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则纬小说中的这一意图和效果的悖论，恰恰表征的是全球化时代的城市书写中的新的倾向：“去文化化”并没有相应地带来城市景观的独特性的呈现，反而越发显示出其与全球化的接轨。这一倾向的出现，当然与作为“80后”乃至“70后”的缺少历史感有关。他们的小说写作不像他们的父辈（“50后”）们那样沉重，但又受到大国崛起语境下传统文化复兴的影响，他们没有历史的债务，却又表现出“文化化”的兴趣，其结果，文化常常只成为他们的城市写作中的标签（杨则纬之外，典型如笛安的《圆寂》），古城墙的面影意外地成为星巴克的装饰与其并行不悖地彼此共存。可见，城市写作中的城市景观的呈现，仅仅“去文化化”是不够的。因为毕竟，今天的城市空间已经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要想显示出城市的独特性来，还必须另寻出路。
在这当中，有三种趋势值得注意。一是把城市的兴衰放在整个民族近代史的背景下展开，叶兆言的南京书写是其代表。叶兆言自新时期以来一直在从事有关南京的叙事，但其早期的“夜泊秦淮”，以及《一九三七的爱情》等小说的南京更多是一个隐喻或寓言，文化的、传统的或浪漫的因子过于浓烈，反不能显示出南京的真正面目。而另一端，叶兆言又热衷于南京在新中国建国后的激进历史及其现实的讲述，《没有玻璃的花房》《一号命令》属于前者，而像《苏珊的微笑》《我们的心多么顽固》等则属于后者。如此一来，便形成叶兆言小说叙事中的民国风情、历史激进与现实迷乱的三种景观的分裂，而南京也就呈现出其不同的矛盾侧面来。所谓六朝古都、文化重镇，这些都已成为历史，叶兆言沉浸于这样的世路人情，一路写来，虽然其笔下的南京景象让人印象深刻、流连忘返，但其终究不能显出其独特的一面。南京的真正独特性在于其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同北京、上海之间的竞争关系、尴尬位置及其文化政治内涵的变迁。自近代以来，南京虽有过1937年短暂的中兴，但相对于上海的近现代崛起，却只能是映衬，而其作为古都或故都，随着新中国的都城北移北京，又永远地失落其政治、文化上的核心地位，可以说，正是在这一夹缝中的末路风情，才真正是南京的独有风格。如此种种，都在叶兆言2014年的新作《很久以来》（单行本改名为《驰向黑夜的女人》）中有所呈现。小说以民国“故”事起，以上海世博会中的相聚终，中间缀以新中国建国后的种种历练变故，可以说，正是从这部作品起，叶兆言才真正写出了南京的历史繁华、现实蜕变乃至重生的起承转合及其独特风貌来。
二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底层叙事。虽然说当今的众多作家，像贾平凹、刘震云、王安忆、铁凝、余华、刘心武等等作家都曾参与到底层叙事的潮流中来，但底层写作的真正浮现却是与中国经济特区的代表深圳密不可分。深圳作为一个曾经的小渔村和现在的国际性的移民城市，其虽常常显得最没有历史和文化，但也最具征候性特征。这就类似于美国的历史，及其混杂的空间构成。深圳的巨变，既表征了中国自新时期以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见证了全球化在中国的最为完整的演变。从这个角度看，深圳的文学景观既是中国崛起的文化表征，也是全球化在中国的文化征候的呈现，而所谓的底层叙事，恰恰显示出这样的复杂构成。曹征路的《问苍茫》是其中最为明显的象征，此外像吴君的《陈俊生大道》、盛可以的《北妹》、白连春的《拯救父亲》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构筑了一个来自各地的农村涌向深圳的城乡流动图，这既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人口的大迁徙，也是一次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大重组。作为特区，深圳的经验显示出其独有性来。曾经的gcd员、生产队长、领导干部，他们作为中国政治体制中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在深圳的全球化的企业中，却成为维护并服务于资本生产的形象，成为压制剥削工人的工具，甚或成为被压榨的工人。如此种种悖论式的景观，都在《问苍茫》等作品中有所表征。而所谓工人为自己的权益而展开的反抗、斗争，也早已不再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就深圳的经验而言），而毋宁说是全球化时代的底层在表达他们作为全球化生产和贸易带来的结构性存在的不满。