动力。
我们爱土地，所以土地欣欣向荣；我们爱人，所以人间有快乐、有幸福，人才能繁衍生息，一代又一代……所以，我们的星球才拥有了最温柔的蓝色。
甚至我们广袤的宇宙，为什么会在瞬间诞生；瑰丽的群星，为什么这样运行；时空又为什么会以如此妙不可言的状态弯曲，吸引着我们去回溯昨天的梦想，追逐明天的幢憬。这一切，就连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感到不可思议，他因此皈依了宗教。他相信在冥冥之中，一定有一种神的力量在掌握着一切；一定是上帝的爱，使宇宙生成得这样奇妙无比……如果不是这样，宇宙也许不可能在一场大爆炸中诞生；那颗小小的宇宙蛋，也许就永远沉睡在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死寂之中。
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外太空寻觅到了人类智慧的伙伴，那么，使大家友好相处、彼此微笑的力量，也一定是爱。
然而在今天，在茫茫的宇宙中，我们还是孤独的。我们孤独地守着自己小小的地球村在星际旅行。我们永远在旅途中。能够给我们的心灵慰藉的，也只有来自旅伴的爱。我们都应对旅伴付出自己的一份爱，一份无私的清净无染的大爱。如果我们人人都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有一天，宇宙之神就会指着我们的家园，惊喜地说：“看哪，这就是人类生活的地球，群星中最美丽的一颗！”
六
从儿童纯洁的心灵里撷取真善美的力量
——从《老水牛的眼镜》到《晨露》、《夜明珠》、《流血的太阳》
怎样写“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何在？这个问题不同的时代有不一样的观念和认识。自从上世纪20 年代初周作人正式提出“儿童文学”这个文学概念起，直至1949年，主要是一些思想革命的左派作家围绕着革命、爱国救亡和反映民生疾苦，主张以此为基础让儿童认识社会人生，启发他们的良知良能，引导他们健康成长。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则以“革命”的名义和内容教育和培养儿童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为目标；“文革”后，直至21世纪初的现今，儿童文学则从“成人视角”转向了“儿童本位”，即主张贴近儿童生活，用符合他们的审美意识和阅读兴趣的作品影响和感染儿童，塑造和培育未来的一代新人。虽然各个时期的视角和目标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站在成人的角度“给予”儿童以教育、培养、感染和影响……总之，儿童文学对儿童来说，是被居高临下的赐予。
然而，文学的价值是以人物形象和精神情感力量以及它的审美意境和语言魅力来感染、打动、影响读者的。儿童文学当然也不例外。这就是说，儿童文学里的人物形象（它主要是儿童，当然也不排斥成人）、精神力量和审美意境和语言魅力，对读者（包括儿童和成人），也是有主动的感染和影响力的。如果我们再说得明白些，就是儿童的尚未被社会浸染过的天真纯洁的本性，对成年人，对社会，对被污染的人性，是有一种感染和净化功能的，而这一点，却大多被我们的许多儿童文学作家和研究者匆匆地忽略了。
但竹林看到了这一点！或者说，她在自己经历的严酷的生活境遇里，认识和体会到了。
1
早在文革尚未结束，她在安徽农村插队以及回城来到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时，心中总是存在着一种思想上和认识上的逻辑背反。她常常看到，一些事明明白白是假的，但大家都会将它说得像真的一样。明明都不想在农村呆着，想着寻找回城、上学、招工的机会，却唱着扎根一辈子的高调。进了工作单位，更见一些“革命”和“左”得极端的人物，他们总是能站到政治运动的浪尖上充分表演，并不遗余力地整人，浪头翻下，他们会痛哭流涕地检讨路线觉悟不高；待下一个浪头再起，他们又精神抖擞地投入了……有时连起码的逻辑和人格尊严都不顾。她记得在周恩来总理逝世时，有人在追悼会上痛哭流涕，会后一转身，竟立即又慷慨激昂地批起“复辟倒退的周公”来了。思想比较单纯的竹林对这一切实在无法理解，觉得这些人不知是用什么特殊材料做成的，他们怎么不像一个正常人？于是，每逢政治学习，她就默默地坐着自己的位置上，不发言也不表态。她宁愿在办公室为大家多打几次开水，多跑几趟腿，多扫几次地。如果实在被点名要她发言，被逼得没有办法，就只好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它。
