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文化在世务方面表现为和谐理念、建设思维，崇力文化在世务方面表现为冲突理念、战争思维。和谐理念、建设思维同样是崇德文化的一大支柱。
这一点似乎是显而易见的。譬如论到文明之间的关系，中国人习惯提到各大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而美国人的思路就是文明的冲突。美国著名的哈佛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任美国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1993年夏，他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引起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和争论；1996年又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被翻译成39种文字，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尽管他在中译本序言中说，他提出“文明的冲突”的用意，是要为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政治提供一个取代“意识形态冲突”的新的思维框架。“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冷战期间，人们很容易把全球政治理解为包含了美国及其盟国、苏联及其盟国，以及在其中发生了大量冷战斗争的不结盟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这些集团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来界定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而它长期以来曾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文明的分析框架因此提供了一个对正在呈现的现实的洞见。它也提出了一个全世界许多人们认为似乎可能和合意的论点，即：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提出“文明的冲突”，是为了促成“文明的对话”，宗旨似乎是很好的，但崇力文化的思维方式，决定他认为各大文明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冲突”，“对话”则是要去努力争取的。“冲突”是自发的、本然的，“对话”则是有了自觉的结果、应然的。
这种“文明的冲突”的意识，在西方恐怕已成为集体无意识了。小布什在“9.11”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周日（9月1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就“口误”说，这次反恐战争，是“新十字军东征”：“这次新十字军东征（New Crusade），这场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此语一出，舆论哗然，引起穆斯林国家强烈不满。因为当时小布什正在试图说服阿拉伯国家参加国际反恐怖联盟，所以，白宫发言人在9月18日出来就布什总统周日讲话中的严重失误正式道歉，说，布什原意只是想说，在全球范围内消灭恐怖主义是一项“广泛的事业”。他说：“如果这个词的相关意义使我们的伙伴或任何人产生不快，总统深表歉意，但他要传达的原意是英语原词的传统含义，就是一个广泛的事业的意思。”但五年后，布什在2006年8月31日的美国退伍军人大会上，又正式将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重新定义为“反伊斯兰法西斯战争”，说明当年他并非是“口误”，“道歉”只是出于策略考虑。
由“文明的冲突”理念，推导出“战争思维”，就自然而然了。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19世纪普鲁士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为什么政治要由战争来继续？因为在西方人看来，战争是解决冲突的最好、最彻底的办法。
这样的理念、这样的思维，在中华崇德文化中不仅无一席之地，而且是受到明确批评的。《老子》说：“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还真本《老子》第三十五篇道章〔王弼本三十章〕）“夫兵者，不祥之器也……战胜，以丧礼处之。”（还真本《老子》第三十六篇道章〔王弼本三十一章〕）。
对待不同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也是重在融合，消弭冲突。
《礼记·王制》篇中说：“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因为气候、地理等条件的不同，中土的民族和周围的异族形成了不同的生活习俗。东方的夷族，披散头发，在身体上画花纹，有的还不吃用火煮熟的食物。南方的蛮族，在脸上画花纹，装饰脚趾，也有不吃用火煮熟的食物的。西方的戎族，披散头发，将兽皮做衣服，有的不吃谷物。北方的狄族，穿羽毛编织成的衣服，住在洞穴里，也有不吃谷物的。因为“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等文化因素，夷、蛮、戎、狄等异族在中国融为中华民族。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华民族和周围异族的差别，不在人种上，也可能不在语言上，而在文化习俗上。
