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仙台。鲁迅与藤野往来是那样简短而又平凡，藤野的自述才是本来的面目。因为鲁迅后来的成就，这段交往变成了一段佳话，成为一种奇缘。如果没有《藤野先生》，就可能不会有后来的一大堆追述和研究，也就不可能成就师生情缘的佳话。中日学者都在强调，不要把现实中的藤野当作文学作品中的藤野，藤野严九郎“希望人们把作为文学形象的‘藤野先生’和他本人加以区别”（黄乔生论述），正是我们分析这段交往必须要把握的分寸。但无论如何，鲁迅与仙台、与藤野，因为这篇散文而成为一个重大事件。在鲁迅之后，日本作家太宰治写过一部叫《惜别》的长篇小说，小说叙述的正是鲁迅来仙台的经历和与藤野的交往。这部小说的写作背景是应邀通过小说宣传大东亚的“独立和睦”，“在日本和支那的和平方面发挥百发子弹以上的效果”（《惜别的意图》，董炳月译，《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2期）。在太宰治的小说里，鲁迅的事迹基本上是根据鲁迅的散文《藤野先生》进行扩大改写，小说本身并未见得多么了不起，其中的观点还不被竹内好等日本学者认可，但它的确发挥了一个作用，即扩大了鲁迅与仙台的关系，强化了藤野与鲁迅交往的重要性。加之1957年日本人霜川远志创作了三幕八场戏剧《藤野先生》，这一交往更是成为中日交流史上的奇迹。
我相信没有人会想到，1904年一个普通中国青年的到来，会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发挥着持续的影响。随着鲁迅的逝世和藤野的重现与发声，“鲁迅与仙台”成为一个多主题变奏并不断相互、交错产生回响，反复衍生出关于“初期鲁迅”、百年仙台风貌、从仙台医专到东北大学、从鲁迅到苏步青等中国留学生、中日交往现代源流，等等诸多互相纠缠、可文学亦可非文学的话题。正像孙郁先生所说的，“关于医学，关于战争，关于人类之爱，关于民族主义，等等。这些像一面镜子照着我们两国的曲折的历史，美好的与苦楚的，明亮的与阴晦的，就那么纠缠在一起”（《鲁迅与仙台·序》）。毫无疑问，这超出了鲁迅的想像，更让藤野严九郎不明就里。但“仙台”和“藤野”对鲁迅的重要性是鲁迅自己认定的。当日本岩波文库准备翻译出版鲁迅作品选集时，对作品编选，鲁迅对友人增田涉重点交待的是，“一切都重托你，但只有《藤野先生》这一篇，希望能收进去（转引自丸山升《鲁迅与那个时代》）。这一要求简直成了一则“寻人启示”，最终导致藤野严九郎的重现。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次看似轻淡的交代，即使鲁迅写了《藤野先生》，也不会发生后续的那么多回响。
也许我们不应当无限度放大“鲁迅与仙台”的影响力，正像日本学者关本英太郎所说的，很长时间里，“即使长期居住在仙台的人，知道鲁迅的人也不多”（《为了传授——教育的威力无可比拟》）。但在今天，即使仙台已经成为人口超过一百万的都市，鲁迅的名字也已经深深印入它的历史当中。
当年的仙台医专是现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的前身，在这座曾经位列亚洲第一大学校的历史上，鲁迅是个伟大的名字。据2004年时任东北大学校长吉本高志的文章，在该校长达一百年的“年表”中，“采用了具有代表性的四张照片，第一张照片就是1904年的鲁迅先生。其余三张分别是1913年日本帝国大学的第一个女学生、1922年的爱因斯坦先生和玻尔先生（丹麦物理学家，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笔者注）”。上百年里，这里出现过苏步青等杰出的中国留学生，许多中国青年正是受到鲁迅的感召，选择来到仙台留学。鲁迅当年上课的“阶梯教室”依然可见，鲁迅的座位据说有固定标识。当地的日本居民对鲁迅怀着深深的敬意，菅野俊作教授夫妇创办的“思原寮”，就是专为中国留学生提供的宿舍。菅野因此被中国留学生称作“第二个藤野先生”。2004年，为了纪念鲁迅留学仙台一百周年，东北大学举办了隆重的纪念仪式，并为优秀的中国交流学者颁发“鲁迅纪念奖”（据校长吉本高志的文章）。
