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校后，我立马去女生楼找友琳，但从楼上下来的是陈春妮。她面色沉静，但我感觉她好像在憋着笑。她告诉我友琳前天去了海南，有封信留给我。
我拿着信往外跑，信上只有两句话——“你的手好了没有，我真的抱歉，但我无法勉强自己”、“我去海南几天，回来的时候，相信你已好过了一些”。
我买了一张汽车票，直奔海安。我打算先到那里，再坐渡船，过琼州海峡，去海南找他们。
车子一路飞奔，车上塞满了行李，满车都是下海南的人。那个季节天气已经很热了，窗外是一片片蕉林，风呼呼地扑到脸上，我觉得眼睛里好像有水快要流下来。身边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不停地和我搭话。估计我一路心事的样子让他同情，他安慰我：别急啊，你们年轻，到那儿找个工作，肯定没问题的。
我揉着眼睛，我说，那倒是，我有很多朋友已经去了那边，一个是去办广告公司，一个是去搞纪实杂志，还有一个，他爸有关系，能倒到汽车，哦，另外还有一个我的老师，下海了，去那边办佛教协会，我呢，学的是高分子，先找个工作，以后有机会和同学合开个科技公司吧……我瞎扯着，努力让自己亢奋起来，我怕停下来眼睛里就有水掉下来。我看着他风尘仆仆的脸，我问他：怎么，你也去那边找机会吗？是的。他看着我突然叹了一口气，他说，如果我能年轻十岁，像你这样读过大学，用什么换都愿意。
我发现和他扯，能让我暂时不去想他们。但越扯他好像对自己越没信心。到湛江的时候，他说下去放松放松。他站在汽车边，突然对我说：我不去了。
他说，看着你和满车的年轻人，我对自己没信心了。我连忙劝他，到都快到了。他抬头看了一下南方的蓝天说，我不去了，主意定了。
他好像抱歉地从车上拎下自己的旅行包，没看我一眼，调头回家。这个江西人。看着他灰心透了的背影，我莫名其妙地突然想哭。我知道此刻他和我是一样的伤心。
我到海安的时候已是夜晚，从汽车站出来，我看见满街都是不知该去哪儿的人，他们吵吵嚷嚷的，热闹非凡。我往黑压压的人群走去，想打听过海的情况。路上的人都在说两三天内不一定过得去，因为全是要过海的人哪。站在陌生的夜色中，我决定先找个旅馆。走了一圈，别说旅馆，不少老百姓家里都住满了人。街上的人越来越多，我路过一家粮站的招待所，还没张口问，一个胖嫂就给了我一张草席，说，你自己到走廊上找地方睡吧。她收了我五块钱。我在走廊上躺下，突然旁边有一个老头坐了起来，冲着我大叫一声：嗨，小海，你怎么也在这里！
我瞅了他半天，不认识。他说你不是我家的邻居小海吗。我说，我不是小海，你认错了。他抱歉地冲着我笑，他说他老了，认不清人了。他说，你是过海捞机会的吧。我说，是的，你总不会也去那边找工作吧？他说，我找儿子，他从家里溜了……他唠叨着，我则昏昏沉沉地睡过去，蒙眬中看到屋檐上空的星星很亮，我想我怎么会在这里。
夜半的时候那老头好像坐起来几次，好像把一条毛巾毯盖在了我的身上。
我早上醒来，发现周围的人都在飞速地起身往码头赶。那老头已走了。我一边往外走，一边摸口袋想在街边买个包子，但钱包没了。我的钱包没了。钱包怎么没了。我脑袋嗡了一下。我在旅馆的走廊上来来回回地找，没找到。我猜是那老头干的。
我站在街边想着怎么办。我的背包里还有六七块零票，那是我昨天在汽车站买面包找回来的零钱，当时胡乱地塞进了背包。这点钱，别说过海去找他们，就是转身回学校也要想想办法了。我漫无目的地往码头方向走。空中是炙热的潮味，满眼都是急着过海找机会的人。而我，是去找被人拐跑了的友琳。我把手伸进空空荡荡的裤袋，发现自己是多么可笑啊。站在码头边我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办，那海水拍打着岸，海南的方向，那里云层辽阔。1988年的海南，是我的情敌。
货运站的一位司机大叔看在我大学生的份上，同意让我搭车。车在南方的晴空下巅簸。阳光暴烈。车过半程，我感觉头痛欲裂。我看见友琳在脑子里飞快地跑着，越来越快，我抱着脑袋，心想自己一定是发烧了。
回校后，我昏睡了几天。我听见室友们问我要不要喝水要不要吃饭。后来我好像听见他们在相互告诫，瞧啊，爱上别人是会伤身的。
我昏睡到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友琳来敲我的房门。当时别人都去上课了，楼道里静悄悄的。她捧着个椰子，瞅着打开房门的我，面容尴尬，她说，我回来了。
我看了她一眼就要把门关上。她用手肘顶住门板说，不要这样。然后她脸上是想哭泣的表情。我不知道她来找我干吗。我听见她在说她是昨晚回校的，把他一个人留在了那儿。她脸上有忧愁，说，可是，那里到处是“赶海”的人，看那样子他哪找得到工作啊？