以文化习俗来定义民族特性，说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聚族、文化立国的理念，同时，也说明中华民族对异族文化是充分尊重的，是吸收、交融，而不是排斥、冲突。《战国策·赵策二》：“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欲以论德而要功也。”舜采用有苗的舞蹈，禹袒露上身进入裸国，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这样的风俗，而是要通过文化融合，来共襄大业。由和谐理念推导出建设思维，也顺理成章。
然而，对“建设”问题，还需进一步做些辨析。
我们提出“建设”的概念，是与“革命”、“破坏”、“战争”相对而言的。鲁迅先生在1930年《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说：“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邓小平说：“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都是这个意思。从中国当代史的角度看，“建设”思维，还意味着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针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思维而来的，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一个性命攸关的转变，我们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对此是深有体会的。从“继续革命”转变为“建设”不容易，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中，中国人容易接受“‘建设’就是好的”的观念，就像我们容易接受“‘改革’‘开放’就是好的”的观念。但是，就像我们过去笼统的接受“‘革命’就是好的”的观念，结果导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下，干了许多蠢事、酿成了许多悲剧，谁反对文革的政策，就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造成舆论一律、噤若寒蝉；我们也应该看到“建设”、“改革”、“开放”这些好的话语，也有异化为“话语专制”、“话语暴力”的危险性。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语境中，这些“话语”演变成可以将人送入囹圄、甚至致人死命的帽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在学术讨论与辩论中简单的给对方扣一顶“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至少无助于问题讨论的深入。邓小平同志解决了要“阶级斗争”还是要“建设”的问题，解决了要不要“建设”、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确立了“建设”“改革”“开放”的话语，这是他的大功劳，给我们今天讨论如何“建设”、如何“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我们今天讨论这些问题，就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在ABC的问题上纠缠不休，而是结合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在思维层次上首先要明确，“建设”是好的，但不是说任何一项建设，包括具体的项目建设、工程建设、制度建设就是好的。同样，“改革”“开放”是好的，但并不是凡“改革”“开放”的措施就是好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既不能“拉大旗，作虎皮”，也不要上纲上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所以，我要声明，崇德文化在社会生活方面表现为“建设思维”，崇力文化则表现为“战争思维”，是一种客观的定义、中性的表述，不含有“建设思维”高于“战争思维”的意思。中国人可能认为这样的定义有褒“建设思维”贬“战争思维”的倾向性，这与中国人天性（由农耕文化的深厚积淀所致）“爱好和平、摒弃战争”有关，也与现当代中国人深受战争、动乱之苦有关。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来进一步讨论“建设”问题，不是要不要“建设”的问题，而是如何“建设”的问题。
在如何“建设”的问题上，亟需注意的是，经济建设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文化建设要尽快的跟上，否则，就会造成经济建设的瓶颈。经济、文化一定要同步、平衡发展，跛足是走不远、走不长的。
沈雄风最近的研究进展，为我的思考提供了一个理论模式。
他在完成数理哲学论文《趋同—崩塌》以后，有一个问题一直盘踞心头。他发现，人类社会最严重的趋同是价值趋同，但设立一个价值目标，就是要人们来趋同的，不趋同，这个价值目标就显得没有什么“价值”了。价值目标要吸引人来趋同，趋同又要引起崩塌，这个逻辑怪圈怎么走出来？按一般的思路，就是搞几个系数，在趋同到一定程度时发出预警。为《趋同—崩塌》作序的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终身教授、数学博士章定先生就说：“如果能够对书中提到的‘趋同’概念建立定量分析与相应的计算方法（有如一些经济指标那样），从而对可能导致的‘崩塌’提出预测预警，那么，这个理论就能够对社会发展、对科学研究发挥更大更实质的历史性作用了。”这在理论上是可以办到的，尽管非常复杂，如果继续研究的话，沈雄风本来也打算这么做。但心地里，他觉得这传统的研究思路是事倍功半，与他研究“趋同—崩塌”所采用的拓扑的高度抽象的办法尚有距离，或者说，他还没有找到用拓扑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门径。
