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作家”这个名词或者群体恍惚已经十分遥远了。它的出现比“工农兵大学生”早，但几乎同时消失。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的一场伟大变革，静悄悄地淹没了他们。
1958年的“大跃进”也是个“人人写诗”的年代，或许就是工农兵作家的土壤，紧接着大饥荒，紧接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再紧接着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指出大部分文艺工作者已经堕落到“修正主义边缘”，再下去就是“裴多菲俱乐部”。
于是大批作家不敢写了，不光是“国统区”来的不敢写了，连“解放区”来的也不敢写了。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上没有了以往熟悉的作家的名字。
我是1964年8月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文艺报》的，赶上了作家协会的整风（“文革”一开始就被斥为“假整风”）。《人民文学》就在我们楼下，《诗刊》马上要停刊。《文艺报》理论组埋头于“大批判”，我分到的作品组则主要是推荐“新人新作”。“新人”就是本人出身工农兵的年轻作者。
我和一些青年编辑也疑惑过：郭小川、冯牧这些老作家不是部队出身，上过战场吗？赵树理不是地道的农民吗？但他们已不是工农兵，他们“变修了”，他们“做官当老爷”——再后来，他们统统是“文艺黑线人物”了。连魏巍和李瑛都不能称工农兵作家，而是“部队作家”。从1964年起，赵树理、欧阳山、康濯、张庆田等已经开始遭到批判，我亲眼见到在作协的党组扩大会议上，赵树理一言不发，只是蒙头抽烟。
于是我们要寻找和扶植的“工农兵作家”，就是本人是工农兵出身，本人现在还握枪或在工厂农村从事体力劳动的，还能写点文学作品（当然多是短的“速写”或诗歌）的人。于是自然而然有了“工农兵作家”的提法。
我在1965年10月写了篇遵命文章《中国工农兵业余作家》，由中国新闻社发布后在海外华文报纸发表。文章开宗明义就是：
一支年轻的新的文学队伍正在中国形成。他们的成员来自工人、农民和战士，他们既会从事劳动、战斗，又会从事创作。他们所走的道路，区别于过去任何历史时代的文学家走过的道路。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现在仍生活在工厂、农村、连队，作为一名普通的劳动者、普通的战士……
我举了一串例子。战士出身的作家有任斌武，代表作《开顶风船的角色》；齐平的代表作《沉船礁》；林雨的代表作《刀尖》、《五十大关》。工人出身的作家有一直当火车司机的王慧芹，代表作《骏马飞驰》，也是火车司机的陈继光，代表作《目标》。农民出身的作家有王杏元，代表作《铁笔御史》、《绿竹村风云》；胡天培、胡天亮的《山村风云》等。我例举的作品几乎都是《文艺报》新人新作栏目推荐过的。
如今我对我那篇文章感到汗颜。我在那里自然不吝溢美之词，说他们“基础异常雄厚”，“前途无限广阔”，而且他们善于听取领导指示和群众意见，是一种“三结合”的创作方法云云。
可笑的是我们那时想把风靡全国已经三两年的《红岩》也扯到“三结合”上来。为此，《文艺报》派张天翼夫人沈承宽和我专程去重庆，期望能采访、总结并写出一篇重头文章。在重庆，我们不仅见了《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并与之长谈，还见了老作家沙汀，参与过《红岩》前期写作的刘德彬，宣传部长王觉等，自然还进行了一趟“红色旅游”。临离开重庆前，市委书记任白戈单独接见了我们一个多小时，在场的仅有宣传部长。任白戈的意思很明确：不要写了，也不要宣传罗广斌，甚至说罗当年如何出狱还有疑问。那时日本邀请罗广斌，也没有批准他出去。我们无果而返，途经成都、西安了解了一点儿情况，就回北京汇报了。
差不多与此同时，“组织清理”也已经开始，《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下乡搞了一期“四清”之后调出北京去南京教书了。当年与乔冠华一起搞地下工作，解放后一直被视为“老右”的《文艺报》编辑部主任黄秋耘，连续下乡两期之后调去了广东。被张春桥斥为“文化特务”的《文艺报》编辑张葆辛调去了张家口。逐出京城嘛，也就是变相发配。
我那篇《工农兵业余作家》文章的背景也是因为那一年（1965年）的十一月末，由中国作协和团中央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周扬在会上做了《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学工作者》的主题报告。当年所说的“劳动”，当然是指体力劳动。那年代脑力劳动不算劳动。
我作为《文艺报》的记者参加了大会小会多次活动。我印象最深的两件事，一是西北组许多代表几乎没有写过什么东西，甚至不知做报告的作协领导刘白羽；二是黑龙江农民作者、当生产队长的刘柏生上台做报告，我觉得他很高大很神气。刘白羽给他的一篇速写以高度评价，将它作为头条发在《人民文学》上。四十年后我又在牡丹江一个乡村见到刘柏生，还是觉得他极其朴实。我们真是有缘。有意思的是那年齐齐哈尔重型机器厂的程树榛刚年满三十岁，却偏偏不在代表之列。他已经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了长篇，可厂里不同意他当代表，因为他是大学生出身，更兼家庭历史有问题。结果他们厂指定了一位写墙报黑板报的人到京参会。
那年代，山雨欲来风满楼。似乎所有的人都不行了，只剩下工农兵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