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琳不知道老蒋已经从海南回来了。
她也不知道老蒋有些晚上甚至来到了我们校园里，跟丁姐一起，找专家学者谈天说事。
友琳依然像前一段时间那样，把实验室当成了家。她早来晚归地待在这里，摆弄着试瓶烧杯，或一声不吭趴在桌上写东西，我知道她在写诗。只是她不会像以前那样给我看了。
有一天，我在做实验的时候，回头看见她正看着我。她说，你为什么一声声地叹气？我说，我在叹气吗？我怎么不知道我在叹气。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说，如果你心情不好是因为我，那我真的对不起，很对不起。
我觉得自己的眼睛里涌起了雾气。我抗拒着自己的软弱。我扭头说，没事没事，你自己不要不开心就好。
她看着我，也叹了一口气，然后又叹了一口气。
我说，干吗哪，想到你在不高兴，其实我也会不高兴，所以你该高兴起来，我说的是真话。
她点点头，收拾好书包，走了出去。
友琳和我，像一对奇怪的组合，泡在实验室里。
她在那里做实验，我在那里狂补作业。
有天中午我趁实验室没别的人，用电热杯烧了碗方便面，还加了个蛋。香喷喷的味道，让实验室散发出一种奇怪的居家气息。她在那头说好香噢，我随口问她要不要。我记得好像就是从那天起，我迷上了在实验室煮东西。有一天我甚至学中文系的才子老乡一样，去校门外的菜场买了条鲫鱼，回来煮了杯鱼汤。她走过来尝了一口，说，哗，不错。
又有一天，我在用电热杯费劲地炒一杯菠菜年糕时，她连声说好香。我说，我再去洗点菠菜，回来再做一杯吧。当我回来时，她正手忙脚乱地用调羹拌着电热杯里的年糕，怕煳了锅。我说我来我来我来。我蹲下身，从她手里拿过调羹，拌起年糕来。
她说，给我再炒个鸡蛋吧。
我笑道，没鸡蛋，你去买。
她说，好吧。就出了门。
过了一会儿，她不仅买来了两只鸡蛋，还买了两只螃蟹。
在孤独的实验室里，友琳和我又有了交往。
那只小小的电热杯，被我们藏在实验台的底下。我和友琳钻在实验室一起迷上了做饭。煮食散发的温馨气息让我们的亲密得到了一些恢复。空气中有了点暖烘烘的感觉。我们用那只小杯用到炉火纯青，我们的厨艺在飞速进步，发展到后来我们甚至用它炒了碗麻辣田螺。
我们成了厨艺的搭档。我们好似重新走到了一起。但我心里明白，这一次我们不是情侣。至少到目前为止，她只是想以胃里的暖和让心痛趋缓，然后好过一点。
所以，做菜吧。
我们的炒田螺轰动了宿舍，老牛他们说，哇噢，这么好吃还不去食堂门口卖啊。
那时老牛他们已经在食堂门前“经商”了。他们卖方便面卖报纸卖二手书以及代理冲印彩照。他们说这田螺端出去保准把食堂里的大锅菜给盖了。他们拚命煽动我和友琳，玩呗。我发现原来在我泡实验室的这段日子里别人已开始卖东西了。“十亿人民九亿商呀，还有一亿待开张。”老牛劝我和友琳赶紧开张，他准备放弃方便面，一起加盟卖田螺。
友琳像多数校园女诗人，趣味文艺，她觉得此事有些搞笑，她说卖田螺的事她可干不了，但可以帮我们策划一下招贴海报。
于是，老牛负责偷电、装电炉，我负责剪田螺屁股，主炒。友琳负责构思海报，在一张白纸上用毛笔写上广告语。她把这事干得像在写诗，她还真的写了一首诗，《田螺之歌》，“让味觉通往家园，通往童年的清清水塘”。
没有铁锅，我们用的是一只脸盆，田螺在脸盆里咣咣直响，整条宿舍走廊被我们炒出了厨房的味道。我听见经过门口的人在打喷嚏说真香。我奋力挥铲，对友琳说，这诗写得不错，我们会红的。