就在世博会排队与参观期间，他突然找到了门径。他在参观回家，通宵赶写的文章《价值趋同——人类文明的终结·导言》的开头说：
今届盛会，少见各国夸耀寻常的科技，但就人与自然、社会中人与人等方面，都欲充分展示自己“共存”、“和谐”的理念。如英国馆强调城市与植物的共存，德国馆主题也带有“和谐（balance）”二字。美国馆介绍的美国精神更是似乎与传统好莱坞大片中宣传的“美国梦想”有明显不同，他们这次更强调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度，重视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梦想。
这个世界确实变了。地球如今的种种与自然不和谐的灾难，很大程度都是工业化的资本主义急速扩张后带给我们的。原本给我们冷冰冰印象的资本主义国度的面貌已在悄然改变。自然，他们也意识到了原来资本主义文化里有一些不能使我们的文明不断存续的因素。他们意识到了，或许也归纳了，不过上升为哲学的这一步，或者将之变化为稍稍能为机器所理解的思考结果的这一步，可能还需要我这个初生牛犊来完成。
他是怎么来完成“这一步”的呢？
首先，他问：为什么价值趋同会引起崩塌？
他发现，我们今天所谓的“价值”，可以分为两大类：排他型价值（零和游戏，我多必你少，非此即彼）与排序型价值（从高分到低分排位，价值以相互比较在顺序中的位置而显示出来），往往两者兼而有之。这样的价值趋同，必然引起崩塌，排他性与排序性是导致崩塌的原因。
他进而问：有没有非排他非排序的价值呢？
他找了一下，找到了，最典型的是“健康”。人人都追求健康，但我追求健康不会减少你的健康，你不健康也不会增加我的健康，我的健康与你的健康无从比较，也不必比较，但没有排他、排序的刺激，不会减弱人追求健康的热忱。他把这类价值称之为“健康型价值”。
他进而推出健康型价值系统的三项基本原则：一，追求健康是人与生俱来的基本要求，所以是天赋人权。二，自我实现健康与帮助他人实现健康，就是“善”。自我实现健康要鼓励，帮助他人实现健康要提倡。三，自我减损健康与减损他人健康就是“恶”，自我减损健康要劝诫，减损他人健康要制止。
从此三项基本原则，他认定健康型价值是基础价值。别的价值（如自由、平等、人权等）可以在其基础上衍生，而它不是从其它价值基础上衍生出来的。
与健康型价值相对的一类价值，沈雄风定义为“财富型价值”，从别的价值可以从它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意义上说，它也是基础价值。
因为健康型价值趋同不会引起崩塌，所以，它能够成为普世价值；而财富型价值趋同必然引起崩塌，所以，它不是普世价值。其它的衍生价值，一定要进一步定义是在哪个基础价值上衍生出来的，才能确定它是不是普世价值。
这样，他觉得找到了解决价值趋同的方案，建设健康型价值系统。
有位朋友看了他的这部分的“文学”论述，评价说，这很好，是中庸之道。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如果以崇德文化为左端，崇力文化为右端，健康型价值就是不偏不倚执其中，大多数人能够接受，愿意去做，可操作性强。这就使我进一步理解孔子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时势下，心向往“大同”社会，而身体力行的是恢复“小康”社会的中庸之道的苦心孤诣。老子讲的是应然，孔子讲的是可然，庄子讲的是超然。
从沈雄风的论述可以看到，为什么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不能同步，会造成发展的瓶颈？因为经济建设在财富型价值观的“指导”下，容易因急速趋同而引起崩塌。
2010年9月，沈雄风完成了数理哲学论文的人文版《趋同—崩塌与健康型价值》（见附录），对一些概念作了更严密的定义，与本文中叙述的有所不同。我保留此段文字，是为了演示一种话语产生、发展的轨迹。因为我觉得，相对观点，方法与立场更加重要。
这是从哲学层面上来说的。从经济建设的战略方向上来说，亦是如此。在本世纪初，我就撰写了《中国需要发展审美经济》的论文，后来，为了推广，我把它扩写成经济学长篇小说《当缪斯伸出金手指》。我提出了“文化经济学”的概念。“文化经济学”，不是研究文化企事业的经济学，而是像“政治经济学”从政治角度看经济，文化经济学则是从文化角度看经济。
“文化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
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从以生存消费为主转向以观念消费为主。所谓“生存消费”，就是吃饱穿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定义的消费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即是指的生存消费。所谓“观念消费”，就是吃得好用得好，这个“好”，就不是实用评价，而是进入了审美评价。观念消费品，其实不是今天才有的，但历史上的观念消费品，为少数人所拥有，大众消费的还是生存消费品，或者说，大众要为获得生存消费品（谋生糊口）付出绝大部分的体力、智力与精力。但到了今天的时代，发达国家的大众也有条件享受观念消费了，观念消费品成了大众消费品，所以，整个世界进入了以观念消费为主的时代。
