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鲁迅的文章《谨忆周树人君》。这篇文章里，藤野知道自己的学生周树人后来成了鲁迅，成了中国的文豪，颇感意外。然而让藤野更意外的，是鲁迅把自己当成了终生最敬仰的老师，让读者意外的，是藤野对此持谦让、不敢当的态度。而且这种不敢当并非是出于谦虚，而是他认为事实的确也不至于如此。这也就成了有趣的文本对照，鲁迅表达的深情与敬仰，在当事人那里却并没有得到对位呼应。藤野写此文时鲁迅已经去世，藤野也是听说这一消息后才应记者要求谈鲁迅的，两个人不但失去了再见面或通信的机会，更不能对其中涉及的事实进行核对了。鲁迅写作《藤野先生》是1926年10月12日，那时他惜别藤野先生已经二十一年，奇怪的是，这二十一年里，鲁迅似乎未曾有打听藤野先生下落的动机与行动。我一开始只是想就两个人对同一段经历、同一种情谊的描述竟有如此的不同进行分析，然而由此展开的，却是一个非常广阔、复杂的世界。
鲁迅的“最使我感激”和藤野的种种“不记得”
鲁迅的《藤野先生》收在散文集《朝花夕拾》里，在中国，它毫无疑问是一篇散文，是纪实性与文学性相结合的文章，我们对其中的虚与实从未深究过。与事实相符就是生活之实，与事实不符就是艺术之虚。但在日本，这篇文章的文体本身就存在另说。藤野本人就曾经在对记者谈话时说过，“周君在小说里，或是对他的朋友，都把我称为恩师，如果我能早些读到他的这些作品就好了”（半泽正二郎《追忆藤野先生》）。鲁迅研究专家黄乔生也说过，“日本不少学者视此文为小说，不像中国学者，多数把它当作回忆性的文章——虽然其中含有虚构的成分”（《“鲁迅与仙台”研究述略》）。我们知道，没有证据证明鲁迅在我们熟知的任何一篇小说中提到过藤野。
是小说还是散文，这本是文体的形式问题，但其中涉及到的，是现实中的藤野与鲁迅文章中的藤野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我们能不能把其中的故事都当成实有发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谈一点自己对鲁迅《藤野先生》的感受。这就是，鲁迅的文章冠以《藤野先生》，但其中有很大篇幅并不在谈藤野。全文的感情铺垫其实在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从弱国来的留学生，“我”对自己周围大量的“清国留学生”的样貌、境遇的描述，文章由此进入，也由此过渡。一个“中国人”的国家感情在异国被放大，离开东京的原因，进入仙台医专的目的，直至“弃医从文”的动因，其实才是文章的潜藏主题。在这一背景、底色、基调的基础和前提下，藤野先生出场了。鲁迅在此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情对向而行地融合在了一起。他对一位老师的感情因此被放大，被铭记，藤野为鲁迅所做的一切具体事情，讲课、批改笔记，等等，意义也都被格外放大。这样的**，其实在郭沫若、郁达夫等留日青年的小说和文章里都有过表达，只不过他们是更直接地呐喊，而鲁迅是沉淀了二十一年之后又借以特殊的小小的角度切入，使其成为难以泯灭、刻骨铭心的记忆。
在这篇三千多字的文章里，藤野在六百多字后才出场。我想先按下不表作为“文学人物”的藤野出场后的言行，先看看藤野的《谨忆周树人君》里有怎样的说辞。正像藤野本人所承认的，“外边的事尤其对于文学我更是门外汉”，所以文学上没有什么可以深究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藤野令人意外地对鲁迅的深情进行了几近于“格式化”的处理，通篇强调的就是一个意思：“不记得”和“忘记了”。开篇第一句就是主调：“往事，记忆是不清楚了。”在师生二人的“互文性”中，藤野的文章简直就是对鲁迅文章的无意识“解构”。不妨在对照中看看。
1.鲁迅：“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
藤野：“于是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看周君的笔记，把周君漏记、记错的地方添改过来。”
两人关于看笔记、改笔记的地点描述是有差别的。根据中日学者论证结果，此处应是藤野记忆有误。因为鲁迅在其研究室见其研究头骨，藤野后来也发表了相关论文。
2.鲁迅：“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
藤野：“记得他上课时非常努力。”
而这里应该是藤野准确了。因为鲁迅的成绩是令日本本国学生都嫉妒的。
3.鲁迅：“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
藤野：“可是我已经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把这张照片赠送给周君的了。”“周君是怎样得到我这张照片的呢？说不定是妻子赠送给他的。”
照片为证，只能说藤野先生的确无力回忆了。
两人的文章里有些是互相可以印证的情节。如，日本学生对鲁迅这样的“清国留学生”的偏见和歧视，由于藤野对鲁迅学业的关心和指导，特别是鲁迅作为外国学生在成绩上取得一百四十二名学生中的第六十八名，由此还发生过所谓的“试题泄漏事件”。藤野回忆道，那时“社会上还有日本人把中国人骂为‘梳辫子和尚’，说中国人坏话的风气。所以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有这么一伙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当成异己”。这也正为鲁迅在仙台时期的心理和感情做了证明。
藤野帮助鲁迅改正课堂笔记里的错谬，这是两个人回忆里最基本的共同点。我们知道，鲁迅视藤野为“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但这感激之文里，有两处值得特别关注，一是鲁迅将“下臂的血管”（日本学者考证是臀部）画错了位置，鲁迅接受了藤野的批评，“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二是鲁迅决意要离开仙台时，藤野“脸色仿佛有些悲哀”，鲁迅因此应急道：“‘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在如此庄重的师生情谊中，这样的“不服气”和“不诚实”却成了文章不可剥离的亮点。它们提升了文章的真实性，同时也丰富了文章的内容。
