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前的春天，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季节。经历了四年多的反思历史、拨乱反正，人们不再心有余悸，而是解放思想，突破禁区，渴望改革开放。这样的意愿得到了上层的呼应和重视。如果借用一句古诗形容文学界，真个有点像是“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1981年春节后，我曾先后到上海、南京、杭州、福州，访问作家、组稿、了解情况，看到一种少有的清风拂面、生气勃勃的喜人景象。我看望了巴金、吴强、王西彦、杜宣、黄源、陈学昭、许钦文、高光、郭凤、何为等等数十位受过无辜打击和冤屈的老作家，他们即使已经年老体衰仍顽强地坚持写作、办刊物，一心想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且不说新老作家们的思想活跃，新的作品大量涌现，就以那几个地方刊物的销量为例：上海的《收获》发行到了一百一十万份，《上海文学》发行四十七万份；江苏的《钟山》发行二十多万份，《雨花》十四万份；南京的《青春》在一年半时间里，从九千份激增到五十一万份，无论是增长的速度，还是它所达到的发行量，在市一级青年文学刊物中都是绝无仅有的。福建省正在筹办新的文学刊物《海峡》，意欲办成一个展现海峡风貌，成为大陆、台湾，以及港澳、东南亚、欧美等海外华人作家百花争艳的园地。这都显示了文学界视野开拓，迫切进取的精神；读者们如饥似渴地需求精神食粮，提升自己的知识和文明素养……那样炽热的情景让我感受到人们对未来充满着期待和希望，是许多年来所未见的。回到北京我就写了一篇《南行见闻》，把这许多动人的事迹记载摹写下来，以至情不自禁地赞叹说：
“多么可敬的中国知识分子啊！他们是用血汗、泪水、生命在写作，他们呈献给读者的是一颗多么崇高真挚的赤子之心啊！”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理解看待这美好变化的。在我离京之前，前一年已经因为《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档案里》等作品引起了激烈的争议，**等还出面作报告，苦口婆心讲述党的领导的看法，意欲平息事态。接着影片《太阳和人》（后名《苦恋》）又开始引起某些人反感，矛盾骤起。这些批评与前三十年流行的观点差不多，总不外乎认为有人通过文艺作品“为党和社会主义抹黑”，造成很坏的“社会效果”。我曾经天真地以为经历过“文革”那样恐怖荒诞的岁月以后，人们都会吸取严酷的历史教训，不会再有太大的麻烦，分歧总会很好地弥合。没有想到在上海，我到钟望阳家看望时，老钟给我看一份刚收到的来自北京宣传部门某领导的讲话，对文艺界严词责问，扣了很多很大的政治帽子，口气与“文革”时期没有什么两样，这使我非常吃惊而气愤。老钟是位资历很老的老作家、老革命，为人十分忠厚持重，正主持上海作协工作。他充满困惑地问我，“这算是什么意思?大家正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写作……想把被搞乱了的局面改变过来，为什么要这样看待文艺界……这使我们下面很难做工作啊！”
看着老钟稀疏的鬓发，瘦癯苍白的脸庞，不无烦恼的神色，我又能说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