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我想用点倒叙的办法。就是将小说第三节调到最后来说。因为如果一味跟着作家这么冷漠地走下去，便看不到温暖了，看不到人生的希望了。这也不是刘震云的小说了。刘震云的小说向来比较物质化，叙述比较客观和冷漠，但作品深处有温暖、有深情，这是他小说里面的辩证法。
刘震云对周罡回忆道：“我从小是外婆抚养大的，父母在县城工作，是外婆把我从县城背到村里，走了四十里的路。当时是困难时期，外婆说一路上许多人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倒在地上，再没有起来”。“塔铺是一个真实的地名，一个特别小的镇。我当兵复员回去，在塔铺当了中学的民办教师，和同学们产生接触，那时生活很苦，孩子们每天从家里自带干粮，在学校里买一碗菜汤”。我可以“肯定地说，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农村生活首先对世界观有影响。直到现在也一样”。（周罡、刘震云：《在虚拟与真实间沉思——刘震云访谈录》）作品里进京的小学老师可能是虚构，但刘震云对农民进城看病、又遭遇城里人歧视是感同身受和刻骨铭心的，一到这个坎，他的心就极热了。冷与热的辩证法都来源于此。小林晚上下班回家，一进楼道就知道老家来了客人，大门敞开着，里面有外地老家人剧烈的咳嗽声。“里间床上正坐着两个皮肤晒得焦黑、头上暴着青筋的老家人，脚边放着几个七十年代的帆布提包，提包上还印着毛主席语录，两个人正在不住地抽烟，咳嗽，毫不犹豫地将烟灰和痰弹吐了一地，小林的小女儿也被烟呛得不住咳嗽，在烟雾里乱跑。”
小林一见这场面就提心吊胆，头皮发麻。一是感情上的热络，毕竟是血脉相连的乡里乡亲。二是老家人以为你在北京应该接待，还交给你一堆买化肥、搞物资、打官司的难办事。却不知你在这城市也是排队买豆腐的最底层，有时老家人还会故作傲慢的样子以维护自尊。三因老婆是城里人，亲属关系简单，爱干净。她起初还热情，可老是这样来来往往，便忍受不了了，就给小林脸色看：“早知你家是这样，当初我就不会嫁给你！”小林立即气得指着老婆大声说：“当初我也把家庭情况向你说了，你说不在乎，照你这么说，好像我欺骗你！”但这次来的老家人非同一般，是小林小学老师，一脸疲惫病弱的样子，是让他联系医院确诊是不是癌症。老婆晚上七点半到家，见满地痰迹满屋烟雾，就脸色难看地冲进了厨房。小林赶忙进厨房拿出刚分的五十块钱，给老婆作见面礼。谁知老婆忽然一把将五张人民币打飞，说：
“去他妈的，谁没老师！我的孩子还没吃饭，哪里管得上老师了！”
小林拉她：
“你小声点，让人听见！”
老婆更大声说：
“听见怎么了，三天两头来人，我这里不是旅馆！再这样下去，我实在受不了了！”
就坐在厨房的水池上落泪。
不想老师在外屋很大声地说，小林你不必忙，俺已在外面吃过饭，就住在劲松的地下旅馆。说着拉开帆布包，让儿子将两桶香油送到厨房。老婆不好意思了，做了四个菜。临走时，老师说给你添了麻烦，本来不打算来，可你师母让来看看你。还说看病的事，你忙你的，我还有办法。
老师和儿子就这样走了。小林把老师送到公共汽车站，和他们再见。“看着公共汽车开远，老师还在车上微笑着向他挥手，车猛地一停一开，老头子身子前后乱晃，仍不忘向他挥手，小林的泪唰唰地涌了出来。”小林上小学时，老师教了他五年数学和语文。一个冬天他捣乱掉进冰窟，是老师把他救上来，没责怪，还把他身上的湿衣裳脱下来，用自己身上的大棉袄将自己裹起来的种种往事，十几年后一齐涌上心头。1990年代，有人将《一地鸡毛》拍成电影搬上银幕，我注意到观众看到这个情节时，都是一边抹眼泪，一边在观看的。令人揪心的往事和良知，还是深深打动了深陷在市场经济理性化和实用化中的广大观众的心。这是刘震云的本事，是他小说中最具独特性的那种辩证法。他是老于世故的小说家，是看透世态人情的社会剖析家。他会煽情，但煽得总是恰到好处，好在火候上，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前期的《塔铺》、《新兵连》里，在后期的《我是潘金莲》、《一句顶一万句》里，都是如此。我将第三节用倒叙法置于最后来讲，就是让人在刘震云前后叙事的“冷”与这里的“热”之间，了解到这一点。
再读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我以为这是在经历一种时间的穿越，既从今天回到新写实小说年代，又像是从1990年代穿越到今天。作为研究者的自己，不免想到也有过许多像小林那样难堪的经历，也有过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使用的拮据，和带着妻儿一起度过艰难岁月的剧痛。“如何重新看‘新写实小说’？”“又如何进入199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艰难时世，再在武汉大学这所著名学府里经先师陆耀东教授手把手的严格学术训练，尤其是经过了震荡时代最彻底的洗礼后，我意识到：关键就是“如何”这个词。这是一个很难的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