在告别藤野，离开仙台后，鲁迅走上了别一种道路，两个人从此互无音讯，仿佛也并没有惦记。鲁迅对此的解释是：“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而藤野呢，则是对声称要去攻读生物学的“周君”也失去了关注的机会与兴致。
然而，在鲁迅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家后，在他北京的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的寓所里，藤野先生赠予他的那张照片却一直挂在书房的东墙上，照片的背面是常人看不到的“惜别 藤野谨呈周君”字样。分别后的二十一年里，鲁迅可谓识人无数，然而藤野这样一位普通的曾经的老师，早已放弃解剖学的鲁迅却将他的照片置于最重要的位置。正如他自己所说，“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一张照片被赋予了如此非凡的意义，这是令人意外的，加上藤野本人对鲁迅的模糊记忆，这种“意外”的意义和分量，就成为某种巨大的反差。这其间的跨度之大，跨度之间所张开的巨大空间里，是鲁迅作为一名“清国留学生”，和许多中国留学生共同具有的悲愤、忧郁、哀伤、挫折和无法抑制的中国青年独有的激情、热情和勇气。对此，一心只想教给学生解剖学知识的藤野严九郎是无法理解的。藤野先生的严谨认真和滴水之恩，在鲁迅那里被视作一团火。两个人其实没有过心与心的交流，没有过关于中国与日本，个人与国家，科学学问与家国情怀之间的探讨。从藤野后来的文章及访谈里可以看到，藤野对鲁迅仍然限于我们所认知的师生情谊上面。他为鲁迅成为一国之文豪颇为震惊，1936年，他在乡下的家中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看到鲁迅葬礼的照片，他“恭恭敬敬地把照片高举过头，先施一礼，再捧到胸前仔细观看。当得知鲁迅生前一直在打听他的消息时，深情地说：‘若能在鲁迅生前给他去信，会使他多么高兴呀！真遗憾！’”在这样的对照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两个彼此失去音讯的人，又在以何种特殊的方式和情绪表达着对对方的怀念与敬重。
对照阅读鲁迅的《藤野先生》和藤野的《谨忆周树人君》，看似后者有消解前者感情，解构前者意义的“危险”，但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正视“清国留学生”在日本容易产生的单向度感情，能够理解隔绝二十一年再来回忆的跨度与距离感，我们就应当把两篇文章看成是对同一种交往故事的补充、互补和丰富，就可以从中看到我们单独阅读其中任何一篇而不可能得到的内涵。
鲁迅与藤野，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藤野对鲁迅的关心，一方面是因为鲁迅是仙台医专当时唯一的“清国留学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对中国文化的崇敬，也就是说，其实在藤野的心目中，也没有把“周君”只看作是众多学生中的一个，而是一个国家的符号化、象征性存在。他对鲁迅的关心，也体现出他对中国文化的敬仰，在此意义上，他与鲁迅一样，都将这一段情谊放大了。藤野心目中的中国是“文化强国”，鲁迅等中国青年则为自己祖国的积贫积弱而痛心疾首。藤野“不记得”很多事情，但他仍然记得自己从青年时起就“很尊敬中国的先贤，同时也感到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们。这大概就是我让周君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感激的缘故吧”。即使对于医学学业而言，鲁迅在文中说道：“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而这句话，据日本学者考证，有鲁迅的同班同学铃木逸太指出，其实是藤野先生本人对鲁迅表达过的意思（资料见大村泉文章《“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是藤野先生的话》）。也许正是这句话，切中了鲁迅学医的目的，也是两个人少有的精神呼应。只可惜他们就此进行师生探讨，鲁迅的铭记使之完全融入到个人的理解当中。
藤野是鲁迅的恩师，两人的性格也是极不相同的。其实藤野不过比鲁迅大七岁，两人又有些相似的地方，藤野是不足十岁就丧父，鲁迅在经历家道中落，父亲病亡后走上求学的道路。他们个人人生抱负有很大不同，但在一些微妙的地方，却又有惺惺相惜之同感。比如，鲁迅在怀念故友的文章里，除了表达缅怀，还要表达对其身后留下的家人的惦念。鲁迅追念范爱农，仍然记得“他死后一无所有，遗下一个幼女和他的夫人”。“现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儿景况如何？倘在上学，中学已该毕业了罢”（《范爱农》）。想到韦素园，就“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忆韦素园君》）。何等的凄凉！他想到柔石就联想到他的母亲：“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为了忘却的记念》）。而藤野先生也在怀念鲁迅时有过这样的挂念：“不知周君的家人现在如何生活？周君有没有孩子？深切吊唁把我这些微不足道的亲切当作莫大恩情加以感激的周君之灵，同时祈祷周君家人健康安泰。”令人唏嘘的话语里却有着和鲁迅一样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