底层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其面对的并非仅仅是资本家阶层的剥削，还有全球化带来的区域空间——全球性空间和地域空间——的不平等，以及全球性城市空间内部的等级秩序。全球化空间的复杂构成，使得底层叙事中的反抗常常显得悲壮而不得要领。这里的问题是，此时再去沿用或援引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或经验，既不具有合法性（就特区的存在而言），也不具备有效性。而这也意味着，从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文学挣脱出来，已成为底层叙事中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选择和大势所趋。在这里，特区的经验某种程度上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隐喻，因而寻找适合当前中国经验的理论资源就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底层叙事中所亟待解决的关键所在。
三是全球性城市空间的本土性呈现，夏商的《东岸纪事》和张怡微的《你所不知道的夜晚》代表的正是这一种倾向。这两部小说都是以上海为背景，但又与王安忆们的上海景观不同。这是从上海的边缘展开的上海叙事。前者以浦东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变为经，围绕几个主人公的命运沉浮展开叙述。后者则借上海的城郊田林近几十年的变迁来敷衍铺陈主人公的命运升降。而也正因为浦东和田林都不属于（或曾经不属于）真正的上海市区，这样一种空间上的内部差异，既导致一种空间上的旅行——到上海去——的冲动，也呈现出上海的全球化或殖民化想像之外的另一重景观。这是“上海的背面”的故事，是成为上海人的文化隐喻。张怡微在《你所不知道的夜晚》中，把个中的复杂微妙处呈现得纤毫毕现：
“田林”的存在，就仿佛是上海的背面，也好像是光鲜舞台的后台，作为一个配补的要素游刃于主流精神之外……照样是充实的分分秒秒、有声有色的一生一世，却多少令人心有不甘。毕竟，舞台上的人生是别人的，是做给外人看的，真实的生活隐在其后，就好像不存在一样，各种酸楚是无人问津的。
上海写作一直以来为作家们所钟爱，但即使是如张爱玲为代表的海派，也不免带有象征色彩，其笔下的上海经验常常成为中/西、传统/现代、进步/保守和城/乡等多重二元对立架构间的杂糅交缠的表征，其上海毋宁说是中华大帝国近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隐喻。这样一种倾向自王安忆以来仍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其原因，某种程度上正在于，上海书写一直以来都是在外来影响/本土回应的模式中展开，而这，是无论如何直面或正视上海，都不可能写出真正的上海经验来的。要想跳出这样的悖论或怪圈，夏商和张怡微的小说提供了某种启发。他（她）们的小说从上海的边缘入手，这既能有效避免上海叙事中的隐喻性，也写出上海的近现代的独有经验。用理论上的说法，就是“自我的他者化”倾向或美学上的陌生化手法。这既是“他者”的眼光，又是源自本土的诉求，是把上海当做“成为上海”的过程来写，上海永远处于一种进行时态，因而也往往是不被象征或化约的上海。
可以说，以上三种倾向某种程度上都是城市写作中的“本土的全球性”的代表。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要想真正显示出城市景观的独有性而又能摆脱全球化的痕迹，这样的写作几无可能；即使是田耳式的停滞的“佴城”也终究成为奔波于“莞城”（即东莞）与“佴城”之间的主人公们的整休、疗伤或避难的隐喻空间，其越是显示出其象征性色彩，越是表明全球化的影响之所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全球化与城市的独特性常常成为困扰城市文学写作的极大的难题所在。直面城市的时代巨变虽也能带来恢弘的气象，但这样的城市却很难说有其独有性的呈现。对于我们的城市写作而言，其不仅仅要“去文化化”，还要写出全球化时代的城市本土经验，“本土的全球性”就成为时代所能给出的最好的选择之一。从前面提到的“本土的全球性”的三种倾向来看，这当中，城市经验的“陌生化”是必不可少的路径之一。只有先陌生化，才有可能真正跳出已有的城市书写的经验的桎梏，才有可能真正写出全球化时代的本土性的城市经验。而如何在陌生化的同时，进一步展现城市经验，也成为城市书写中有待深化和拓展的理论难题，夏商和张怡微小说中的“自我他者化”的尝试，是一种很好的选择，或可成为日后城市书写的借鉴。
（刊于《上海文学》2016年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