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日本留学生活的时间，是从1902年4月到1909年夏天。在这七年多时间里，他先是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整整两年后的1904年4月毕业，于9月到达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所以选择医学，直接的原因是通过父亲的生病到病故，确认中医是不可信的，深层的目的是学习西医以救治更多的不幸者。所以，尽管医学是具细的学科，鲁迅的选择却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弃医从文”是鲁迅一生重要的转折点。不过，鲁迅学医并不完全是主观决定。据日本“仙台鲁迅记录调查会”渡边襄《鲁迅与仙台》一文指证，鲁迅当年作为“南洋公费留学生”，本来应该学的是东京帝国大学工学系采矿冶金专业，他是听从了弘文学院教师的建议改学医学，同时也得到了“清国公使”的推荐，得以免试入学。至少是老师的建议、鲁迅的理想、免试的条件三者应合后产生的结果。
1904年9月，鲁迅来到仙台，这个位于日本东北部的小城当时不过十万人口。中国留学生在这里是空白，长期以来，鲁迅也被视为第一个到仙台留学的中国学生而被加重其特殊性。从现在的资料看，其实同鲁迅一起到仙台留学的还有一位中国学生，这是一位学工科的叫施霖的青年。据说他同鲁迅同时到仙台，也差不多同时离开，原因是学业并不好，除了体育，“文化课”均不及格。鲁迅在《藤野先生》里描述过初到仙台的感受，“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鲁迅当然用不着强调自己的唯一，但正像黄乔生先生指出的，正不必因此给予鲁迅“先驱者的名义”，“唯一并非鲁迅的光荣”（《“鲁迅与仙台”研究述略》）。
鲁迅到仙台入学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即所谓“试题泄漏事件”。鲁迅的学习得到了藤野严九郎先生的关照，不断地为鲁迅修改、校正笔记即是常事。然而这却引起了日本本国学生的不满，特别是那些从高年级留级下来的学生。当鲁迅的成绩排在一百四十二名学生的中游，得以升级学习的时候，鲁迅在文章中描写的受到日本学生嘲讽的事情发生了。此事件重要的一点，正如上面讲到的，鲁迅内心早已不是单独个体，而是中国人的“代表”，他把这一事件看成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而藤野也是一样，“他认为同学中存在蔑视中国人的现象”（渡边襄《鲁迅与仙台》）。事实上，在鲁迅的各科成绩中，唯一不及格的科目，恰恰是藤野先生所教的解剖学，为五十九点三分，谣言可以说不攻自破。这一小小事件在鲁迅的文章里被强调，也被研究鲁迅与仙台的日本学者所关注，我以为其中最重要的是印证了，鲁迅从内心认为自己所代表的不是一个学生个体，而是一个叫中国的弱国。所有的感情以及感情的过度表达，与外国人产生的认知错位，其实都可以从这一点上得到解释。
重要的还是要解释鲁迅为什么要“弃医从文”。当鲁迅来到日本求学，来到仙台学医的时候，他的内心理想一定是为了中国由弱变强。他在学医前（1903年）已经写成并发表了科学论文《中国地质略论》。其中就警告国人，外国列强企图分割和瓜分中国。强调这一点不是为了拔高鲁迅个人的崇高，而是应当看到，那一代中国留学生去国时内心所蕴含的，不可能只是个人学业和前途，必须是与中国的命运相关。鲁迅到仙台学医，小而言之是救治像他父亲那样的不幸者，大而言之，他之所求者，都是为了学习一种科学精神，并不在乎是通过采矿冶金还是西医学术。
怀着并非只是获得“技术”而是得到“科学”精神目的而来的鲁迅，注定不大可能对医学里的具体知识给予专注。这也就不难分析，为什么鲁迅在怀念恩师的文章里，却提到了将静脉位置画错、以改学生物学之名离开仙台的情节。鲁迅算不得称职的学生，藤野也不可能完全理解鲁迅的内心。对于藤野精细的承担“语文老师”那样子的笔记修改，鲁迅并不上心。正像有学者指出的，“藤野先生的教学水平不高，未能把日本的近代学术精神传授给鲁迅”（黄乔生《“鲁迅与仙台”研究述略》提及到的日本学者泉彪之助的观点）。两个人在对对方的认知上是有差距的。藤野要教给鲁迅医学之“术”，鲁迅希望得到疗救国家的科学精神。“周树人对所学的内容是繁琐的死记硬背感到非常为难。这个现实，与他来仙台以前希望的想像相距甚远”（岛途健一《鲁迅与仙台——相遇之契机和结局》）。然而这又不能阻止鲁迅在二十一年后仍然把藤野先生视作自己的恩师。于是，《藤野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是个分裂的文本。对此，日本医学教授百百幸雄注意到，“对藤野先生这种过分的批改，鲁迅内心的反感在《藤野先生》中也有描述”。但同时他也认为，“意识到恩师之伟大，需要漫长的岁月和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也就是说，青年鲁迅不会满足于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和日文的是否精准。然而，当时光延续超过二十年后，文学家鲁迅已经过滤了青年时的情结，而专注于怀念恩师的教导了。《藤野先生》于是也是一篇感情发生变化和错位后的复杂文章。