我们把脸盆端出去的那个傍晚，友琳起先站在墙报那儿观望。后来她见我和老牛这边大火，也就激情渐起，过来相助。围观那盆田螺的人越来越多。二毛钱一勺，我飞快地把脸盆兜得哗啦响。一盆卖下来，我们赚了二十块钱。那时候二十块的感觉比现在两百块还多。我们拎着个空脸盆往宿舍走，友琳一直在笑。我和老牛商量着还是先请宿舍的哥们搓一顿。她说，先省省吧，你们得先去买只铁锅。
连着两个周末我们卖田螺玩得热火朝天。友琳像那个时代众多文艺青年一样，只要是能激发出兴奋感的东西，他们都能迅速将之升华，从而让自己的庸常行为有了形而上的高度。“炒田螺”同理，那仿佛是另一个浪潮的前奏，借着它，跟住了些许时代的脚步。于是她开始和我争抢着挥舞锅铲，锅铲叮当。
因为她的《田螺之歌》，我就叫她“田螺姑娘”。田螺香飘校园，每次收摊，数着那些小钱，我和她都感觉自己相当弄潮。
因为田螺，生活有了转移的兴奋点。有天收摊时，我们甚至赚到了五十元。一伙人骚包到不行，非喝庆功酒不可。我们去小卖部买了瓶葡萄酒，我们坐在中央草坪的旗杆下，我费了很大的劲弄开瓶盖，然后轮流对着瓶口喝一口。老牛从口袋里掏出今天赚来的那堆零钱、菜票，一起数啊，晚霞满天，风吹着国旗在头上呼呼地响，远处传来奥运比赛电视直播的声音。那一年中国队在汉城不断失手，而我们胜得无以复加。友琳喝了一口酒就上脸了，她抚着自己通红的脸颊，晚风吹着她的发梢，我闻到了洗发香波的苹果味。夕阳下，她眉目间光彩闪动，遮掩了多日以来的忧愁。她坐在我的身边，我多想这样一直坐到明天天亮。
确实，“经商”成为迎面而至最大的浪漫主义，友琳以她心里潜伏的浪漫劲儿，与我一头扎进了“炒田螺”的游戏里。这似乎让她淡忘了老蒋的失联，淡忘了心痛。
星期天我用赚来的钱，悄悄去北京路给她买了一件橙色蝙蝠衫和一双皮鞋。拿给她时，她又惊又喜。我好久没见她如此透彻的开心眼神了。她好像忘记我们不是情侣了，居然伸手拉过我的脖子，贴了贴我的脸颊。
哪想到那鞋子穿了三天就坏了。她从鞋帮里掏出一团纸板来。
与所有随风飘移的浪潮一样，我们的“麻辣田螺”风光了没有多久，另一个波浪打过来，把他人和我们自己迅速吸引了进去。“香辣田螺”的海报被更多的海报覆盖，《田螺之歌》被更多他人的诗文，甚至是被友琳自己的新诗文淹没。友琳和许多人写啊写啊，食堂门前，新一轮浪潮上场，它淹没个人，让许多琐碎纠结暂成“杯水情感”，无暇顾及，它以大时代的架势呼应了不谙世事者的青春形态，别人的激越心情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友琳的情绪有了转场的空间，我看着友琳迅速回光的脸容，我知道她正在从对老蒋的想念中摆渡出来，天宇下是辽阔风声，于是我开始蠢蠢欲动，在这样恍若大时代的场景里，爱情在不可抗拒地加速分泌，街边巷尾彼此相拥才不孤独，许多人在相拥共鸣，像依偎的鸟雀。我天天去找她，跟着她校内校外跑来跑去。无数次，我想开口问她咱俩是否可以重新开始。这世态与人群都仿佛即将重新开始一切，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就是那一年夏天宛若风波的往事。人们情绪被它牵引，别的平淡如水。
当然，那年夏天很多事到后来都平静如水了。
冬季快来的时候，老蒋背着一个大旅行包又出现在我的宿舍门口。他的头发更长，人更瘦。我没看到上次他带着的那把吉他。
他落魄的样子让我心软了一下，同意让他歇脚。我说，你去哪儿了？你家人找不到你，都托我哥来问我了，问你在不在南方？让我看到你叫你赶紧回家去。
他嘟哝道，我口渴死了，给我一碗水。
