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下午，我从上海到南京。陈遼、斯群在车站接我到鼓楼一家旅店住下。评论家陈遼与我是老朋友了。斯群是第一次见面，但一点也没有陌生的感觉，是位非常热情爽快的女同志。她正主编南京市的青年文学杂志《青春》，搞得红红火火。稍稍聊了几句，她就说起顾尔镡的事了，显得非常忧虑和着急。
顾尔镡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剧作家，作品颇丰，当时正主编江苏省文学刊物《雨花》。前一年他在《雨花》第12期上发表了一篇创作谈《也谈突破》。斯群说，中央领导批评这篇文章了，省里正在准备进行批判，弄得气氛很紧张。但是，文艺界思想抵触很大，省委调了一些写批判文章的人，到了那里一听说这样的任务都跑掉了。老顾情绪也很不好。斯群想让我看看，谈点意见。她把这本杂志也带来给了我。当晚我就拜读了。
顾尔镡这篇文章是在前一年10月江苏省青年作者创作会议上的一个发言。因为是继省作协主席陆文夫以《谈突破》为题的发言之后，所以叫《也谈突破》。那是针对过去文化专制主义猖獗，对社会生活、文艺创作处处设禁区，这也不能写，那也不许说；这是资本主义，那是修正主义；这是**，那是恶攻……总之弄得人们手足无措，不断受到打压和迫害。“文革”后，人们从现代迷信等极“左”思想理论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那些所谓禁区都从理论和实践上力求有所突破，使社会生活回归正常。就以《雨花》刊载顾尔镡此文后面另一位作者的文章为例，题目也就叫《漫谈军事文学的突破》。那时因为社会问题堆积如山，诸如“突破”、“打破”、“冲破”、“破除”等等，都是意思一个样的常用词。邓小平早在1978年就说：“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说：“思想界、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和科学界，对**、‘四人帮’的大量反马克思主义谬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冲破了他们设置的各种禁区……”（同前第49页）就是证明。
因为是以老作家身份对青年作者谈经验心得，在这篇长达八千字左右的文章中，顾尔镡比较全面地谈了有关政治思想和艺术创作经验等问题。他强调要突破旧有的思想桎梏才能有艺术创新。而政治思想认识在当时最为人们关注的就是怎么理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思想解放的关系。老顾对此作了很好的解释。他一方面确实列举了社会生活中很多负面的例子，批评了过去在党的领导和革命的崇高名义下进行的包括文化专制主义等等严重错误，所以指出：“‘四项原则’，我们是要坚定不移遵循的……党的领导，这是我们要坚持的，但是，现在要加强党的领导首先就有个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这个说法既是历史的要求，也非顾尔镡的发明，而是党的中央领导多次强调的。邓小平在之前1980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非常清楚地充分阐明了这个问题：“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现在应该说，我们党在人民当中的威信不如过去了……我们要改善党的领导，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总之，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同前第313、314、316页）邓小平和**在当时的讲话中，都曾列举过党内许多具体而严重的不良现象，并进行了严肃的尖锐的批评。顾尔镡的文章无论论述还是举例都与这些意见相一致，只不过用自己的语言和熟悉的事例再次证实了这种估计和判断。
同样关于社会主义问题，老顾说：“被‘四人帮’乱搞了十年，有许多问题才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现在坚持社会主义怎么坚持？……我们的生活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一直到农村经济政策和干部体制，都在寻求改革的方案，有的已经在试行，并且取得了显著成绩。总之一切都在变，这就要求我们的头脑中固有的社会主义概念也要跟着变……”这样的话有什么错呢？连邓小平都说：“我们从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批判了‘四人帮’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同前第84页）又说：“……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同前第296页）直到1989年邓还在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可见社会主义确有真假之分，而党中央也是正在探索之中。试与老顾所言比较又有什么区别呢？
总之，老顾的文章，与当时人们正在反思“文革”、揭批“四人帮”的罪恶一样，列举了一些负面的社会现象和批评意见，并谈了他自己的经验和思考，是再正常不过了。他谈政治内容大概占全文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对青年作者讲述关于文艺方面的问题，提醒大家，“不少问题都要求我们去重新认识”，要“进一步思考、求索、拓广题材”，“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出发……在有限中求得无限”，“都要求你用真情实感反映出生活的真实”。我读此文时，深深感到老顾对青年作者怀着极大的热忱，讲了许多生动实际的例子，拳拳之心满布纸上。这样一篇好文章怎么会被误解成“重大的政治事件”呢？
次日下午，斯群和顾尔镡、叶至诚先后来旅店，因房间窄小，我们就近到鼓楼的一家餐馆聊天吃饭。斯群先问我读后感，我如实地讲了我的看法：“依我的水平实在看不出内容有什么问题，相反还认为是篇好文章。当然，老顾你的题目做得似乎欠考虑。有的人不问内容就抓住这个题目：邓小平说要坚持四项原则，你说要突破四项原则，好像存心唱对台戏似的。其实看文章本身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老顾心情不好，很沉闷，说：“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大家好好地讨论，都可以说得清楚的。现在这种施加压力、先定了性、不容辩解的情况下，不能平等谈问题，我是决不会做检查的。”
老顾还说，为什么有些人不传达、不贯彻四次“文代会”，有些人写文章反对**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倒没事，没人出来指责，更不必说做检查了。
这就是大家平时常议论的：“右”了就批，就倒霉；“左”了没事，还可能升官。“左”永远比“右”好。
叶至诚是《雨花》副主编，叶圣陶的次子，他也很闷，只顾饮酒不怎么说话，明显也是一肚子不痛快。他认为此事会对江苏省文艺界产生很不好的影响。
我在南京三四天，拜访了许多作家，以及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许多老师们。他们谈及此事无不摇头，颇为忧虑。“南大”包忠文老师也是我的老友。他说：“这几年江苏文艺界很有起色，顾尔镡在其中做了不少工作。高晓声等许多作家的出现和活跃于文坛，与顾的扶持帮助很有关系。如果把顾搞掉了，江苏文艺界会受影响。”陈遼也持同样看法。
省社科院文研所刘东说:“顾尔镡的文章说得很明白。他说的‘突破’就是‘发展’的意思。就像说列宁突破了马克思关于数个国家革命同时举行才能胜利的论述，创造了一个国家可以先行取得革命胜利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不断突破中得到发展的。”
我没有来得及见到董健，他也是南京大学的老师，专攻戏剧史专业，后曾任南大副校长。听说他的反应很强烈，认为“顾尔镡一马当先，指斥文坛弊端，思想解放，敢闯禁区”。省委让他参加写作批判文章遭到拒绝，因而对他很不满意。
当然也会有积极支持省委批判顾尔镡的人，不过我没有碰到，只是听说似乎并不多。这时的南京文艺界气氛确实有点低迷。3月21日我就离去继续南行，直到月底才回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