鲁迅到仙台后，正值日俄战争进行之时，日本的战况是朝向胜利的，所以鲁迅目睹了即使在仙台这样的小城镇里，民众是如何不断上街参加“祝捷大会”。这样的景象深深地刺激着来自弱国的青年鲁迅，他每每想到的是中国，在即使连辫子的有无都是致命问题的中国人看来，日本的强大是个强烈的对比。
于是才有接下来的“幻灯片事件”。在课堂上学医，在内心里为中国着想的鲁迅，精神世界是不稳定的。导致他弃医的原因是在课堂上看到了一组幻灯片，展现的是日俄战争中为俄国人当密探的中国人，被日本人俘虏并当众斩首。最让鲁迅震惊的还不是同胞的死，而是现场有更多的同胞在观看，麻木的神情和事不关己的看客模样，加上观看现场日本同学高呼“万岁”，刺痛了鲁迅的心。我们不能说他当下就决定“弃医”，更不能说他即刻就决定“从文”，但导火索的作用是无疑的。关于“幻灯片事件”，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追究的细节，日本学者很擅长于此。比如，幻灯片究竟在哪里放的？细菌学课余时放的幻灯片里，究竟有没有“俄探”被杀的画面？当时仙台的电影院里有没有放过类似的纪录片，鲁迅是不是从那里看到的？鲁迅是不是从报纸上看到了同类图片，但这些图片为什么没有中国人在围观？那些中国“俄探”是被枪杀还是被“斩首”的？但所有这些疑问，都不可能颠覆一个主题：鲁迅看到了这样令人痛心疾首的场面而决定放弃医学。这些疑问倒是促成了一个主题的确立：鲁迅本来就不是纯粹抱着学医的态度来到医专的，鲁迅的骨子里早已埋有文艺的情结，决心只差一个导火索。在这个重大的主题面前，纠正鲁迅到底看到、在哪里看到的是什么，可以探究但并不重要。说鲁迅是一个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应当从青年鲁迅身上寻找到火种和基因。不但是在仙台，其实在东京学习语言时，鲁迅就有这样的冲动。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一书之《日常生活》中就说过，鲁迅在东京虽然学的是语言，“实在他不是在那里当学生，却是准备他一生的文学工作”。从鲁迅的《呐喊·自序》中的表述，我们可以完全确定仙台所经历的“幻灯片事件”对鲁迅人生抉择的巨大影响。“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者），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无论如何，以改学生物学的名义“慰安”自己的老师藤野严九郎之后，鲁迅离开了绍兴一样的小城仙台，再次回到大都市东京。然而，他从事文艺了吗？还不能完全这么说。即至于鲁迅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这其间的跨度是十二年。这十二年当中，鲁迅并没有在离开仙台后大展宏图，反而是回到家乡，接受母亲的安排，同朱安举行了婚礼，即刻又回到东京，带上了自己的二弟周作人。一切都不像他离开仙台时那样意气风发，反而是无奈地背负上了更沉重的“因袭的重担”。这期间，他参与创办《新生》杂志，设想也并不“纯文学”，而且失败了。他的确也写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都是文言的，都是难懂的，而且并不都是关于文艺的。《人之历史》（1907年2月）、《摩罗诗力说》（1908年2月）、《科学史教篇》（1908年6月）、《文化偏至论》（1908年8月）、《破恶声论》（1908年12月），从篇名即可见出，所论涉及科学、文化、诗学诸领域。但不管论什么，漫长的篇幅和难懂的文字背后，是热切的诗人激情和一颗年轻的中国心。鲁迅要从事文艺，这是他心底里的感情、从小积淀下的素养、青年时的理想种种因素的聚合过程。所以，离开仙台其实只是为从事文艺留下了没有退路的蕴含，还不是一个文学家才华毕现的开端。这十二年间，鲁迅回国后从事的也是和范爱农差不多的教书生涯，并不多么有趣。直到1912年，他应庆幸得到乡友、挚友许寿裳的举荐，受到蔡元培的认可，从而成为民国政府教育部的一名普通的“小公务员”。在他并不短暂的“公务员”生活的前半段，其实也是过着庸常的生活，在黑屋子里抄古碑还是个人兴致，平庸节奏才是日常。不过，火山的爆发是可以想到的，就待《新青年》创办、“五四”的风起云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