他像牛一样，把一大杯水咕咚咕咚地喝下去，然后说，回去？我看还是不回去比较好。然后他轻描淡写地说自己犯了点事，被关了几个月，还好，牵涉不太大，刚出来。
我听了没惊着。因为我知道，按他的性格，每一个浪潮他都会冲进去，随后把自己和别人的生活搞成一团乱麻，所以他遇到啥都不奇怪。我问他那个丁姐呢。他闭了一下眼睛，脸上掠过一丝忧愁，他摇了摇头，没理我。我指了一下他的大包，问，接下来怎么办？他说找找工作看。他笑道自己刚出来那天，走在马路上，看了一会儿墙上报栏里的报纸，发现好多说法都不一样了。他说，你给我找几张最近的报纸，我得看看，否则一开口，都对不上了，人家都不这么说话了。
我说你这么说也太夸张了吧。他高深莫测地瞥了我一眼，说，你不知道。
像上次一样，他在我宿舍里打了地铺。白天他出去找工作，晚上回来呼呼大睡，在梦里呼天抢地。几天后，他找到了一家做家电的合资企业，重新做回他最初在技校学的电焊活儿。我在心里发笑，这兜兜转转的荒诞感。他却挺高兴的，说幸亏现在还有什么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放在早十年，自己这辈子可找不到饭碗了，而现在可饿不死了，连海南都去混过了，还怕什么。
我知道他的意思。
我暗示他早点搬出去，因为室友有意见。
几天后，他在火车站附近的三店巷里找到了一个出租屋，说是还算便宜，就扛着他的大包搬过去了。
老蒋他爸知道他在南方后，就让我哥帮他寄了件毛衣过来，说是老蒋妈织的，让我转交给他。
星期六晚上，我拿着毛衣去火车站附近的三店巷找他。火车站广场人潮涌动，在明亮如昼的灯下，无数刚下火车的乡下男孩女孩被串成了一排排人龙。我知道他们将被转往三角洲那些乡镇工厂。我穿过行色匆匆的人们，绕开那些不知为了什么事想与我搭讪的人，找到了三店巷。巷口站着一个女孩，她向我点头笑着。就在我朝她看这一眼时，她对我说，要过**吗？我遏制想笑的冲动，我在1989年岁末的巷子里疾走，我想我终于遇上了传说中的鸡。
后来我坐在老蒋凌乱不堪的房间里说起这事时，还在乐不可支。他眯起眼睛，说，要看这样的笑话这巷子里每天都有。他指着窗外这条夜色中潮气汹涌的巷子，说，什么样的角色都住在这里，这也是生活，你啊，没看过吧。他显然看到了我皱眉，他好像故意恶心我，告诉我虽然乱七八糟，但他觉得还不坏，如果换在从前，像他这样的，还真的没路可走，但现在不一样了，饿不死他了，他想赖在哪儿都行。他再次指了指窗外告诉我，人家也在过日子呀，也在忍也在梦想啊，你刚才遇到的那个女孩，估计是那个“大饼”吧，我听他们这么叫她的，补鞋妹，温州来的，晚上就干这个。他笑起来，那鸡你不看脸的话，还算性感，这巷子里的不少人都和她睡过。他说，谁同情谁啊，没准她比你还有钱，过几十年她就成了你的老板。他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请我去外面大排档吃饭。他视线飘到了我的头顶上方，“切”地笑了一声说，工人说他们要上班农民说他们要种田，就好像我们是想多了的多余的人，也可能真是想多了，管好自己吧，天塌下来，照理有比我们高的人顶着呢，走吃饭。
这一晚，我原本以为他会问我友琳的情况，他没提。我离开那儿的时候，忍不住说，我以为你会问起友琳。
他伸手按在我的肩膀上，他对我摇了摇脑袋，说，我跑来跑去，停不下来，来不及想很多以前的事，也来不及难过。
然后，他用洞悉我心思的眼神，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这眼神让我不舒服。果然他说，怎么，你对她还有心思？放不下？是哥不好。好，哥帮你。
