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灵叙事也是面对现实时的苍白无力的情感表达。我以为，在《第七天》、《南方》和《后上塘书》这三部作品中，出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悖论现象，那就是亡灵有力的控诉和无力的存在形成鲜明反差，共同支撑文本自身建构，并将对象推进尴尬境地。
通过不同层面的控诉可以强化作品的批判力量，从而击穿现实，获得真相。应该说，在这三部作品中，此目的已经初步实现。比如，《后上塘书》描写了中国的乡村社会最近三十多年来，经历了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再到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流转。伴随着这一流转，乡村人也完成了从不走到出走再到归来的转换，主人公刘杰夫们正是这一流转过程的积极实践者、参与者。在这一进程中，附着于人的身上的文化属性，比如伦理观、道德感、义理秩序等悄然改变。在揭掉原有的温情和装饰后，人性中假恶丑与真善美一样，都被尽情呈现。但这种呈现合理吗？我们是否真的就需要一种被异化了的亲情、友情和乡情？刘杰夫们在经历了不走、出走和归来后，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必须和值得？诸如此类，我以为这是孙惠芬通过这部作品所切切着意和反思的。特别是通过批判和反思，实现了对所有人都进行道义审判的目的。审判锋芒刺中内心，直抵底线。再比如在《第七天》中，主人公杨飞亡灵的游荡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控诉与批判并置的过程。但更具批判色彩的是如何寻找到一个葬身之地和在寻找到葬身之地后的重生。对重生过程的庄严描述，一方面表达了通过温暖和明亮的方式去建构理想生存状态的渴望，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渴望使之产生了对现实的批判意义。应该指出的是，余华的这种批判不是面对面的，不是声色俱厉的，但却是最残酷的，是通过对现实的彻底放弃来完成的。相对温和的批判则是《南方》，它的批判是通过三条并置的线索和三条线索之间的比较来完成的。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肖长春、罗忆苦和杜天宝分别代表历史、现实和恒常。历史的吊诡、现实的残酷在恒常面前都相形见绌，最多只是给恒常添加了一些曲折。这使这部作品的批判性更加绵长和富有理性。
但这几部作品中亡灵们的人生及存在又是苍白无力的。由于他们的非实体性存在，使他们无法介入现实，只能附着于现实的物质之上而随波逐流。在这三部作品中，《后上塘书》中的徐兰和《南方》中的罗忆苦在变成亡灵后，已经无法行使自己的意志，而《第七天》中的杨飞的意志力的行使也是极其有限的。这一现象的出现表征了两个方面的情况。一个是现实世界的强大使这些亡灵们无法战胜，同时也正是因为无法战胜才使他们因为（必然的）意外而变成亡灵；另一个是，这也表明即使它们存在于现实世界之时本身也是苍白无力的。本来，在传统文化中，不管是神的世界还是鬼的世界，都因有超凡的力量而有能力对现实世界，进行某种程度的干预，从而改变现实世界的秩序或逻辑，甚至能够改变历史构成本身。但在这几部作品中，作者们显然没有从这一角度出发来塑造飘荡的灵魂，他们只是借助了亡灵的视域来反映某种现实，凸显了亡灵们在现世的作为弱者的“无力”地位。从这几部作品中看，《后上塘书》中的亡灵徐兰，在生前无论是从社会地位还是从经济地位都不应该处于弱势，但丈夫刘杰夫的发达以及周围人（包括姐姐及其他亲人）对于物质和欲望的崇拜却使她在情感上、心理上以及居家的日常生活中陷于弱势的困境，她无力改变周围的一切，只能随波逐流。这在生前死后都没有变化。而《第七天》中的杨飞似乎在现实世界中就没有存在过。作者似乎想追寻他的生存轨迹，但是我们也许只能从贴在他出租房门上的缴纳水电费通知单中进行实在性确认。这一线索和情节的建构呈现了当下熙熙攘攘的现实世界的空乏和困顿。也许《南方》中亡灵罗忆苦不是无力的，她在有限的一生中的挣扎、追逐正是源于其强烈介入的欲望。欲望成为她一切行为的动力。但当她心怀感动，欲要实现自我拯救之时，却终于没能实现而成了亡灵。于是无力感也包裹了她的命运。综合起来看，可以说，亡灵们控诉的有力和自身的无力，既叠加和强化了批判性，同时这种反差和错位也增强了作品的荒诞性，从而使它们具有了较大的张力。
但实事求是地说，选用亡灵视角来展开叙事，我更感觉到的是作者们面对世界的无力感，这与另外一种“超人”或“异人”的视角稍有不同。“超人”的或“异人”的创作视角在当下的创作中并不少见，而运用得最成熟的最好的当属阿来和贾平凹。特别是贾平凹，几乎每一部作品中都有这一形象并借助这一形象的视角来实现对现实世界的俯视，从而达到对社会、人生或者历史进行哲理观照和审视的目的。而在这几部作品中，这一情形似乎并不明显。作者们都描写了正在发生的强大的现实，特别是余华的《第七天》里的故事，几乎就发生在新闻当中。现实的逼仄和表达的冲动困扰了他们，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无法给出更为明晰的出路，于是无力感自然而然地就会在文本中体现出来（当然，作家们可能并不认可此点）。比如，就孙惠芬而言，她始终钟情于自己的故乡并忍受着故乡对自己的撕扯。一方面她姿态低沉，介入现实的冲动强烈；另一方面她又常常怀有莫名的惆怅，不知道如何才能更好地安顿自己的故乡。这使她的每一部创作都比上一部更加复杂。从理论上来讲，文学创作也许并不要求作家回答问题，为社会指明道路，但有责任感的作家无不在为此努力。这可能就是作家的宿命。
当然，亡灵叙事也可能呈现了一种旁观者的姿态，通过旁观来实现对事实的超越。但是我们的作家能够挣脱社会现实的强大引力吗？
① 参见艾伟：《时光的面容渐渐清晰》，http：//blog.sina.com.cn/aiwei1966。
（刊于《上海文学》2016年4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