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底，我回到《文艺报》编辑部上班，先听说了**同志关于顾尔镡问题给中宣部领导的批示，后来还看到了批示全文：
“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请再核实一下，并查查这个人的思想立场，如确实，这种人怎么能当主编？要在查明清楚后，由省委和中宣部加以处理，并通报全党。此事请抓紧进行，两个月内（最好一个月）要有结果。三月二日”
**是根据书记处研究室编印的《情况简报》做的批示。我没有看到这份简报，虽不知是怎么断章取义，使**有了这么严重的反应，可以推定没有完全准确反映顾文真实内容应是无疑的。我当时的直感是：**同志是党中央总书记，何必对一个省里的刊物主编发表处理意见呢？
其实，**同志的批示还是谨慎而留有余地的，并没有把话说死。他的第一句话是很重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但他接着就说“请再核实一下，并查查这个人的思想立场……”这就是说，他并不完全相信简报所说，所以首先要求“核实”，只有在核实后，“如确实”如简报所反映的话，才须进一步处理。但是，江苏省委接着批示后，按理顾尔镡是他们属下的干部理应有所了解，理应对顾的文章做全面仔细分析研究后才能确定性质，对中央作如实准确的报告。然而他们却只顾紧跟，不顾先要“核实”的指示，不顾事实真相，就匆匆忙忙在3月11日给中央的报告中定了性，说：“顾尔镡同志的言论和文字，已经远远越出了文艺思想和创作理论的范围，是否定和摆脱党的领导，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从政治上针锋相对地向四个坚持挑战，其政治倾向是很明显的……”并说还要对顾的言行包括“他与地下刊物的关系，等等”都要“进行全面地深入地调查了解”。我想，一篇创作谈搞得这么紧张严重，不知将来会怎么结果。
当然，这与当时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就在**做批示的3月2日前后，影片《太阳和人》的问题正争论得激烈之时，北京的文艺界高层两种思想交锋正趋白热化。这里试摘引几段张光年1981年日记可见一斑：
1月23日：“……晚林默涵夫妇来漫谈，林历数文艺界矛盾，认为难以解决。”
1月26日：“……默涵介绍了他和白羽去王任重（时任中宣部长）处对周(扬）陈（荒煤）冯（牧）提出批评意见。”
1月30日：“……罗荪转述了陆石传达的王任重前天在中宣部办公会上对《文艺报》的粗暴批评（甚至谈到编辑人员要调整）。我提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事实如有出入，可以适当说明……”
2月23日：“上午到周（扬）家开碰头会，着重谈了白桦的电影《太阳和人》修改问题。但白羽、默涵咄咄逼人，碰得夏衍老头气恼不置。”
3月2日：“……黄钢借《太阳和人》电影事件向中纪委写报告，要求调查出笼经过，追查支持者。周扬在会上征求意见，默涵支持黄钢，贺（敬之）赞成调查，荒煤和我表示反对，夏衍、赵寻、陆石等也不赞成作为违纪事件处理。我第一次同默涵公开争执。”
3月6日：“……晚听友人谈广播局情况，有位副局长要查放了多少爱情节目，放了多少为作家平反节目，怪甚。青岛张坤权来信，说那里文化局也在制造紧张局势。”
3月15日：“晚饭后朱穆之（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来访，探询我和文学组对中宣部有哪些意见，我谈了我对王任重、赵守一讲话不同意处，如题材上的清规戒律，夸大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指导精神偏‘左’，造成不良效果，使文艺界伤了感情。7号文件低估了‘四人帮’和极‘左’思潮影响，9号文件容易混淆两类矛盾，这些希望设法弥补，还谈了‘新文艺八条’建议，他承认7号文件对极‘左’估计不足，对自由化现象不能夸大。”
……（以上均见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第219、221、223、225、227、229页，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由此大致可以想像**当时的处境。我也因此对顾尔镡事件很担心不安，就又写信给斯群想知道省里目前状况如何。斯群很快回了信。信中说：
“……你走后老顾的问题，风越吹越大，省文联党组扩大会不停地开，（**的）批示同群众见了面。《新华日报》《也谈突破》的批判稿也写好了，小样打出后拿到文联征求意见，群众议论纷纷。党组认为大多数同志接受不了，发表出来难办。因此拖至今天未见报。我们开会期间《新华日报》又组织了五名业余作者写批判稿。胡的批示也给他们看了，谁都不写。学习了两天都溜了。最近又将批示和省委给中央的第一次报告都给老顾看了，并要老顾做深刻检查。眼看一个月的期限快到了。这样対峙下去，事态发展只会越来越严重。经多方劝说，高（晓声）陆（文夫）回宁后一再做工作，老顾才作了表态式的检查。据说问题越来越复杂，几个会议（镇江、鼓浪屿、无锡）的情况都牵上了。最近正在查他与非法刊物的关系（省委报告特别提了这一点）。看来这个问题短时间是解决不了的。老顾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下一步只等审查处理。……”
