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 欣：随意翻一下你的邮件，你总是《在路上》，我曾用这个标题写过骑自行车走大运河，而你的“在路上”更遥远。瞧你这几段：
“……我还是跟车队走，昨天到了卑尔根，卑尔根你来过的，国家剧院门前站着易卜生的塑像。要是今晚有戏，我想去看场戏呢……”
“……安娜回瑞典去了，我留在北京等埃斯普马克夫妇来，完成此行的最后任务……”
“……今天晚上我们朗诵完诗歌，明天去西安，十一日回瑞典……”
“……我到南京了。从斯德哥尔摩到法兰克福转上海，再转高铁到南京，从离开家到酒店入住下来，行程差不多二十四小时，累瘫了。晚上八点多早早就睡，半夜十二点被一个老教授电话吵醒，说有人告诉他我带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秘书长来了，居然没有事先告诉他，他觉得我不够意思，说有资源应该和他分享等等。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搞文学还要‘分享资源’这个说法。这下又睡不着了。回复邮件吧，虽然是一点多了……”
读着想，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易卜生的《培尔·金特》，你啊（也是我吧），从原乡逃走，到海外冒险——当我演这个戏、你研究这个戏的时候，谁会想到我们自己将要经历：财富、海难、疯子、死神、年老孤独回到家乡，乡人再把你当作旧日传奇拍卖。而你，老迈平，我看你现在的照片，跟三十年前学院时候似乎一样，还是那么淡泊的神情，没有发福（同学全都胖得不成样儿了），你有了白发，有了皱纹（不很多），你身体不算好，我也是。你逛了半个地球，我一直在原地，本要去北欧，却折断了脚，一把椅子里坐了两个月，骨头好了，腰坐坏了，四个月来，我看两条腿来回迈步的同类生物，充满惊讶。眼下我划舢板，健身房的舢板，美剧《纸牌屋》那种，每天划五千米，原地划着，想像自己在剑桥河中或者是哈佛校队的。
读你旅行闲笔带出的内容，让我想两个问题：一个是翻译家的你；另一个是你最近的中国旅行，你和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有些私人关系。这个，对于你我不是新话题，虽然它是热题，并且是酸葡萄吧，你知道我的嬉笑态度；不过，我觉得值得观赏这串葡萄：国际定位文学一大标杆嘛。
先讨论你的翻译，迈平，这比诺贝尔委员更让我好奇。因为最近我也干了一件翻译活儿，给中国话剧院译英国话剧院的《战马》。估计这是我第一次干职业翻译，大概也是最后一次。
我手边有你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集《早晨与入口》，是你从瑞典文译到中文，香港牛津出版，瑞典文和繁体中文，双语对照排列，我不懂瑞典文，但我每页对着读，好像读画，我把这书放在枕边，告诉自己每晚读一首，但是忍不住再读一首，呼呼地读下去了；还有你译马丁松的诗剧《阿尼阿拉号》，瑞典文译中文，你对天外科幻的兴趣，让我对你另眼相看！再有你译的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和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的《航空信》，英文译到瑞典文再译到中文，这书你一边译，一边点我看，我手边还有数码版。记得你译得直咳嗽，电话里听你咳嗽得厉害，声音沙哑，那时我想，翻译和写作者，虽然孤独工作不说话（我几星期不说话很平常的），其实喉头无声喧哗——韵律是这么掂量这么运作的吧，于是不说话嗓子却会哑，我有时就这么哑了。你觉得？埃斯普马克的小说《失忆的年代》，你从瑞典文译中文，给我PDF，我读着，感叹你用词相当“冷质”，是思辨的，犀利的，金属一般的。哦，我最近读诺奖新得主法国小说家莫迪亚诺的作品，我怎么觉得他俩有相近的地方？从描写到主题。
你选择彼此距离很大的内容做翻译，我认识你这么多年，还自以为相当了解你，但是翻译创作扩展出“你”的更大边界，还是让我吃惊。我关注你的翻译，说白了，我的好奇心——也是企图心，是你翻译作品从极不同的题材涉及到的用词范围，你的中文用词量之广之大。Here，我的问题：你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别有考虑？