文革末期，上海文艺部门奉命搞“三结合”，“写走资派”。作为文艺编辑的她，也需完成这个政治任务。重点题材比如“教育革命”、“南京长江大桥工程”等，自有老资格编辑承担，她这个新来的编辑，就选了个“打鬼子”的题材应付：她与一位“工农兵作者”一起到郊区的招待所开始工作，但采访下来，上海地区抗日游击队打鬼子的素材不多，而且那位作者又从来没写过小说，因此，写作任务实际上就必须由她这个编辑来完成了。没有具体的抗战生活，只靠采访来的一点零星的材料就要创作一部小说，她感到为难，只好向辅导她做编辑工作的老编辑赵老师求助。赵老师协助她凑合构思了一个故事框架，于是她就在县城招待所里埋头苦干了起来。几个月后，稿子总算完成了，题名《小莲子》，以后也出版了。但在赵老师来招待所阅稿的时候，她忍不住发起了牢骚：“这叫什么事呀！明明是你构思故事我写的嘛，怎么作者倒是别人？”赵老师说：“这就叫政治，中国的政治。你现在不懂，就不要去管它了。”见她仍然有点委屈的样子，赵老师想了想，说：“这样吧，这一段时间，你确实付出了不少，现在，我带你去农村透透新鲜空气，了解一些儿童生活。写儿童题材你可以不管那些政治框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于是，他就带她在郊区农村采访了许多真实的儿童生活（赵老师就是这里的农村出身的），建议她以此写一批儿童散文故事。
20世纪70年代的江南水乡，那时尚未受改革开放和工业化的污染；农民虽然在“学大寨”的政治口号下辛苦而贫穷，但自然风光是十分秀美的。那里有长满水生植物的美丽的水塘，有清澈的河流，高高的小桥和密密的竹林……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秋风送来阵阵稻花的清香，路旁的野花野草在向你点头微笑，青蛙和蟋蟀在你的脚边跳跃，蜜蜂在你的身旁飞舞；抬起头来，可以看见蓝天白云和辽阔的田野，一时间她感到心旷神怡，仿佛来到了一个真正的世外桃源，一切政治压力和精神重负都被甩到了脑后。尤其是在午后的树影下，或者是夜气弥漫的打谷场上，和孩子们一起坐在光滑凉爽的竹凳上，听他们随便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个小故事，真是一种令人轻松愉快的精神享受。
村里的孩子们淳厚朴实，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充满了浓郁的泥土气息，是那样的生动、有趣、感人——起码对一个城里下来的人来说，这是毫无疑问的。为了将这些新鲜的故事和感受尽快地记录下来，竹林几乎是不让它们过夜：每天回到招待所，她就带着激情连夜将采访到的故事写下来。这样，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她便写出了一组共十篇儿童散文故事——这就是她后来结集出版的那本《老水牛的眼镜》。