1960年12月，仙台博物馆院内树起了“鲁迅之碑”。
1964年4月，为了纪念藤野与鲁迅结下的友谊，藤野的家乡福井县建立了“藤野严九郎碑”。
1980年5月，又在藤野的出生地芦原町建立了“藤野严九郎先生表彰碑”。
1983年，绍兴市与芦原町缔结为友好城市。
1999年，绍兴市向仙台市捐赠鲁迅雕像，并竖立于博物馆院内。
凡此种种，已将藤野这个日本教师同鲁迅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鲁迅与藤野惜别后，再无音讯往来。其实，藤野之后的人生并无辉煌可言，1915年，仙台医专改为东北大学医科大学部，藤野先生因为学历资格不够而自动申请退辞。那一年，鲁迅正在北京教育部任职。1918年，藤野在丧偶次年后再婚，并在乡下设立医院为乡民服务。同年，鲁迅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真正开始了他的文学家生涯。1929年，藤野在出生地开设诊所逾十年，热情为贫苦人看病，深得乡民敬重和信赖。那一年，五十岁的鲁迅与许广平生活在上海，其子周海婴于九月出生。1945年，经历了长子病故的藤野，于8月11日因脑溢血病逝，享年七十二岁。那时，“民族魂”鲁迅和他的作品一起，在中国和世界上产生深远影响。据说，藤野在世时（应该是因鲁迅而出名之后）即有报纸误报他去世的消息，藤野的回答是“死了的话倒也轻松了”，“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半泽正二郎《追忆藤野先生》），旷达与悲凉尽显其中。而鲁迅在表达对死亡的态度时说道：“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二人之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精神相通。想到他们共同关心死去朋友留下的家人的境遇，仿佛他们之间的交往在互不表达中有着连他们自己都不曾意识、未曾表达过的相通相融。也正于这个意义上说，刻板平凡如藤野，深邃热情如鲁迅，在冥冥之中的相通是如此可信，尽管藤野已经淡忘几近于淡漠，但鲁迅挂在书房墙壁上的照片，却依然是一团火，激励人前行，让一个人可以勇敢面对一切困难、敌视、诽谤，并写下穿越历史的战斗檄文。
附 记：本文写了这么多的文字，其实应该说是一篇书评。因为所有的想法，原先都是蒙胧而浅显的，但自从我终于寻觅到一本书以后，这个复杂的世界才一点一滴清晰起来。这本书就是日本东北大学在2004年为纪念“鲁迅留学日本东北大学一百周年”时，专门编辑出版的《鲁迅与仙台》。本书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解泽春翻译。这本纪念性文集，让我读得热血沸腾，读出浮想联翩，直至读到要试图用文字进行笨拙梳理的想法。遥想一百一十年前的鲁迅，在“清国留学生”身份和“中国人”使命之间，带着怎样的单纯和怎样的复杂，带着多少热情和同样多的忧郁，那位“我就是叫藤野严九郎的”是那样平淡地出场，他们之间的交往也并没有多少可圈可点的闪光处，不多的交往中还有小小的别扭和善意的说谎，最大的亮点“惜别照片”后面，还有当事一方完全忘却的茫然。然而，在还原这段交往历史的过程中，中日两国学者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不仅仅是中日鲁迅研究专家们，还包括日本东北大学研究经济、物理的学者，中国的非文学也非医学的交流学者，都用他们的记述和精细深刻的研究，为我们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广博的知识。书中还有很多精彩纷呈的论述与记述细节，恕我不能一一详举。
本文所涉引文，除个别条目外，几乎全部来自这部中文版的《鲁迅与仙台》。我相信，本书不但对了解和研究鲁迅与仙台、与藤野的关系有直接帮助，还对于认识青年鲁迅、研究鲁迅与日本、鲁迅思想的形成和变化，都具有不可多得的启示价值。在此对本书的所有中日作者及译者、出版者致以崇高敬意！
（刊于《上海文学》2016年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