万 之：我选择翻译的主要是瑞典文学的经典作品和代表作品，希望对中文读者了解瑞典文学有点帮助。当然体裁是很不同的，比如有戏剧，最近翻译了瑞典最重要的戏剧家拉什·努连的剧本。戏剧语言你我都熟悉，戏剧人物的语言应该是口语，老人有老人的，小孩有小孩的，男人有男人的，女人有女人的，众声喧哗，也应该是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这和小说语言不同，小说通常从头到尾是一个叙述者的语气。但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的特色。其实我把《失忆的年代》也是看作戏剧小说的，因为其叙述方式就是一个人物的独白，假装对面有个人物，其实自头至尾是一个人絮絮叨叨。但七部小说人物不同，身份地位不同，有退休了的老工人，有当过首相的雄辩的政治家，口才一流，还有下等妓女，但人物的语言个性特色不明显，不是那种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写法。所以我曾经对埃斯普马克提出质疑，我问他，七部小说七个不同人物，但很多段落其实都是你自己一个人的口气，不符合人物身份，但他也公开表示，他是借了人物的口来说自己的话。而且他确实不是采用传统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而是穿插了那种现代主义的荒诞和寓意及象征手法，比如警察来把一个人物拖走，可以把头塞到警车里，而脚还留在楼房的走道里，身体被拖成蚯蚓一样长长的，或者把身体比喻为气球。这是现代主义的描写方法，是埃斯普马克的幽默。不过，我在翻译中，也还是努力去寻找一种人物的口吻，比如文雅的人物可以把父亲称为父亲，但粗俗的人物我就翻译成我老爸，或者我老爹。如何把握另一种语言的风格，其实是比较难的，因为我的外语（不论瑞典语还是英语）都还没有到那么好的程度，能够区分出人物的语言个性。当然，有了二十多年瑞典生活经验的积累，我现在对瑞典人的语气掌握得好了一点。《阿尼阿拉号》和《早晨与入口》都是诗歌，那么和戏剧语言又不一样（主要是指易卜生以来的散文体现代戏剧，不是莎士比亚那样的诗剧）。翻译诗歌的时候，我比较关注原诗的音乐性和修辞手段（好比中文的对仗），意象的东西更不能搞错（比如我跟你提过，特朗斯特罗姆把一个躺在床上的人两手伸开比喻为锚，因为这符合锚的形象，才有后面固定了什么物体的联想，而李笠曾错译为四肢张开，那就不是锚的形象了）。
辛 欣：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介意我也问），关于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翻译问题：李笠的翻译，马悦然的批评，和你卷入批评。我蹲在美国乡下都遥远听到中国翻译们（复数）的“嚼舌”。我曾和观战者一样认为，你们在北欧活得太寂寞了，于是为词而斗。你不愿回答我也行。
万 之：我不介意回答这个问题，不需要回避。我倒觉得，连你都把严肃的翻译问题引起的争论看成“嚼舌”，说是因为我们北欧人太寂寞太无聊才吵架，倒让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再说说清楚。我认为，把正常辩论看作“嚼舌”，也是某种政治文化污染中文语言的结果，使得中文没了分辨力，没有了逻辑，也就没有了是非，就让语言很无味很无趣。我看中国人的演说才能和辩论才能在当代都大大降低了，还不如鲁迅写杂文的时代，那时倒有很犀利的文字。大概也因为当代中国不存在欧洲那样的议会辩论，不允许你那样“顶嘴”。可你看看别人的议会辩论，比如英国下议院的辩论，那唇枪舌剑多精彩，议员的口才一般都是非常好的，不会说话你别干这个。他们说话多半很有艺术，也很绅士，多半不脏可挖苦人更厉害。至少我在大陆从来没看到过这种辩论。我只看到过“文革”式的大辩论，那是语言暴力，说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扣帽子打棍子，断章取义等等，也几乎是没有是非可言的。还根本不容你辩驳，或者明知自己不对还狡辩，再说不过你的话就拳打脚踢了，以至于国人现在好像都有见了争辩就躲避的心理，或者就贬低为所谓的“嚼舌”，这种问题你倒不觉得严重吗？