这组散文，赵老师看后很欣赏，他决定自己当责编编发。但审稿时，室主任却压了几个月不肯签字。倒不是抓到了什么政治问题，也没说艺术水准不够出版标准，而是觉得一个刚来出版社不久的见习编辑就要出书，有点难以接受，最后表示只通过其中的5篇。只有5篇，篇幅太少，自然就不能成书了。室主任说：“不能成书就等以后积累多了再出吧。”室主任自己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而且在这个岗位上历经政治运动，资历较深。因此，他一面在政治上总是小心翼翼，紧跟潮流，一面对年轻人要求严格；他可能在内心深处对年轻人并没有恶意，但论资排辈的思想比较严重；他发表过一些作品，却至今还没有完整地出过一本书呢，因此在心里容不得别人超越。几乎就在这个时期，赵老师向他送审了铁凝的一部中篇小说。室主任问：“铁凝是谁啊？”赵老师回答说：“是一个很有前途的青年作者，文笔很好，很适合写儿童文学。”主任摇摇头说：“没听说过。”于是便也压着不通过。赵无奈，只好将这部名叫《红屋顶》的稿子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少儿室的编辑朋友。同样地他也只好将竹林的这十篇儿童故事推荐给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请他们的副总编王一地先生看。老王看后也觉得很好，但为了两个兄弟儿童出版社的关系，他先与那位室主任商量，明确表示如果你们真的不出，则我们要出了。这样，室主任最后只好签字同意将十篇一起出版。
这时，已经到了1978年。而这组儿童故事写成的时间是1976年。其中，已经有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在这两年的业余时间里，竹林正在默默地写作她的第一部知青长篇《生活的路》。而待这部《老水牛的眼镜》正式发稿时，她的《生活的路》的初稿，也已完成了。因此，围绕这这部儿童故事出版的插曲，实际上是以后竹林的《生活的路》的出版过程中的命运遭际的一次预演。
《老水牛的眼镜》于1978年12月出版。首印15万册，以后又反复多次重印。当时儿童文学界的许多前辈看后都十分赞赏。严文井先生在1979年初写信给竹林说：“《老水牛的眼镜》我用一个晚上就一口气读完了。我觉得这是一本写得相当好的书。作者对江南农村的景色，小动物和孩子们的生活相当熟悉，写得生动、有趣、有教育意义。就文章而论，也是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的（做到这一点，对一个青年作者，一般来说是不容易的）。我完全赞成今后你多搞点儿童文学的打算。”陈伯吹、金近、葛翠琳等儿童文学老作家，也都表示肯定。
1980年，全国第四次儿童文学评奖。这实际上是文革后儿童文学界第一次检阅，因此在文艺界是比较隆重和令人注目的。这次评奖中，围绕《老水牛的眼镜》，有一些花絮，因为涉及到对这本书的评价和反响，故也值得在此一叙。
本来参评的作品，是由出版社和各地作协推荐的。前面我们已经讲到，此刻竹林正因出版《生活的路》而在单位遭受巨大压力，被领导“秋后算账”，因此她所在的单位（也是《老水牛的眼镜》的出版单位）是不可能推荐她的作品去参评的。她实际上连想都没有想到过自己的作品能去参加评奖。然而，当评奖结果公布时，她的《老水牛的眼镜》却得了奖。她觉得不可思议，她的作品怎么可能会评上？而且还要从正在千方百计地设法整她的这家单位的那位领导的手中去接那张奖状。她不想去人民大会堂参加那个颁奖大会。后来在许多同事的劝说下才勉强去了。在以后，她才慢慢了解到了这本书被评上的过程。
原来，这本书的确没有被单位推荐，但当时在读者中反响已经很大，在北京的评委们，大多也了解这本书。他们便行使了评委的权力——评委也是可以推荐参评作品的。据说评委们还请示了评委会主任严文井。严说：“评奖只对作品负责。好作品一部也不应该漏掉；差的，一部也不要评上（大意）。然而，这件事惹恼了她单位里的领导们，他们将怨气发泄到了一位完全无辜者——洪讯涛先生的身上。原来，竹林所在单位的著名童话作家洪讯涛先生，这次被派遣参加评奖，他当然也是评委。然而这位全身心沉浸在文学创作中的老作家根本不了解竹林正面临的处境和社领导的意图。于是，回来后他便被领导认为“没有为社里顶住”，因而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说他是“吃里扒外”。于是他躺着也中了枪——以后，洪先生在社里处处被排挤、压制，事事不顺，恐怕与这件事也不无关系。为此，每当竹林与一些知己朋友谈及此事时，总是对这位童话界的前辈心存深深的歉疚和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