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灵叙事是表达控诉情绪的一种手段。一般来说，控诉的情绪并不是一部优秀作品所应该具有的气质，因为控诉本身可能带有某种怨怼从而破坏了作品的思想性和审美性。这一点我们从伤痕文学中可以得到印证。关于伤痕文学，曹文轩曾说：“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作为社会意识的载体，它所承担的任务是宣泄在苦难与灾难中积压起来的悲苦和愤怒。它为我们留下的是一个痛哭流涕、颤栗不已的诉苦者的形象。”（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这一状况影响了我们对悲剧的认识和消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控诉的功能。控诉可能会把怨恨的对象指向直接的个体和某种具体事物，从而忽略了文化和人性本身，这使作品本身的品格难以得到提升。但控诉的情绪往往又是必须的，特别是在有着坚硬的现实压迫的时候，往往成了舒缓情绪、平复内心的重要手段。这里的关键是要看我们的写作者看到了或者认识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现实。
就这三部作品而言，它们几乎都是直击当下之作。而这个当下又是在几十年的滚动中累积而成的。现在，我们常常惊诧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转变，常常惊诧于层出不穷的时尚事物和令人意想不到的社会事件，即使那些看起来缓慢发展的事物，也常常在转瞬之间就变得非常急切。这也常常使我们陷于不可名状的恐惧和兴奋之中，通过文学创作把这一过程表现出来无疑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孙惠芬的《后上塘书》讲述的是一个“带着伤痛”“归来”的故事。“归来”的前提是“不走”和“出走”，这一模式在几十年来的中国乡村被不断复制和强化。小说中的主人公刘杰夫功成名就之后，通过土地流转和开发矿山的形式回到家乡继续扩大自己的资本积累，这一身份所蕴含的特殊能量使其大有“君临天下”的感觉。不管是有意无意，所有的亲属、乡亲甚至官场都在某种意图的驱使下环绕在他的周围。但妻子的意外死亡和寻凶过程，却揭露了其光鲜背后的残酷、冷漠、荒唐甚至血腥的发家史、奋斗史。同时，我们也看到，刘杰夫的发家史、奋斗史又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是在个人和众人相互交织、相互纠缠的合力中完成的，每一个围绕在他周围的外在因素都可能成为强力的推手。在这里，孙惠芬对残酷、冷漠、荒唐和血腥进行了直接控诉。余华在《第七天》里的控诉是舒缓的。主人公杨飞因一场意外而死无葬身之地，在灵魂游荡阴间七日的过程中，串联起了数起阴暗的、“惊骇世俗”的现实新闻事件。作者借助着杨飞亡灵的游荡控诉了荒诞、肮脏和绝望的现实。但作者并不急峻，或者娓娓道来，或者滑稽幽默，把在现实中无法讲清楚的东西都付与另外的空间。这种方式也使控诉获得了另外的力量，它强化了人们对荒诞和绝望的感知度，使控诉本身变得绵厚而有韧性。如果说，孙惠芬、余华的控诉还稍显外向的话，那么艾伟的控诉则直接指向人性自身，这个人性既有现实中的人性，也有历史中的人性。它的两个代表人物就是罗忆苦和肖长春。罗忆苦的自甘堕落和自我拯救的失败暴露了人性中最为黑暗的内容，而肖长春的复杂性则显示了人性与历史正义之间的纠结和历史对人性的挤压。作者对此表达了另外的敬意。
应该说，在《后上塘书》、《第七天》中，因控诉情绪所带来的非文学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第七天》，有的读者甚至都对其文学性产生了怀疑。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与伤痕文学迥然不同的是，在这里，控诉并不是作品的主旨，而或许仅仅是要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他们通过另外的方式修正了因控诉情绪的参与所带来的风险，这使作品的主题获得了提升。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这几部作品中，控诉指向了无对象的对象，也就是指向了物质、欲望、人性以及包蕴了这些因素的时代文化和风尚；另一个方面就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温暖的渴望和对未来的美好瞩目。这一点在最大程度上消弭了因控诉所带来的仇恨。在这几部作品中，我们从控诉中看到了哀伤甚至绝望，但绝对没有仇恨。比如，《后上塘书》中刘杰夫的自我拯救以及对徐凤的宽恕，透露出了坚定的靓丽的色彩。在《南方》中多少有些傻气的杜天宝成了作者消解罗忆苦仇恨的全方位的载体。通过杜天宝，我们不仅看到了那种恒常的快乐所带给人们的幸福感，而且他就像一缕阳光，穿过历史、穿过现实并照进人的心灵。我们看到在杜天宝的身上，似乎所有的控诉以及附着在控诉背后的各种怨怼、仇恨等烟消云散。关于这一点，最有意味的则是余华的《第七天》。可以说余华精心设计了“鼠妹”漂浮的灵魂寻到葬身之地及获得重生的诸种景象。尽管这一过程本身充满了辛酸、控诉甚至反讽，但不得不说，它带来了温暖和对未来的憧憬，并使主题仅仅扣住“第七天”这一意象所延伸出的所有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