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我开宗明义就说要“拿故事来反串人物和作品”，这是想重新看这小说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新写实小说思潮关系之渊源。这种反弹琵琶式的文章写法，是想从作品来“反看”文学批评、文学史对这篇小说做出的结论。
但是用“反串”和“反弹琵琶”的角度再看文学史对《一地鸡毛》这篇小说的定位，令人不解的问题就冒出来了。文学史倾向将作品定位在揭露1990年代小人物灰色人生的“新写实”代表作上：“日常琐事组成了小林的全部生活内容”；而“生活对意志的磨损、腐蚀，使他们变成了患得患失的小市民”；“小说采用冷静、不露声色”的方式叙述了这些人近于原生态的自私、猥琐心理；“作家着眼于被‘体制’或日常生活所挤压的普通人压抑自我、泯灭个性的过程”。①这些作者强调作品的外部作用，把作品人物等同于市场经济体制所塑造的社会的普通民众，因此“零度写作”、“冷叙事”、“日常生活”等“新写实主义”批评概念被文学史家巧妙改装后，似乎变成了经过沉淀的文学史结论。“反串”是让解读重新回到小说起点；“反串”是把我们早已忘记了的东西重新摆到桌面上来。
北大同学兼河南老乡李书磊的文章《刘震云的勾当》，为我们还原出了另一个刘震云：“1978年我们一起考进北京大学，震云比我大几岁，领我去看天安门，至今我还保存着我们那一日的合影，两个从豫北田野里来的乡下孩子茫然地望着那巍峨的天安门。当时我们都穿着整齐的中山装，扣着风纪扣，震云还夹着刚买来的画夹，看起来像一件拿错了的道具。”因朝夕相处，他发觉“那个时候震云对人心世故已经有了很高的觉悟”，“他对社会和人生早就看得很透，早就存着一种现实主义的慧心，即使当学生的时候也没有学生腔。念大学期间他对我的指点使我终生难忘”。“但他同时又能对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有一种反观，并把这种反观融于小说中。”所以，他后来写出“这样的世俗小说我一点也不奇怪”。（李书磊：《刘震云的勾当》）在作品中，小林在经历了馊豆腐、帮人练摊、陪人家孩子上幼儿园、怠慢老师等一连串贫困、受辱和良心自责等挫折后，对老婆说：“不就是一个炭火吗，我全城跑遍，也一定要买到它！”他心里想，“死的已经死了，再想也没有用，活着的还是先考虑大白菜为好。小林又想，如果收拾完大白菜，老婆能用微波炉再给他烤点鸡，让他喝瓶啤酒 ，他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
刘震云认同李书磊对他的看法，但不认同“新写实”理论对他作品的概括：“大家当时都说《一地鸡毛》是原生态的小说，是小林家的流水账。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地鸡毛》就不成立，因为小林恰恰不是我们认为的那种卑下，他的见识相当了不起，我是把他当作一个英雄来写的。”（刘震云：《从手机到一句顶一万句》）他不认为自己笔下的人物像批评家说得那么悲观，小林身上其实有很多农民与生俱来的风趣和乐观：“他们从事最底层的工作，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有些可能是非人的生活，但他们的生活不乏自嘲、自解、自乐，特别的原汁原味”，“我觉得用知识分子话语的‘新写实’来评价我并不恰切，在创作中，我是带有感情的，打开了感情世界同艺术世界的通道，只有打开了这个通道才有创新能力”。又说，“《一地鸡毛》等作品所描绘的虚伪卑琐中也有乐趣，这些乐趣构成了支撑他们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插科打诨，这种伪生活也有很多乐趣”。我这样把“英雄反写”，不过是“过去小说膨胀得太厉害，承担了太多非文学的东西，而现在小说才回到之前应该具有的状态”而已。（周罡、刘震云：《在虚拟与真实间沉思——刘震云访谈录》）正当小林为老婆调动工作一筹莫展、走投无路的时候，刘震云突然让他的小说路回风转。老婆一天晚上下班回来，孩子感冒生病，小林担心两个人又会争执大吵。不想，“老婆‘吃吃’地笑”。小林忙过去问，原来调动工作的事迎刃而解：不是前三门单位头头同意了，而是老婆单位开通了班车，九月份开始。老婆一人高兴，全家都高兴。“大家情绪很好。孩子的病也压过去了。吃饭时大家喝了啤酒。晚上孩子保姆入睡，两人又欢乐了一次。欢乐时两人又很有激情。欢乐之后，两人都很不好意思。昨天欢乐，今天又欢乐，很长时间没有这么勤了。接着两人又抚摸着谈心”，谈论孩子入托辞退保姆，对未来充满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新写实”理论倾向于让小说叙述变得冷淡无情，喜欢利用小说与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战斗，以为这样就赢得了“文学自主性”，获得了巨大历史进步。刘震云和小林老师对之都表示狐疑。刘震云说：“我也没有用乡村的生活或者城市的生活来看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无非是一种见识的眼光。比如我说过，我两个舅舅都是农村人，一个赶马车，一个当木匠，他们说的道理就只适合农村吗？其实也适合城市、适合文学、适合政治家。这是对无形生活的认识。”（周罡、刘震云：《在虚拟与真实间沉思——刘震云访谈录》）小林老师在去世前嘱咐儿子给小林写信，说自上次父亲在北京看了病，回来停了三个月，就去世了。说上次到北京受到小林的招呼，表示感谢等等。显然，刘震云和小林老师都不准备利用自己卑贱的乡下人身份和看病挫折去指责城市，攻击那么多与城市利益攸关的理论学说，他们生活的视野本来就是这么宽敞的，像豫北平原无边无际的原野，像寥廓晴朗的天空，只是偶尔有几片阴云飘过而已。生活还是要起步，日子还是要一天一天地过。像小林夫妇的平凡岁月，一会儿吃力爬坡，一会儿又跌入谷底，但是，毕竟还是可以“昨天欢乐，今天又欢乐”的。
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写实浪潮汹涌奔流的时候，刘震云和小说没有为自己辩白的机会，被这巨大席卷的文学浪潮压着了，吓住了。文学史结论，往往被认为是作家和作品本身的结论。但是当浪潮轰轰隆隆远去二十多年后，作家和作品才有勇气站出来为自己辩白、争执和不满，说出当时构思、写作和完成过程中的真相，说出这里面的百折千回、丝丝缕缕、枝枝蔓蔓的故事。我想强调的是，“反串”和“反弹琵琶”不是要再打倒文学史，不承认文学史做出的结论。而是说，文学史和作家自述、文本内容其实是相互参照着的两面镜子，你照着我说出来我的真谛，而我也照着你说出你的真谛。反过来又是辩驳和较劲的关系，是不满意地要增加自己的议席，争取话语权。这种争执和参照会随着文学的存在而生生不息的。这就是我要为这篇文章做的《一地鸡毛》与“新写实小说”关系渊源之考论。
到小说结尾，作者让小林一家又卷入了幼儿园小朋友家庭竞相给老师送炭火的激烈战争。于是夫妇俩分工负责，老婆天天接送女儿，小林跑遍全城最后在郊区一个旮旯小店买到了炭火。第二天，女儿悲愁的脸色云开日出，全家情绪又都好起来。“这时小林对老婆说，其实世界上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满舒服。舒服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曾经是刘震云两位乡下舅舅说过的那些老实话。
① 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和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8月）等著作的相关章节内容。
(刊于《上海文学》2016年6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