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秋天，大陆作家从维熙、张炜、池莉、苏童、莫言、余华、舒婷、王安忆、陈丹燕，九个作家一起来台湾访问，佛大中文系学者陈信元策划。当时他们从大陆飞行经香港，必须在某单位填表报到才能转飞，这样的形式还曾维持过好长的时间。作家团傍晚抵达，台北三家大报记者赶到福华饭店写现场花絮。
我下车一进大堂到电梯口，恰巧门一开，莫言、苏童现身了，门缝乍开一线的刹那，莫言一眼认出我，我也认出他，我们同时嘶哑“啊”一声，苏童说话头一句话也是个“啊——真有默契”，我掏出信封袋，里头是春天专访的报纸。余华也来，大伙到咖啡座坐会儿，不知谁说我“有一点灵”，莫言铁口直断“是个小妖”，从此“小妖”别名叫开来。
第二天一早，作家团巴士开到阳明山看花钟，人造小公园花朵围镶倾斜角度大钟座，擎天岗的自然风景好看，可不知怎么流浪狗三三两两跟着一团人，张炜留意到一条狗跛脚走路老关注我们的样子有点奇怪。
张炜开腔：“小妖，那条狗的脚掌刺到什么，样子很疼，你应该打电话找个医狗的救它。”张炜这人真是心善，他一来台湾还没认识谁就想救一条狗。可巴士来了我上车了，心生愧疚，晚上回报馆问同事，说阳明山有巡逻员，希望他们会注意到情况。
这天苏童让我做了专访，他是一个自己说出来的语言跟写作的语言完全一致的作家，不必费心猜疑。他对自己的评价也非常中肯，一分不多一分不减。
马悦然说过，苏童是一个被世界文学低估的作家，只因为他短篇小说作品多，而外国翻译出版短篇小说不容易。苏童看上去像一个中学生，却对人性深沉的暗黑之处有最清澈的了解，他是一个真了不起的作家。
作家张大春动员“国立（中央）图书馆”附近北一女中的学生老师听讲，场场爆满，以苏童、莫言的粉丝最多。有一场诗歌创作专题，见识舒婷在台湾诗歌界的女神地位，听到群众低低的言语，都在讲她的诗那么好而她的近视眼镜那么厚。我跟王安忆以前在上海见过两次，初次见面印象深刻，那年上海淹水，见面时她穿了一双紫色的雨鞋，城市跟女作家的倩影整合起来像一部超现实的电影；池莉看来沉稳端丽，有天她自己出门回饭店，我遇见她手上拿着一本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译本；陈丹燕本人长得像张爱玲，曾在欧洲生活写作，是个见过世面幽默聪敏的作家。
演讲整日，午休时余华、苏童说，出去走走。我在门口叫出租车，就近到西门町的诚品书店逛个两层楼，看满叠的新书，时人的穿着，再回图书馆。
那几天开会中途，莫言要求一小事——裤子的皮带需要多打一个洞。我叫个小车到西门町外围商店的牛仔裤店，我不大来附近走动，只是图近。老板出来拿锤子敲个洞，索价台币一百，我跟莫言同时“啊”一声，连我也觉得贵，早知道问图书馆工友要锤子，自己敲个洞得了。
莫言对待朋友是个大方的男子汉，每回大伙坐出租车，我掏皮夹他总是阻拦，还叮咛前座的余华拦截付款。可他自己处理生活细节，还是一个劳动阶级的态度。那几天在台北旅行，莫言总是很高兴的样子。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作家手上拿移动电话，就算有，只能打电话没有人滑手机。我感觉到“团员们”在疲倦的旅程中，有时眼神晶亮露出期待的目光，亮晶晶地看着莫言，希望他农民精神发作说个段子，给大家精神按摩一下。他是有那种本领的，后来我跟他们到南部旅行时见识到了。
台北是一个很密集的小城市，我白天采访傍晚交稿还有时间跟作家们叙咖啡，车程往来极快。作家团体过着一种集体管理的生活，同行还有作协派来的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妇女。太多单位想跟他们见面拜会吃饭，邀请单位把时间排满。
他们白天没有机会到街市上走走，有一天他们的行程竟然是拜访我工作的《中国时报》。先去时报出版公司大楼，我跟余华说马尔克斯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异乡客》很好看，他说啊有这本，非读不可，我去弄了几本来。中途陈丹燕缺了一个物品，我说，去外头小七商店马上买，她兴奋地说我跟你去，那小商店还卤着茶叶蛋，那么一点世俗的场景她看得心花怒放。
他们去听报社老板简报，我回单位写稿，没想到过一会儿他们一团作家全部在我的座位背后出现了。莫言、陈丹燕围着我的桌子笑：“小妖你的桌子这么乱啊。”文化中心的记者编辑桌子确实属我最乱，堆栈太多刚寄来的书籍，随时有塌台子的危险。我羞赧地叫他们赶快离开啦，他们才笑嘻嘻跟着领导们到副刊部门找诗人杨泽。
有个好事正在酝酿，可我太忙了，几乎忘了。
一个多星期以前我刚专访认识从瑞典远道而来的汉学家马悦然，我跟他谈起过几天大陆作家访问团要来，跟他住同一家饭店。
悦然当时从台北去花莲，诗人杨牧在东华大学当文学院长，创校之初，邀他到花莲住几天，返程回台北能赶上作家在台北的最后两天，悦然很想跟作家们见面，我说我会记得。
可我每天见到余华苏童他们就忘了，只有带莫言打裤带洞时，我才想起这回事，问他那天晚上马悦然可以在饭店里跟他见面吗。他说可以可以。连着两天傍晚在报社，想到此事，赶紧敲电话转到余华苏童房间留言，请他们那天晚上留在饭店。
到了那天悦然真的出现了。他在底楼咖啡座喝威士忌，还笑眯眯说，知道你会来。其实我正在路上要回报社，我敲电话给余华、苏童都不在，只有莫言在，电话里莫言说：“啊，那你会来吗？”听起来有点紧张，我只好请悦然回房间，我上楼接莫言然后把他带去悦然的房间。我得走了。
这就是马悦然跟莫言此生第二次见面的过程。第一次是1989年秋天在香港中文大学。当年莫言来去匆匆，仅停留很短的时间，听说单位要分房子只好回家，最后没分到房子。悦然跟他在人文中心天井的鱼池边，一起抽烟。
第二天余华知道骂我了，天天见面还打电话，谁听饭店的留言机器。
他说得对，可他不知道我这个人多半时间就这种细节不灵，无药可治。
后来我问悦然，你们好吧？
悦然说，很好很好。
悦然夸奖我很有办法。
我那时候不懂得马悦然从1959到1979年之间的二十年得不到中国入境证，1980到1985年年去，1986年没申请，1987到1992年没得到入境证，1993年得到，1994年到2003年这十年得不到入境证，2004年起申请得到。
可以想像他多么高兴到台北旅行，在旅店遇见中国作家。
后来我问莫言你们好吧，他说马教授喝酒，我喝茶，房间烧开水倒茶，站起手抖到旁边的酒杯子，一杯酒洒了马教授的褂子跟裤子。“咳，我很不好意思。”
要是余华、苏童在，那条裤子的运气会好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