他说，有空的时候，你带她来，看看这儿，她就什么伤心都没有了，跑都来不及了，真的，我是说真的。
那一段时间，其实友琳、我和许多同学一样，已开始为求职奔忙了，因为我们快毕业了。那年冬季，那场远去的风波使求职之路变得有些难走。我们拿着求职简历跑遍了G城的大街。
因为想着半年后就将毕业，也因为想着日益迫近的别离，我的焦虑感在劝我别再迟疑了，问问友琳可不可以重新开始吧。如果可以，那么就得为日后在一起努力。有一天在实验楼，我把一碗方便面递给在外面找了一天单位，两手空空回来的她时，就问出了口。
她同情地看着我，摇头又点头，她说，怎么说呢？不好意思，怎么说呢？
我说，是因为那个老蒋？
她嘟哝好像是也好像不是。
那是什么呢？
她说，不清楚，说不清楚，好像很难回到重来的状态，也可能那个人进来过我们中间，我们都不是以前的状态了，而新的状态还没有找到一个点。她突然泪水纵横，她说自己知道我对她好，不好意思。
我告诉她老蒋早回来了。老蒋现在就在这座城市里。他与你想像的未必是一个人。这是他让我告诉你的，也是我想告诉你的。
她抬起头静静地听着。我说，要不我们去看看他，这也是他的主意，当然也是我的建议。
我心想，如果那个情敌其实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就让她自己去确认，否则我怎么争得过幻影。
第二天下午，我和友琳坐公交车去了火车站，我们到三店巷的时候，早了点，是傍晚四点半。我以为他还没下班，就不抱希望地敲了敲门，没想到里面有人的动静，我叫了一声“老蒋”。没声音。我又叫了一声。他在里面应了，说，等等。
我们等了好一会儿，他才开了一条门缝，从里面挤出来，反手把门拉上。他眯着眼睛冲着我笑。他横立门前的身体语言，告诉我这一刻他没想让我们进去。
他看见了我身后的友琳，愣了一下，然后笑起来，说，友琳啊，你还好吗？
他双手一拍，好像有多高兴的样子。而他堵在门前的姿态，分明是没想好到底是该邀请我们去别的地方坐坐，还是等会儿把我们迎进屋去。我听到了里面的动静，屋里还有人。
友琳的目光全凝视在老蒋的脸上，她的脸色涨得通红，在这条阴暗的巷子里，她像站错了重逢的场景，她问他，这两年去哪儿了？
老蒋说，谋生呗。
友琳说，我以为你还在海南。
老蒋叹了一口气，说，有些事太磨难，不讲给别人听，是心疼别人知道了难过。
友琳说，真正的朋友，每天都从最难的底线上牵挂对方，没有哪一种难受比牵挂更难受。
老蒋看了我一眼，脸红了，说，不好意思，友琳，是我不好意思，我混得灰头土脸的，没有心情和你们联系。
友琳说，还能混成怎么样？我想的都是你混得如何不堪，哪想过人模狗样啊。
老蒋苦笑道，不堪？那是你们没经历过真正的不堪，谢谢友琳，怎么说呢，我没法看着你这样的单纯，离得远一点，我自己还好过一点，轻松一点。
友琳看着他，脸色开始发白，她摇摇头，像无法明白他在说什么。而他就推开了自己身后的门，说，大饼，你出来吧，我朋友来了。
于是我们看见那个叫“大饼”的女孩从门里出来，她穿着一件红色的茄克，头发略微蓬乱，她瞅了我们一眼，笑了一下，就走开去了。
友琳嘴唇哆嗦，说不出话来。老蒋向我苦笑着摇头，说，你等会儿告诉友琳，她是谁啊。然后他突然放声笑起来，好像故意的。他嘟哝着，又怎么了，我的力比多，也需要释放呀，这又怎么了？
一只猫从我们脚边窜过，消失在三店巷潮湿的墙角。这巷子实在是他妈的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