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鸡毛》三万七千多字，规模超过短篇小说，离中篇还有点距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先是短篇小说热，接着中篇又流行了起来，但好的短篇没有绝迹。这篇小说主要写小林夫妇，加上孩子、保姆、印度女人、处长、查水表的、小学老师有七八个人，家庭矛盾是主线，叙述副线扯出单位、幼儿园、摆摊、调动、接待老师等社会的方方面面。小说共七节，第一节写豆腐，第二节写调动，第三节是小学老师来京看病，第四节写孩子感冒，第五节是找幼儿园，第六节写帮同学摆摊，第七节是送礼。在读者看来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可对小林夫妇来说，却件件都是绕不开的大事。
“豆腐风波”平息后，老婆调动的事接踵而来。这天早晨醒来，老婆在那里发呆，小林最怕她这样，以为是在为昨天的事补课。女人记仇，天下使然。但老婆突然提出要小林帮她调动工作。小林一听就急了：对自己这无职无权的小公务员来说，这件事远要比馊豆腐事件复杂难弄。心里不免骂道：女人真没长性。当初他们搬家，房子是越搬越好，老婆也越搬越高兴，“说咱们终于也在北京有个房子了”。于是暂时忘掉在单位与同事不愉快的经历，老婆“把主要精力花在布置房子上，怎么装窗帘，怎么布局，怎么摆冰箱和电视”，等家收拾得差不多了，她又不满意了。嫌这条线路上没单位班车，挤公共汽车上班来回，得花费三四个小时，早晨六点起床，晚上八点回来，真正是披星戴月。小林感觉调动像山一样难，劝老婆凑合凑合，令其光火。无奈中想到与前三门一家单位的人换工作，还打听到小林单位副局长老张恰好与那单位管人事的领导是同学。老张倒是热心，给对方写信，还打了电话。待小林和老婆扛着四十多块钱一箱的可口可乐挤上公共汽车，兴冲冲地登门拜访，正下楼的领导虽脸上带笑，嘴上却说：“我知道了，那个工作的事，我这里没有问题，关键是下边接收单位不好办”，明显推脱。小林一听急赤白脸傻乎乎喊道：“王叔叔，我还给您带了一箱饮料！”头头在楼门外笑着答：“我这里还缺几筒饮料？扛回去自己喝吧！”
九月份，老婆单位通班车，无须再换工作，孩子入幼儿园又成难题。居委会幼儿园条件不好，那家外单位幼儿园很好，可小林觉得进去比登山还难。老婆逼小林给园长送礼，小林却说：“一个三岁的孩子，什么教育不教育，韶山冲一个穷沟沟，不也出了个毛主席！还是看孩子自己！”老婆马上愤怒，责怪他对孩子不负责。这边老婆在与保姆冷战，那边孩子舍不得保姆走哭着在地上打滚，而幼儿园的事还卡在那里。“最后，保姆终于放下嗷嗷哭的孩子，跑着下楼走了。保姆一走，小林老婆又哭了，觉得保姆在这干了两年多，把孩子看大，现在就这么走也很不好，赶忙让小林到阳台上去，给保姆再扔下一个月的工资。”正待绝望中的小林欲将孩子送进居委会幼儿园时，住对门的印度女人丈夫慨然帮忙，两个孩子于是一起进了外单位幼儿园。但老婆心细、疑心重，无意中发现原来印度女人的孩子哭闹，人家是让自己孩子陪读才发此善心。想到这事，委屈万分的老婆“开始小声哭起来”。等晚上“老婆孩子入睡，小林第一次流下了眼泪，还在漆黑的夜里扇了自己一个耳光：‘你怎么这么没本事，你怎么这么不会混！’”
1990年代前后，是社会大转型的一个混乱的过渡期，也是最令人心烦的时候。拜金意识席卷大地，理想信念溃不成军，静穆的书斋透风漏雨。从写英雄史诗到写小人物日常生活，就发生在这一阶段，像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单位》，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方方的《风景》，刘恒的《狗日的粮食》等。1986年下半年通货膨胀，“1988年市场物价更以出乎人们意料的高幅度上涨，全年上涨18.5%，其中12月比上年同月上涨26.7%”（邱晓华：《九十年代中国经济》），这“超越了群众、企业和国家的承受能力，相当一部分居民生活水平下降。