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1980年代以来的城市写作而言，“文化化”和全球化是两个至为重要的关键词。为使城市景观从政治隐喻中挣脱出来，文化曾参与了重塑城市的伟大工程，这使得那一时代的城市景观始终笼罩在文化的光环之下，但充满悖论的是，这一“文化化”倾向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非但没有减弱反而与资本的逻辑耦合，文化也一变而为消费的夸示性符码和超级能指。“文化化”下的城市景观虽然迷人，但其实距离城市的个性很远。城市要想显示出自己的真正独特面貌，还必须经过一个“去文化化”的阶段。在这当中，全球化扮演了一个毁誉参半的角色，它在带来中国的城市空间等级关系的巨变——出现了诸如“北上广”这样的全球化大都市——并因此推动城市文学的裂变（底层写作的出现就是其最明显的表征之一）的同时，也造成了城市景观的“再度符码化”：城市景观无不因全球化的烙印而趋于“同质化”的表象。这一状况，在近几年来的创作中有所改观。中国的城市文学越来越开始关注“本土性”的文化内涵，城市表象的符号化特征及其隐喻色彩日渐淡薄。城市文学愈加呈现出“本土的全球性”（张颐武：《本土的全球性：新世纪文学的想像空间》，《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3期）特征来。从自身及其差异性的内部，而非仅仅从外部汲取资源，日益成为城市写作的新的趋向。
一
自现代以来，中国文学中就有所谓“京派”和“海派”的区别，虽然说这一分野是以北京和上海的各自的文化/文学想像为基底，但其实这样的想像中融合了中/西、传统/现代、落后/文明以及乡土/城市等等多重二元对立的缠绕与冲突，这样的城市写作始终在城市的表象和符号化间游移，城市的文化内涵并没有被有效彰显，相反倒常常被遮蔽。这一状况自近几年来才有较根本性的改观。
建国后，京派与海派的区别虽已不闻，但其曾经所指涉的文化矛盾却并没有消失，随着中国gcd从农村包围城市，在有关城市的革命化的想像中，城市空间的象征意义进一步被固化，甚至于形成所谓“保守的城市”和“革命的农村”这样一种对立。城市文学一度被工业题材小说取代，其城市的景观也进一步缩小成象征性的“生产的空间”。虽然说新时期的到来，也一度迎来了城市文学的复兴，但此时城市想像仍不脱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影子，这在彼时流行的城市电影中表现尤其明显，《都市里的村庄》《逆光》《邮缘》和《街上流行红裙子》等等以上海为背景的电影是其代表。1980年代以来城市景观的真正浮现，并不是从突出空间影像呈现的电影，而主要是从作为时间艺术的文学开始。在1980年代城市文学的发展中，文化扮演了一个把现实都市从政治性隐喻的生产空间重新变为日常生活的私人空间的关键角色，涌现出了像刘心武的《钟鼓楼》、陆文夫的《美食家》、冯骥才的《神鞭》、宗璞的《寻找画儿韩》、范小青的《裤裆巷风流记》等一大批市井小说。
随着城市空间的敞开，城市的丰富性内涵日益显现出来，1980年代以来，城市景观的呈现，大致经历了一个从生产的空间，到公共空间、私人生活空间，乃至城市个性的凸显的发展过程，北京、上海、天津、武汉、西安、广州、南京、苏州等等开始以独特的面貌呈现在文学中，在这当中，城市的不同性格是与文化、经济及其政治等等多重因素的结合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在其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文化而兼历史，城市的个性虽日渐显现出来，但这一个性其实也多有象征色彩。如果说1980年代中期，文化是作为政治的“他者”在把城市从生产的空间转变而为非生产的空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话，那么随着城市空间的敞开，文化则会造成城市个性的遮蔽和重新象征化（再符码化），城市文学中城市的景观其实十分模糊。《美食家》《神鞭》和《夜泊秦淮》等自不必说，而即使是贾平凹的《废都》以及王安忆的《长恨歌》这样的城市文学标志性作品，其城市表象也很难说独具代表性。因为前者中的“废都”西京（西安），早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因而所谓“废都”其实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转型中的悖论式命运的象征：既可以因经济而中兴（所谓经济唱戏，文化搭台），也因（市场）经济发展而沉沦。而像《长恨歌》中的上海，无论如何的旖旎多姿，都因其身处中西文化冲突的前沿和交汇地而难免带有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命运的隐喻色彩。这些小说虽然都写到城市的现实处境，但这样的现实是被文化包装过滤过的，文化虽也能显示出城市的性格，但常常使得其包裹下的城市不免显出寓言性的特点来。城市景观真正要显示其独特性，必须经历一个“去文化化”的过程，城市的本土性内涵的发掘，正是这一“去文化化”的逻辑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