估价观念消费品，审美规律就要在其中起作用。研究观念消费品，就不能仅分为价值与使用价值，而要加上文化价值，而我们今天所说的产品的高附加值，主要不是从产品的使用价值（高科技含量），而是从文化价值中来的。譬如现在的3G或4G手机，可以在坐车途中看电视、上网、玩网络游戏、阅读电子书，等等，等等，问题是有多少人有此移动服务的迫切需要？这就像手机普及之初，我一个朋友说的笑话：车上有人掏出手机来打，或者接听手机电话，第一句话往往是：“喂，你在哪里啊？”这“需要”是被制造出来，是满足心理的需要（很时尚）而非实用的需要。就像我们这代人当年要买手表，主要不是为了看时间，而是显示自己的经济实力，结婚时男方向女方赠送三转（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一响（收录机）作为彩礼，也是重在文化价值。今天人们大多不戴表了，少数戴表的多是戴数万、数十万的名表，只有我辈是因为惯性而戴表。电脑、网络，对多数人说来也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玩具，是观念消费品。从我们说今天进入了网络时代，就可以知道我们进入了以观念消费为主的时代。
但是，我们今天的观念消费，还仅仅停留在时尚消费的层面。这是因为，世界进入观念消费的时代时间还很短，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算起，持续和平的年月不过六十多年，实际进入经济高速增长，发达国家大众生活小康化的年月则更短，审美经济还不能发展到更高层次。其次，今天的经济发展模式，还是以大机器、规模效益为主，所以，把观念消费品做成时尚消费品，进而使人误认为是生活必需品，是与这种经济模式相应的经营思路。就是说，观念消费品的生产经营，还是延续生存消费品生产经营的思路，时尚经济的营销策略是生存消费品的营销的老一套，从规模中赚钱。
时尚经济，使美国大大占了便宜。因为时尚经济、流行文化，需要上流社会的推行，才能风靡一时。西部牛仔穿了上百年的牛仔裤，不会流行，电影拍了，城市青年模仿了，富家子弟也穿了，牛仔裤、石磨蓝牛仔裤、甚至做出破洞来的崩克裤，才会成为时尚。美国是当今世界的上流社会，居有文化垄断地位，所以，它在推广时尚经济中赚了大钱。仅就科技水平说，苏联和美国是平起平坐的，日本比之美国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它们都在与美国的经济竞争中失败了，究其原因，还是败在文化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凭借文化垄断地位，在几十年里把家用电脑与无线网络（当时叫“信息高速公路”）搞成了朝阳产业，使日本、苏联已经后来居上的钢铁、汽车、机械制造等行业变成了夕阳产业，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但是，如果世界持续和平，文化经济正常发展，审美的深层规律一定要起作用。审美的深层规律，一个是原创性，一个是独创性，原创性是从纵向、时间维度上来看的，独创性是从横向、空间维度上来看的。总的来说是创意。所以，今后个性化产品（其中主要的是手工产品）与特色服务必将成为观念消费品的主流。文化经济（审美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中国的经济才是真正进入了可持续发展的阶段，因为巨大的人口负担可以转变为巨大的人力资源。西方学者已经提出了“全球麦当劳化”的问题。一个富裕的社会，即使能把社会的闲散劳动力全部优养，享受高福利（金融危机后的事实证明，欧美发达国家的高福利是靠掠夺亚非拉不发达国家来维持的），这部分被养的青壮年，也会因感到自己被社会边缘化而忿忿不平，要起来闹事；何况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养不了那么多人。所以，一个好的经济模式，应该是尽可能多的人可以参与、在其中“各尽其能”的模式，劳动者享有劳动的权利，不仅是生存意义上的（生存需要），更是发展意义上的（发展需要）。大机器生产、追求规模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满足这方面的需求，唯有文化经济（审美经济）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的需求，因此，文化经济才是人性化的经济。
同时，文化经济是前途无量的经济，因为观念消费永远不会得到满足，永远有新的观念被创造出来，也不可能形成垄断，抑制行业的发展。观念消费品与现在的所谓奢侈品还不同。奢侈品只是重在质材，10克拉的钻石工艺品一定比1克拉的钻石工艺品贵，同样体积的玉雕一定比黄杨木雕贵，而观念消费品重在文化价值。一把曼生壶价格超过一千把相似型制的紫砂壶的价格，一幅梵高的真迹要拍到几千万美元的天价。观念消费品消费的是凝结在产品上的人的劳动（创意是人的劳动的精华），这样，就可以走出大机器生产靠大量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来保持经济增长的怪圈。
我看宋鸿兵的《货币战争》，最感兴趣的是其中提到的“铁山报告”。说是1963年8月初，美国中西部一所著名大学的一位社会学教授（化名“约翰·多伊”），接到一个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到铁山（Iron Mountain）参加一项秘密课题研究。参与该计划的15位专家都是美国著名大学的顶尖教授。历时4年，到1967年这个15人课题组完成了一份绝密报告，这份报告的作者们被政府要求对该报告严格保密。但“约翰·多伊”觉得这份报告实在太重要了，不应该向公众隐瞒，在他的努力下，戴尔公司于1967年出版了《来自铁山的报告》（Report From Iron Mountain），该书一面世立刻震惊美国各界，而政府官员与权威专家立刻出来辟谣，指其纯属虚构。
这份报告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它研究出一个观点：只有在战争时期，或者在战争的威胁之下，人民才最有可能服从政府而没有怨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