斯群的信写得很详细。事实上，三月下旬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已将耀邦批示和省委报告编入新的一期《情况通报》发往各级宣传部门，这样真的成了一件全国都知道的事件了，也就更增添了我的忧心。过了一些日子，看到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写的批判文章终于还是出来了，显然代表省委态度，刊载在4月15日《新华日报》上，长达六千多字，空话连篇，根本不能自圆其说，无非还是大批判的套路。这原不奇怪，估计写作的人也未必弄得清楚自己要说什么，只是奉命之作而已。
4月18日上午，何孔周气乎乎地找到我说：“我从总编室看到他们发排了一篇《新华日报》的文章，已经打出校样来了。这应该是我们理论组的事，我们却不知道，怎么他们直接发了稿呢？”那时我正兼任理论组长，孔周是该组编辑，思想也很开放，不同意转载这篇文章。我听了也有点着急，恰好孔罗荪召集编辑部几位领导碰头，商量本期稿子的事。我就在会上把此事提出来了。罗荪说：“这是作协党组决定的，要赶在本期发出。”
我与罗荪早就认识，但并无太多交往。他在“文革”前原是上海作协书记、秘书长。“文革”后来京任中国作协书记兼《文艺报》第二主编，他是位非常开明而友善的老同志，用同事刘锡诚的话说，“你们俩是上海人所以关系特别近”。其实近则未必，但相处随和倒是真的。所以他虽这么说了，我还是提出不同意见说：“我刚从那边回来不久，知道一些情况，认为《新华日报》文章不宜转载，理由有三点：第一，顾尔镡的文章内容并非像《新华日报》所说的那样，我看了没有觉得有什么大问题；第二，据我所知，江苏省文艺界凡我遇到的人对此都不能接受，大家议论纷纷，省委组织班子写批判文章，人们报到后听说是这样的事都不干跑掉了；第三，发这样的文章，没有什么说服力，有损我们《文艺报》的声誉。”
罗荪听了，稍作沉吟，正色说：“党组已经决定了，你就不要再说了。”
这样的情况下，我当然不便再多说什么。但我心里仍然放不下。那时《文艺报》是半月刊。这天正是星期六，下一期的稿子在后天就要下厂付印。我想无论如何还是要争取一下，说服领导把《新华日报》的稿子撤下来。星期一早上，我一到编辑部就直奔办公室找罗荪，他看见我紧张匆忙的样子就知道我的来意了，还未等我开口，就微笑说：“你就别说了……”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阻止我说话。他却用他一贯的慢条斯理的语速、至少有点调侃我的意思，说：“《新华日报》的文章就不转载了。我跟光年说了。他说：‘既然丹晨认为《新华日报》的文章没有说服力，那就叫他写一篇有说服力的文章出来用。’……这样可以吧，就这么办了！”
原来那天罗荪虽然拒绝了我的意见，但实际上他听进去了。因为这是中宣部指令，党组书记张光年急于转载此文先来充数，他当然不便当场表态，到了晚上却给光年打了电话，汇报了我的意见。光年听了也就同意了。这事情就以我意想不到的方式喜剧般地暂告一段落，使我轻松不少。《新华日报》稿子就临时给抽换了，避免了一次在全国公开的大批判。
但是，党组书记光年的意见我不能不办，心里又不愿办，只得“阳奉阴违”。我自己是绝对不会写的，就给何孔周交代说：“这件事你去办，但不要着急，慢慢来。到时候再找一个作者，请他写一篇批判稿。也不用急着交卷，慢慢地做。”我来回叮嘱不要急，慢慢做这事。因为我心里总想把这事拖延掉，不到非写非发不可时再说。事后光年就到洛阳等地去旅行了。倒也没有人再来催问过。
就这样过了不到一个月，忽然听到传说，**说“顾尔镡是个好同志”，这与原来说的那句话完全是两种评价了。我听说后当然如释重负，也就不用再担心批什么顾尔镡了。后来经过了解，这句原话倒并不是耀邦说的，而是江苏原团省委书记、时任省科委负责人的王正对**说的。他有机会见到老领导**时，反映了顾尔镡一事的经过。他把《也谈突破》的“突破”两字的真正含义和老顾的历史和现实情况都作了详细说明，证明“顾尔镡是个好同志”。**听了这些真情后，“为之动容，考虑了一些时间对我说：你回去立即给江苏省委打电话，不要批斗顾尔镡了。请省委转话给顾尔镡同志，要他振作精神，抬起头来，搞好今后工作。”（《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
接着中宣部分管文艺的副部长贺敬之在一次会上传达**讲话时也说到：“调查顾尔镡的问题的批示是根据整理的材料写的，整理的材料未完全反映顾尔镡文章的内容，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教训，因为看了摘要问题很严重，一看原文，并不是那么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