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今回忆和翻看旧书刊，浏览那些年工农兵作家的作品，除了能感受一些那个年代的生活气息，剩下的就是简单和粗浅。由于到处是“禁区”，很多出于“主题先行”，政治说教的味道，或是“英雄模范没缺点”、“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模式常常见到。因此，“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及样板戏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工农兵作家或作者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很有优越感的。比起“臭老九”，他们有鲜红的血统；比起大部分工农兵“大老粗”，他们有点墨水，会耍几下笔杆子。我在1972年末从“五七干校”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筹备一个全国性的文学期刊。我们头几年接触的作者多数是也只可能是工农兵作者，当然也有假冒工农兵的小知识分子，还有些是做领导的军宣队员，可谓体验颇深。自己是“接受再教育”的，不过干点技术活做点案头工作而已，方向可是人家把着的。因此即使你遇到水平很差很差的作者，也得小心翼翼，字斟句酌，不然就是政治态度问题。

但他们中也有些人有艺术追求，甚至有政治理想。他们尊重知识尊重编辑，愿意同你交朋友。有些年轻人还真心把你当老师。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人作家之中，上海的胡万春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他上过初小，当过学徒、工人，1952年起发表作品，当然一开始是短的通讯。1957年世界青年联欢节文艺竞赛上，他的短篇小说《骨肉》得了荣誉奖。于此一发不可收，《爱情的开始》、《特殊性格的人》、《家庭问题》及电影剧本《钢铁世家》相继问世。因此，说他是那时工人作家的领军人物也不为过。他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出访过，那时能出国的人凤毛麟角。中国作协外事部门也常让他来京接待外宾。胡万春出名后当了钢铁厂的工会副主席，在《萌芽》当编委。

胡万春天资聪明，早在1955年就到“文学讲习所”学习，与邓友梅、玛拉沁夫是同学。1956年就参加全国第一次“青创会”。也因此，1965年时他刚三十六岁，是否参加了那年十一月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我与几个同事回忆，都不记得了。

1966年到1967年我们一起接待过外宾，我去机场接送他。后来我回上海父母家，知道胡万春与我们家一个小区，就必定见见面，我父亲生病住院他还关照过。只要我到上海，胡万春必定设宴款待，同席的有过匡汉、温小钰、周明等。胡万春的宁波老乡、开火车的工人作家陈继光也必定到场。

胡万春精力过人，宴席可以二十四小时不断，他善豪饮更善谈，且慷慨激昂。有人累了轮流到他房里睡觉，他则添菜热菜继续侃，只要有一个听众，他就是主角。他说他晚上七点睡觉，十一点必定醒来；十一点到三点写作，三点到七点继续睡，七点起床八点到“上钢二厂”上班。

他真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也是复杂性格的人。他特别关心政治，因此也时有迷惘，何况是那样的年代。“文革”初期，以巴金为代表的一批老作家自然被打倒了，工人出身的胡万春、唐克新自然而然成为上海作协“革命造反团”的头头。我看过一份材料，胡万春主持过批判巴金的大会。可私下里，他并没有对我说过巴老坏话，甚至说他非常佩服巴老：他曾与巴老一起访问越南，头上美国飞机呼啸轰炸，巴老端坐不动声色。他也向我打听过张光年、郭小川等人的情况。他无疑是“革命文艺”的受益者，可他说起肖洛霍夫、爱伦堡甚至三岛由纪夫时都滔滔不绝。他还说过在他的新作里要写爱情。

陈继光跟胡万春相似，曾被人称为“小胡万春”。他在那个年代也尽可能地找“供批判用”的外国小说来读，说起杰克·伦敦和柯切托夫来津津有味。

可见他们内心深处矛盾重重，也有真正意义上的追求，追求永恒的艺术之美，在锁链和镣铐中寻找缝隙和突破。这对“革命文艺”无疑是一种反叛，这种追求在那个年代只能以私下的或羞涩的方式显现。

天津的海员出身的作家王家斌，我和他在1966年的作协小院招待所做过邻居。他给《人民文学》改小说，我刚从《文艺报》评论组调到理论组。他的《聚鲸洋》发在《人民文学》头条。他对海上生活的熟悉，特别是对大自然的强大威力的感悟和敬畏，让我羡慕也钦佩，那是我见到的对于海洋最震撼的描写。在当年的工农兵作家中，王家斌是不可替代的一个，他的文字功底也是相当出色的。我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来好几年王家斌渺无音讯。他参加了1965年年底的青年创作会，受过周扬、刘白羽的表扬。我担心他挨整，果不其然。他曾一个人偷偷跑到北京，茫茫然走在天安门广场，自己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不过我相信写过《聚鲸洋》的人不会停止他的追求。

那时各地都还有些代表性的作家和诗人，如上海的费礼文，北京的李学鳌，天津的冯景元，辽宁的晓凡等。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在1970年代初编了几册《工农兵诗选》，于今想来没有能留得下来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