这些情况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和群众的严重不安”（孙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90年代初）》）。有数据证实：“据1987年5月的调查，薪给阶层（包括单位负责人、行政事业单位干部、企业干部、中小学教师以及各类专业人员等）对物价的不满程度最高，不满人数达87.4%；个体户不满程度最低，不满人数达66.7%”（李朝鲜：《职工对物价上涨的承受能力》）。范阳阳认为在1990年代场景中，出现了一个迥然于传统社会的“新经济人”形象：新中国“建国后，国家制度设计的思路是‘通过单位制和身份制，把个人都纳入行政框架，使人成为高度的‘组织人’”。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转型，其实质就是重新把社会个体抛向市场，自生自灭，于是孵化出一个不同于“组织人”的“经济人”的历史形象。“‘经济人’的特点是思想行为的理性化和实用化，以现实利益的得失作为价值衡量的标准、准则。这种新人的出现与当时经济时代的热潮密不可分。现实迫使人们逐渐变成现实的‘经济人’，经济交换的原则开始被人们接受，并且渗透到生活的其他方面(如人际交往、情感付出等)，成为现实生活的处事方式和逻辑”。（范阳阳：《80—90年代转变的证词——读一地鸡毛》）
在馊豆腐、搞调动和进幼儿园风波中惊魂未定的小林，在小说第六节再登场时，几乎变成阿Q那种搞笑的人物。刘震云用近乎刻薄的笔法，描写了小林和小李白两个大学同学、青年诗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夹缝中的“重逢”：
鸭杂便宜，才三块钱一斤。小林女儿爱吃动物杂碎，小林就也排到队伍中，准备买半斤鸭杂。摊主有两个人，一个操安徽口音的在剁鸭子，另一个老板模样的人在收钱。可等排到小林，小林要把钱交给老板时，老板看他一眼，两人眼睛一对，禁不住都叫道：
“小林！”
“小李白！”
两人都丢下鸭杂和钱，笑着搂抱到一起。
曾经也是公务员的小李白，辞职后摇身一变成了练摊个体户。搞笑的不是两位校园诗人就这么在臭烘烘的菜市场上“重逢”，而是小李白竟嘲笑起他们过去风流倜傥的写诗生活来：“‘小李白’朝地上啐了一口浓痰：‘狗屁！那是年轻时不懂事！诗是什么，诗是搔首弄姿混扯淡！如果现在还写诗，不得饿死！你结婚了吗？”……经过一番中国社会之分析，小林爽快答应每天下班帮小李白看两个小时地摊，做社会兼职。小李白说：“两个小时给你二十块钱，比给资本家端盘子挣得还多。”这正像范阳阳刚才敏锐发现的：“现实迫使人们逐渐变成现实的‘经济人’，经济交换的原则开始被人们接受，并且渗透到生活的其他方面(如人际交往、情感付出等)，成为现实生活的处事方式和逻辑。”（范阳阳：《80—90年代转变的证词——读一地鸡毛》）
从调动、进幼儿园到摆地摊，我认为从小说技术角度看是对故事的拉动，因为公务员小林不仅变得像阿Q，而且形象也极其可笑了。对大学毕业后就行路坎坷的小林来说，他的确在这轰隆向前的历史活动中得到了实惠，这就是兼职的快感。第二天起，小林下班后就在板车后边卖鸭子收款，刚开始时就像做贼，穿着白围裙，却不敢抬头看人。回家满身鸭子味，赶紧洗澡清污。但两天后，每天能挣两张人民币，眼睛也敢抬了。回家也不洗澡，习惯成自然。最初小林觉得自己像娼妓，头一回接客不免害怕害臊，渐渐就大方了，“接谁都可以”。其实在1990年代，读书人编假书骗人的，出外偷偷做买卖方中介的，跑到广州倒卖彩电冰箱的，体面一点的出外兼课挣钱的，比比皆是。小林卖鸭子虽挺丢人，也不过是公职人员出外兼职大军中的普通一员而已。经过这一番观念认识的重新洗牌，小林的脸皮也厚了起来。一天小林办公室处长老关过来遛弯，吃惊地发现他在卖鸭子练摊，竟然还在大声叫卖。第二天找他“谈话”，他居然也能够“坦然应之”。小林心里想：“有钱到底过得愉快，九天挣了一百八，给老婆添了一件风衣，给女儿买了一个五斤重的大哈密瓜，大家都喜笑颜开。这与面子、与挨领导两句批评相比，面子和批评实在不算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