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浩劫，大浪淘沙。大部分人回到他的原点。胡万春“涉嫌”所谓“三十年代资料室”，从1968年起就受张春桥多次警告，甚至说“我是永远也不想见胡万春这个人了”，“我看胡万春这个人四分之三已经变修了”。1970年2月张春桥还批示：“将胡万春等九同志组织关系转回原厂当工人”，并且规定不得回文艺单位，不得当基层干部，也不得发文章。直至1974年胡等人才被允许偶尔发文章，“但不宜多发，不宜重用”，胡仍不能去北京改编电影。
对此胡万春心里有数。饭桌上他跟我讲：“你要入党，要跟他们斗争。我们党内坏人太多。”我知道他指的坏人都是谁。1974年年末或次年年初，他托我如见到浩然，希望将他情况转告“江青同志”——显然，胡万春犯了政治幼稚病。我见到浩然还真把胡的意思说了，浩然倒是很清醒，说：“不可以这样的……”胡对张春桥极其反感，对江青则抱有幻想，这也是那个年代的悲剧。
“四人帮”被抓，胡是很高兴的。他给我信：“我们胜利了。”冯牧后来曾跟我说胡万春“摇摆”，这话也对。胡万春重操旧业，发挥他讲故事的特长，1980年代出版了多部小说集，长篇小说《蛙女》，至少在上海还很有些影响，发行了十几万册，改成了电影。1989年之后，玛拉沁夫要他去北京工作，他婉拒了。他对我说：“这个时候，我去干什么？”
陈继光似乎写得不多，他参加浦东开发区创业，1990年代还应邀来过北京参加作协的会。后来据说他赴美滞留未归，因为女儿在那里。
1995年我在天津意外遇到王家斌，不久他交给我他的新长篇《百年海狼》。此前好几年他在丁玲、牛汉主编的《中国》上发了《背尸人》，背景是西藏，颇震撼。《中国作家》隆重推出了他的长篇，他对大自然威力的描写可以说是海明威式的，他突破了自己，实现了飞跃。《百年海狼》在海外也有影响，引起韩素音的注意。那部书在国内出了两版。
我也担心过黑龙江农民作家刘柏生，他被“文艺黑线头子”周扬表扬过，在那个偏远乡村会发生什么？好在刘柏生平安。他低调憨厚，他当他的农民、生产队长，干他的农活，“文革”中没吃苦头。当然他也少了点才情，没有什么像样作品。他后来是牡丹江作协的副主席。广东的王杏元1980年代当了汕头的宣传部长，有一部电视连续剧《乱世三美人》，我只看过半集。
回过头来说，我们从1973年年初起筹备的文学期刊，一年多都没有被批准，原因是我们这帮人都是“黑线人物”。但我们东南西北跑了全国大部分省份，也拜访了部队的李瑛等同志。我的笔记本里记了长长一串年轻作者，主要是诗歌作者的名字，其中有李存葆、周涛、肖复兴、蒋巍等，他们从写诗开始自己的文学长征，从语言的基本功开始，或许是对路的。那时我们做编辑的也常常参与“三结合”写作。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长篇《红石口》是北京公安局某处“集体创作”的，其实责编崔道怡写了许多段落，连我都应邀客串在其中写了约两千字的风景。再比如《理想之歌》那首长诗，署名是“北大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应有四分之一的句子出自我这老大学生编辑之手，可惜没有档案保存。
最后，我想特别提到蒋子龙。他是河北沧州人，当过农民，上过初中，参军走南闯北。以后转业到天津当工人，开过大卡，当过车间主任。1973年临时借调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改小说《厂长今年二十六》，我们就认识了。我不管小说，因此那时跟他还不熟。我无意中看了他小说的一部分章节，被他鲜活的语言和细节打动。他虽年轻但经历丰富，工农兵都当过嘛！他对社会的感悟和驾驭语言的天赋当年很少有作者能达到。不久，《机电局长的一天》问世。改革开放开始，他更是文思泉涌，《乔厂长上任》、《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盆瓢交响乐》连续几年获奖。他无疑是新时期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大约1979年上海有作者给我信，他要写胡万春评传，征求我对一些问题的意见。我也直言：胡万春是那个年代工人作家中的佼佼者，但蒋子龙起点更高些，蒋超过了胡。
我还想说到金敬迈。解放初他已是贺龙部队的文艺兵，扮演“匪兵甲”、“匪兵乙”之类，与贺龙长女贺捷生就很熟识。但1965年“青创会”时，他还默默无闻。1966年年初，一部《欧阳海之歌》风靡全国，发行量上千万。他因此一夜成为无产阶级文艺的标兵。1967年年初，周恩来、江青点名调他来京，出任“中央文革”文艺组组长，相当于“文化部长”。半年之后，他神秘失踪，或许也是因为“三十年代材料”。他在秦城监狱被单独关了近两千天，每天数蚂蚁看星星。
新时期开始金敬迈也写过剧本。1998年他已经从广州军区离休，来北京看望贺捷生。贺在他“失踪”期间曾帮他亲属打听过他的消息。贺捷生约我来，三四个人小聚。那时我已主持《中国作家》杂志工作。金敬迈谈了他在秦城的一些事，一些细节，我极感兴趣。我希望他写下来，他说：“可以写吗？”我说：“为什么不可以？”次年春天，我在《中国作家》隆重推出了他的《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接着，中国电影出版社出了单行本。后来见面时，金敬迈对我说，在他心目中，这部作品的价值远远高于《欧阳海之歌》，《欧阳海之歌》算不了什么，特定年代罢了。
“工农兵作家”这个概念是否科学都是疑问，他们的局限显而易见。当国门洞开，文学真正回归；当无数沉默的岩浆喷发，“工农兵作家”这个群体就随着新时期的开始悄然淡出，在文学史上不会留下多少痕迹。蒋子龙只是工人作家吗？陈忠实、贾平凹只是农民作家吗？王安忆、铁凝叫知青作家吗？莫言、刘震云叫战士作家吗？还有张贤亮、余华、张炜、严歌苓等——作家就是作家，只有才华大小之分，水平高低之分。时代毕竟进步了，文学终于真正回归为文学。
（刊于《上海文学》2015年3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