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我从台北转香港飞抵北京，一进旅馆打电话给莫言，询问明天到他家的路途。他说大院外有个守门小亭，进来得登记。阳光明亮，搭小车过北海公园附近到了院外，见亭不见人，有一本掀开的厚簿子,纸页卷起朝着天。
莫言开门，很诧异我就这样进来了。莫言的妻子芹兰端来一盘新鲜水果，我跟她握手，掌心有湿气，没有言语，脸面却很热忱的感觉。
不久余华来了，他住在北京郊外较远的地方，转了三班公交车到莫言家。
第一次的见面访问，感觉莫言谈话很拘谨，问答之间有一点疙瘩，也许我提问不佳，没有找到开启作者答复欲望的按钮，还贸然表述意见。我读莫言小说是从台湾新地出版社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开始，我念念不忘作为读者与作者之间最初的开始，可访问的主题是谈《红高粱》。反高潮的状态在最后一题发生了。
我问他为什么选择当兵，他沉吟一会儿说，你不是这儿的人，不明白像我这样中农出身的人，不当兵没有出路的。访问戛然而止。
此时肚肠里止不住地涌上一股凄凉。跟报社打报告，写计划，联络一系列的访谈人，大老远飞来访问我最欣赏的头一个作家，感觉却不甚上手。以前我在《自立晚报》访问过吴祖光、吴祖强、裴艳玲，这些文化巨人说话都很痛快，这儿我却遇见障碍，明天还要登门拜访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顿时我发愁了，不知往后十几天北京上海的任务怎么做完。
我从桌上的水果盆拣出一条香蕉，剥皮慢条斯理吃了半根。台湾人说：“失恋了就吃香蕉皮。”不是真吃香蕉皮，世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吃点香蕉积累一点营养，重新出发。感激莫言嫂为台北客人准备周到。
接着访问余华，谈他的新作《许三观卖血记》。余华一开始讲话，整个人就沉浸到另一个世界，我永远记得当他讲到，一个悲剧故事，要像越剧唱到激越之处，要像交响乐曲的乐章，必须反复交叠，且相同的曲式一次又一次反复地推进，才能将悲伤的情感推进到高潮，从而在那悲伤的境地当中激越、升华。
我眼睛的余光扫到一角莫言望着余华的眼神，突然明白莫言对付我的访问不起劲，实因他了解这儿坐着一个世界上最有口才最聪明最能引人入胜的作家同行。他们是鲁迅文学院的同学，他自然非常了解余华的才华，出于谦逊与藏拙，莫言静静无声地听我们对话，那时的默默不语正在为余华脑海里演练的许多音乐进行无声的伴奏。
访问之后各自释放压力，三人上街到一家小馆吃午饭，亭子外头有个戴盘帽的人在跟街坊谈话，也不注意我们。余华知道我们要去的川菜馆，他来过莫言家，早吃过的。
往小馆的途中，听闻街道传来厨房镬气隆隆的声响，空气里飘着小户人家做饭熟食的气味，莫言顿时舒展眉眼说，“烧土豆呢。”他的鼻子很灵。
四月北京的晴空，春天的光线鲜暖宜人，北京的小区小户偶然有人在门前走过。桃花初开的季节，街上乍现一片片亮彩的粉红，百姓的生活给人安逸的感觉。
莫言专访我写得不差，好友、戏剧家李国修的妻子王月跟我说，她非常喜欢莫言讲述《红高粱》小说采用“我爷爷”的语气，作者觉得上一代的人能耕作也能打土匪跟鬼子，下一代跟他这一代，一代不如一代，好像是一种“种的退化”。李国修的父亲是山东莱阳人，他是个方言妖怪，能讲许多外省与本省各地腔调，我知道好多外省第二代的读者都很注意莫言，对《红高粱》的历史态度有种亲切的认同感。
我那时候热衷阅读大陆小说。1960年代出生的台湾文青赶上大陆自1985年小说写作繁花灿烂的时代，阿城“三王”迎来大陆文学的大爆炸，可是同时间我读了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不多久以前的几年我们这一代才在台大附近的书摊刚认识张天翼、沙汀，正在为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热血奔腾，在同样的书摊买了韩少功与人合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后来因版权改变，译本读起来味道不一样，骆以军说，我们当年读的是韩少功·米兰·昆德拉作品。
我访问莫言的那一年，他已因小说《丰乳肥臀》之故离开军队，还住在属于解放军的宿舍院子。我还读过《酒国》《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可我最喜欢的还是《透明的红萝卜》，那是一部扛鼎世界文学的中篇小说，而且是有许多独创感官意境的小说。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像莫言这样的作者有很多不同的小说面孔，他是个双面侠，一方面有大部头的故事民间历史传奇泼墨长卷大作，一方面有短篇中篇散文许多极度精简的案头刺绣，当时我的文学见识不够广博，无法系统归纳自己阅读小说的感受。
其实现在的世界，也只有中国能产生创作小说路子深邃又复杂的作者，不仅当时我没看出作者出身背景产生一种暗黑力量的气魄，成就许多气象瑰丽的小说风景，即使莫言2012年得奖，还是有一些我认识的作家没能明白他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写这篇稿子时我还不时回味《透明的红萝卜》，闲谈当中悦然说了一句：不只是“黑孩”这娃儿好，莫言所有写小孩的都好，“大风”好，他自己的童年回忆篇篇好。
悦然以前说过，读了莫言这些描述孩子的小说散文，使他想起孟子，有一颗赤子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