李笠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他的翻译粗糙，错误太多，那么汉学家马悦然指出来了，你修改了就是了，何必还要狡辩。李笠说自己是诗人，可你都没看懂原诗的图像，我随手都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特朗斯特罗姆有首诗写从梦中醒来如跳伞，徐徐下降，要穿过森林，进入一个“矿坑坑口”，进入地下，但李笠把“坑口”翻译成了“棋盘”，因为两个词瑞典字母很接近，显然看错了；可你作为诗人，怎么看不见这个图像，倒能看见降落伞穿过“棋盘”？大棋盘能到了森林里，算是有什么超自然的诗歌意义吗？再如有首致东欧友人的诗歌，特翁写自己到友人那个前东欧国家访问，大家都知道他住的酒店墙壁里有克格勃安装的窃听器，说话不便，诗人就讽刺说，“我们”二百年后再见，那时这些窃听器没有用了，就成了化石了，可李笠至今还翻译成“我们”（即诗人和他的友人）成了化石。这就是说他根本没看懂原诗，没有了解原作的诗意。还有一个例子，是特翁表现出瑞典人的一种谦卑，他说自己有如海边的低岸，而死亡就如海水，这水上涨两分米，就能把他淹死了（特翁的用词其实精确得很，因为二分米这正好是水淹没嘴和鼻子的高度。假如你身高一米八，站在一米六的水里你还不会淹死，但再涨两分米，就是二十厘米，就可以淹死你了）。但李笠错译成了两厘米，两厘米和两分米差了十倍，那是淹不死人的，图像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举的这些例子，在我给你的《早晨与入口》里都可以看到的。
我认为，错译就是错译，改了就是，不论是谁来批评，批评方式如何，无须狡辩，因为这不是两个人之间发生争论的个人问题，不是比谁高谁低，而是要拿出正确的译文，对原诗人和读者负责。这也是我们搞中文文字的人应该有的基本态度。我对自己的翻译也是这样的态度。我也曾经多次对李笠说过，我的翻译也错误难免，欢迎他批评指正，《阿尼阿拉号》一出版我就给了他一本，题的就是“指正”。这不是作秀，因为你真的不能对自己的翻译那么自信，认为你的翻译就一定完美。知识无止境，译事其实也无止境。就是已经翻译出版的作品，我还是会觉得，如果再版，我可能还需要修改。
这里我顺便说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中国的文学编辑的问题，尤其是翻译作品的编辑，如果他们不懂原文，不懂外文，编辑校对又比较马虎，对中文文法和基本逻辑问题都不去追究，那么就容易出次品。上面说的李笠那些错误，其实好的编辑都会提出疑问来。窃听器两百年后成了化石是符合逻辑的，“我们”两百年后见面怎么成了化石呢？国内当然有很好的编辑，但外语好的不多。南京的译林出版社的文学编辑是很不错的，在出版《航空信》的时候我和编辑有很多邮件交流，他们也发现了我的一些翻译错误，得以在译作出版前就及时纠正。因为译林出版社主要出版翻译作品，他们的编辑不仅中文专业水准不错，而且都要懂外语，他们虽然不懂瑞典文，但可以根据英文版校对出问题。我很感谢译林的编辑。
另一个问题，就是翻译外文文学的人，中文也有问题。翻译不仅要掌握所译的外文，其实中文也需要有功力，而且应该有文学方面的修养。我认为中国现在的文学翻译有些是中文不够好，而文学修养更谈不上。李笠其实是个明显的例子，他原来是“北外”瑞典语专业毕业的，但中文不够好，如果他的中文逻辑能力强一点，也就不至于把“蘑菇”翻成“糖果”（森林里抓回来的逃犯哪里来糖果呢），或者把“坑口”翻译成“棋盘”（森林里哪里来那么大的棋盘呢，难道诗人是西班牙画家达利那样的超现实，那么这就是对诗人的美学理念解释有问题了）。李笠有点文学兴趣，大学时就学着用瑞典语写诗，得到好奇的瑞典人的称赞，还有瑞典人帮助他修改（包括特朗斯特罗姆都帮助他修改过诗稿），先后出版过几本小诗集，坦诚地说有一部写得还可以。你可以想像，如果一个老外能用中文写诗，中国人也会感到好奇，稍微像个诗的样子也会称赞。所以我可以承认他是瑞典文诗人，或者叫瑞典的移民诗人，但我不认为他算是中文诗人。李笠也曾经把一些中文诗作翻译成了瑞典语，但他也把人家的诗歌随意修改，还公开说是因为原诗不好，所以他要修改。他确实不是寻找原诗的声音，而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可以算是一种翻译理论吧。但错译其实和这种有意修改并不是一个意思。我也不认为这是严肃的文学翻译。因为严肃的翻译，不是要让读者看到你，而是尽力理解欣赏原作。谁可以说，我去占领莎士比亚的“鸟巢”，来唱我自己的歌，就可以随意胡译莎士比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