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文化在宗教观、价值观方面体现为人本主义，崇力文化在宗教观、价值观方面体现为神本主义。人本主义也是崇德文化的一大支柱。
本文指的“人本主义”，是以人为价值本位的观念系统，也就是说，一切价值来自于“社会人”，没有人类社会，也就无所谓价值。这样的观念，就容易推导出“凡有利于人的社会化生活的言行就是‘善’，凡不利于人的社会化生活的言行就是‘恶’”这样的逻辑结论。在宗教中的表述，就是众生皆有佛性，众生皆可成佛，众生与佛本体同一，没有绝对的界限。众生是未悟佛，佛是已悟众生。
与此相对，“神本主义”就是以神为价值本位的观念系统，即由上帝来给出“善”“恶”的标准，对人来说，这“善”“恶”标准是先验的，只能接受，不能辩驳，和上帝没有道理可讲。因为虽然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但人与上帝有绝对的界限。人可以上天堂，但永远不可能成为上帝。人之善，就是无条件的听上帝的话。上帝说，不能吃智慧树上的果实，人吃了，就被逐出伊甸园，并因此在上帝面前有了罪（原罪），这没有道理可讲。上帝说是“善”，就是“善”；上帝说是“恶”，便是“恶”。后来，上帝不像在《旧约》中记载的那样直接现身了，就由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天主教会来给出“善”“恶”标准，天主教会就利用这项话语权，发行“赎罪券”以谋利。路德发起的新教运动，就是以人人都可以心灵直接与上帝沟通，用不着通过教会、牧师为号召，深得人心。但是，从教会手中收回这项话语权（“善”“恶”等价值的定义权），是付出了多少人牺牲的沉重代价，绑在火刑柱上烧死的，有不少是提出“耶稣是守贫的”口号，发起苦行教派的教士。如果辩理，天主教会毫无胜算，所以，教会就给套一顶“敌基督”的帽子，实行残酷的镇压。所谓黑暗的中世纪，远比中国历史上的黑暗要黑暗得多。中国皇权专制最黑暗的两个朝代——明朝与清朝，黑暗主要是在统治集团内部；而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教会的镇压直接针对要维护基本生存权利的广大民众。为什么要烧死“敌基督”与“女巫”？就因为这些人在民众中有号召力，拥有可能动摇教会不讲理的统治的话语。
新教运动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当时欧洲主要是教士）意识到要去寻找基督教神学以外的思想源头，于是有了文艺复兴运动，寻找到了古希腊的思想。“人本主义”的口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针对的是基督教神学的“神本主义”。
但是，长期盘踞欧洲思想界的崇力文化的思维模式、“唯我独尊”的思路，使文艺复兴运动从古希腊哲学中拿来的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也许是中国学者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读解，但这种“读解”在当今中国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真理），因此，为了对抗上帝话语权（其实是教会话语权）而提出的“理性的人”或“人的理性”，很快演变为新上帝。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应该由超人来当道，只是这种话语的最明确、最“疯狂”的表述而已。所以，尼采受到普遍的欢迎，因为尼采的超人哲学，向每个自许为“理性的人”的野心家，提供了通向新上帝宝座之路，超人哲学是制造新上帝的梦工厂。这样想，中国人就可以理解，在欧洲中世纪，宗教信仰可以成为战争的理由，不仅是基督教对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就是教内各派，也以信仰的理由干戈相向。而进入科技昌明的现代，宗教信仰的理由变成了意识形态的理由，两大阵营一样依此理由冷战与热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以后，“人权”就取而代之成为发动战争的理由。还是“意识形态”的理由，以“人权”的名义，向一个主权国家投放大量的炸弹乃至贫铀弹，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好像一点也没什么不对，甚至还理直气壮地说“人权高于主权”，如果欧美发达国家的广大民众真是接受这样的理由，那么，不能不说是崇力文化的神本主义价值观在作祟。神本主义使欧美的专家、学者、政客误认为他们有权对价值定义，他们的价值观，就是普世的价值观。他们有这个资格把他们认为的“普世价值”，强加到全世界人民头上，哪怕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反观中国，历史上以宗教信仰名义发动战争，可以说从来没有。现代以来，才有似乎以意识形态的名义发动的战争，但严格来说，恐怕只有“文革”中“捍卫革命路线”的武斗，才有点名实相副。三次国内革命战争，都不是打出“社会主义”的大旗，更不是以“共产主义”为号召，而是以反封建（专制）、土地改革的“新民主主义”为旗帜。中国gcd与国民党的分歧，也不在“共产主义”还是“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在谁主张实行民主政治，谁反对实行民主政治。究其原因，就是中国老百姓觉得以宗教信仰的理由、意识形态的理由去打仗、去杀人，是很奇怪的事，所以，即使由于盲目、被煽动，加入了武斗，很快就会意识到其中的荒唐，产生幻灭感。反思文革对文化的大破坏，从质疑以革命的名义“大义灭亲”的小说《伤痕》开始，决非偶然。这不能不说，是崇德文化的人本主义价值观，在发挥潜移默化、纠偏疗伤的作用。
中国即使在身处社会主义阵营的时期，就于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期间，在中印和中缅两国总理会谈的联合声明中，以“一致同意，并共同倡导”的方式，提出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经公布，就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与热烈响应，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制定的国际社会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这不仅是新中国外交的一次巨大成功，更是为新中国取得了外交的话语权，在“冷战”与实力外交的背景中，显示了思想文化的力量。到1974年，经毛泽东批准，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正式提出“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理论，指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更是一言九鼎，深得人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可以说是“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因此一提出来，就反响热烈；不像“人权高于主权”之说，不管怎么鼓吹，总让人感到是狼吃小羊的说辞，故应者寥寥。中国之所以能在外交上摆脱意识形态与实力政策的话语局限，高屋建瓴的提出“普世”原则，与中华民族深厚的崇德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
由此可见，只有人本主义的价值观，才能使理性充分发挥作用，因为理性是人性的一项重要属性。神本主义的价值观，必然限制理性，因为神性高于理性。西谚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上帝发笑还算是好的，如果上帝发怒，人类的处境就不妙了，轻则是被放逐，重则就可能遭受上帝降下的雷与火。何况今天有那么多自以为是的新上帝，他们因为压抑到潜意识里的自卑情结而缺乏“发笑”的幽默感，却独多“发怒”的虐待狂，人类的处境还不危险吗？
《老子》说：“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还真本《老子》第十九篇德章〔王弼本第五十六章〕）现状是，有很多欲做新上帝者，还没有“得”（得到发号施令的地位），就在想“得而亲”“得而疏”“得而利”“得而害（害人）”“得而贵”“得而贱（使人贱）”的事了。“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新“神本主义”，以“人本主义”、“科学主义”、“普世价值”面目出现的“神本主义”，就是人类最大的“自作孽”，是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危险。
同理，认为当下中国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是因为中国人缺乏精神信仰、缺乏敬畏心所致，所以要提倡“新儒教”的主张，依我看，也是受了神本主义宗教观、价值观的影响而不自知。这样的主张是有害的，以一种偶像替代另一种偶像、一种权威替代另一种权威，只能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精神信仰绝不能等同于偶像（权威）崇拜。人需要精神信仰，但必须是他自主选择的精神信仰，建立在理性、体验基础上的精神信仰，是允许质疑、可以讨论、不怕辩论的精神信仰。任何填鸭式的“精神信仰”，都有变成教条主义乃至精神桎梏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