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刘勇，江苏丹徒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文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2015年8月，作品《江南三部曲》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作家简介

原名刘勇（男）1964年出生于江苏丹徒非1964年生于江苏省丹徒。1981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5年留校，任中文系助教、讲格非。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讲写作、小说叙事学、伯格曼与欧洲电影等课程。格非于1986年发表处女作《追忆鸟攸先生》，1987年发表成名作《迷舟》，从此以“叙述空缺”而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而198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更是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1981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5年留校，任中文系助教、讲师(1987)、副教授(1994)、教授(1998)。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主要著作有《格非文集》、《欲望的旗帜》、《塞壬的歌声》《人面桃花》等。有英、法、日、意等语种的单行本在国外出版。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讲写作、小说叙事学、伯格曼与欧洲电影等课程。格非于1986年发表处女作《追忆鸟攸先生》，1987年发表成名作《迷舟》，从此以“叙述空缺”而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而198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更是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

职业生涯

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1986年发表处女作《追忆鸟攸先生》。格非在给自己作的小传里曾写道：“小说写作是我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它给我带来了一个独来独往的自由空间，并给我从现实及记忆中获得的某种难以言传的经验提供了还原的可能。……在写作中，岁月的流逝使我安宁。“足可见格非一直是今“纯文学”的追求者，文学写作并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更重要的在于它构成精神超度的乌托邦。格非的成名作当推1987年发表的《迷舟》。这篇具有浓郁抒情风格的小说，因为故事的关键性部位出现空缺，而令人惊奇。传统小说的“完整性”被这个“空缺”倾刻瓦解，十分写实的叙事因为这个“空缺”而变得疑难重重。显然，这个“空缺”来自博尔赫斯的影响，格非运用得颇为娴熟自如，它使格非的小说具有谜一样的气质。格非并不多产，但他的小说一篇是一篇，颇值得读解。《褐色鸟群》也许可以称得上是当代中国最费解的一篇小说，1988年发表时，华东师大中文系部分师生曾召开讨论会对这篇小说展开多方研究，结果众说纷纭。没有人搞得清这篇小说到底在讲些什么，也没有人否认这是一篇非常奇妙的小说。事实上，它始终诱惑各种读者，从最激进的取业批评家到普通的文学爱好者。

写作思想

我国古典文学传统，作为一个体系的价值，显然还没被中国人认识到。张爱玲曾经说过：“几十年后中国可能没人能读得懂红楼梦。而依我看，现在就连一些学者也读不懂《红楼梦》。当代写作迫切需要走出西方文化的视野，进入真正‘中国化’的写作。”昨天下午，清华大学教授、作家格非作客“城市文学讲坛”，以当代小说的处境开始了他带有思辨色彩的演讲。

“西方中心论”思想作祟

格非说，几年前，他曾受邀旅居在法国南部一个小村庄，专心写作《人面桃花》。那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小村庄，但令格非惊讶的是，那里的农民都非常尊崇自己国家的文化，绝大多数农民对福楼拜、普鲁斯特等本土小说家的经典文学作品格外熟稔，津津乐道。格非非常羡慕这种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他说“相比之下，我国古典文学传统，作为一个体系的价值显然还没被中国人认识到。张爱玲曾经说过：‘几十年后中国可能没人能读得懂红楼梦。’这位有才气的女作家，读过很多西方作品，被问到最喜欢哪一部时，说的还是中国小说好看，《红楼梦》最好看。而依我看，现在就连一些学者也读不懂《红楼梦》。”格非说，自己也是到30岁才知道中国的传统小说的好，开始猛补。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推崇。他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主张向西方文化看齐，“西方中心论”的思想现在仍在许多小说家的头脑中作祟，他们的作品迫切需要走出西方文化的视野，进入真正“中国化”的写作。

古典小说值得终生体味

虽然自己被媒体称为“先锋派作家”，但格非对此并不太在意。在演讲中，他一再强调，好的小说家一要精通现实、二要精通“魔法”，还有就是必定是以自己的方式对传统文化作出回应甚至推进。格非说，西方小说在故事和场景的关系上，常常是停下叙事，描绘场景，比如《巴黎圣母院》停下来描写环境，但是这个叙事中断的问题在中国的小说艺术中很早就被解决了。《红楼梦》的故事完全没有中断，而大观园已经通过元妃省亲、刘姥姥的登场出现了。还有，西方小说的结构基本是开始——发生——高潮——结束，而中国人比较重视内心感受到的时间。比如《世说新语》里，一个人看到自己种的树，长得很大很粗壮了，泪流满面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这里强调的就是一种内在的时间，感叹时间流逝，体现悲悯情怀。格非形象地比喻，西方小说里，蝴蝶飞啊飞，最后一定会落在一只白手套上；中国的小说里的蝴蝶最后一定会落在草丛里。格非感慨地说：“中国古典小说的高明与伟大之处是值得我们终生体味的，这些传统才应该成为我们当代小说创作的真正出发点。”

民间文学不能狭窄化

格非说，文学不管表现什么题材，它本身总是指向人的处境，这一点是不会变的。现在的民间文学存在很大问题，好像一提民间、一提底层就是好，写知识分子就不好，这其实是把写作狭窄化。鲁迅写《故乡》这样的作品，你也可以看出是写乡土的，可是鲁迅是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去看待农村的变化。现在很多人只不过是把农村、民间当做题材来写，致使有一部分描述乡土的文学已经变成一种空洞的东西。任何一种基于社会现实的写作，都需要通过作家个人的经验才能产生，作家不可能只是一个农民的代言人。

贵在开风气或挽救风气

格非说，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作家，在文学史上留得下来的作家，无非两种，一是开风气之先，二是挽救风气。没有狂放之气，谈何中庸之道？最后只能成为老好人，成不了好作家。格非说，现在有些人过于聪明了，比如做出版的，天天在书店里买进自己出版的书，每天买200本，把自己做的书买成“畅销书”，这跟做股票庄家吃进好有一比。等到大家都注意到这本“畅销书”，都去买了，发行量上到几万几十万本；他再把自己买的书卖出去，或者打进成本。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巨大转折的时期，为什么没有出狄更斯、司汤达这样反映社会深刻变革的大作家？反而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所谓“文化人”，真是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