我想，她告诉我这个干吗？
她说她自己这一个星期花尽了身上所带的钱，算了一下，到明天他口袋里也该没钱了。她问我能不能借她一百块钱，给他寄过去，否则就怕他没吃的了。
她不好意思地看着我。她不知道她此刻的忧心让我郁闷吗？我硬下心肠，一边用力把门合上，一边说，他呀，哪会搞不到钱？我没钱。我生病了。
那一阵我爱上了逃课，也爱上了被窝。有天上午我听见室友钟向阳在嗡声嗡气地说话，起来吧，和我们一起去练气功。
我说，你是在对我说话吗？
是的。
我把头探出被子，看见他正在对面的床上打坐。那一阵子气功热方兴未艾，他不知凭了什么成了我们学校的大师。他此刻看着我眉宇宁静。我恍悟在我陷入狂爱的这段时间里，他也变了一个人。
他说，起来吧，打坐会让你静下来。
他说，只要你愿意你甚至能听到从火车站那边传来的声音。
他说，只要你愿意你甚至能感觉自己怎么从一个山间谷地里一步步爬上来。
他说，你得信这个。
当天晚上八点，他把我带到了西区漆黑的排球场。他指着球场那头，那里竟鸦雀无声地站满了一队队练气功的人马。
我练了三天。还是无力。这时专业课老师让人捎了口信过来，让我去实验楼补作业，否则这门课不给分了。
我确实拖欠了一大堆作业。我不知道这学期结束前还能否把它们做完。我走在实验楼空空荡荡的过道上。因为是周末，这里很安静。
我走进实验室。这里空空荡荡，只有一个女孩坐在烧瓶和试管后面，正望着门这边出神。是友琳。我愣了一下。
我和友琳同一学院，虽不同系和专业，但有些课程使用同一个大实验室。今天我没想到她也在这里，我有些尴尬地说，周末你还在这儿啊。
她瞅了我一眼，泪水夺眶而出。我装作没看见。我来到了自己的桌台。我想，不会是老蒋还没找到工作吧？
后来我看见她把头埋在了桌上。一直没抬起来。
怎么啦？你怎么啦？
你别管。
她趴在桌上，肩膀颤动，似在抽啜。
我隔了好一会儿，问，是老蒋没有来信？
她嘟哝，没有。她说，他一直没寄信过来，大概把她给忘了。
我说，那你寄信给他过吗？
她说，往那个旅馆寄了好几封，但没一个回音。
我说，也可能他搬走了。
她说，也许，他本来就快没钱了。
她呢喃而语：如果联系不上，那就搞丢了彼此，那里人山人海，就永远找不到了。
我心想，他可以找到你的呀，他知道你在这个学校这个专业。
我没说出这点。我知道她自然明白，所以她心里在难过着。
她在难过，还因为她还沉浸在她自己的思维和情绪中，她呢喃，在岛上她陪着他在人山人海中找工作，马路上什么人都有，唱歌的，摆摊的，说梦想的，就是没有钱。自己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了，她得先回来上课了，在她走的前一天，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商场，先帮助卖西红柿。他对她说，先从这里起步吧。她泪水纵横，说，不行的话，就赶紧回去吧。他扣了一下吉他的弦，说，不回去，这里虽然没钱，但你闻一闻，这空气都是燃烧的，都是年轻人的味道，好玩，我觉得好玩。第二天，他把她送到码头。她哀求他先回去，不要等船开，否则就有分手的感觉。他笑，那好，记住这一刻，就永远不会有离愁了，因为心里记住了，它就在心里了，OK，再见吧。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估计他也不太清楚，因为她迷糊难过的样子需要这样的腔调来安慰。她喜欢这样的调调。他转身走了。她看着他一无所有的背影心碎无比。
她把头埋在桌面上，我看着她难过的背影，再次心想，他知道你在这个学校这个专业，他干吗不来联系？
我相信她也知道，所以情之所起，只是因为无措和自怜。用那时的言语说，就是“受了打击”。
我想着老蒋似笑非笑的眼睛，心不在焉的面容，好似流浪的身影。我仿佛看到了这不靠谱的家伙此刻在某个角落里弹着吉他，对别的女孩说着对这世界的梦想、忧郁。
友琳坐在前排，依然把头埋在桌面上。
我心里交错着鄙视快意烦恼嫉妒等等情绪。
整整一个夏季，她和我都置身失恋，我们近在彼此，各自失各自的恋。我遏制自己，是怕心痛再次袭来。
有一天傍晚，我去研究生楼一个老乡那儿，参加一个小型的饭局。
这老乡是中文系的才子，却还喜欢烹调，能用电炉在宿舍里做出辣子鸡丁、蒜香小排等等小菜，所以时常约我吃饭。
我从校门口买了一串香蕉，拎了过去。一进门，没想到看见了老蒋。
我吃了一惊。他回来了？他怎么在这里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友琳知道吗？
我的血往头上冲。如果中文系才子和其他老乡不在，我可能已经一拳揍在他的脸上了。
而这鸟人竟然像无事一样，对我“嗨”了一声，还向我招手，然后伸开手臂，过来拥抱了我，他哈哈大笑，说，哈，你也来了。
我借机狠狠地拧了一把他的背。他放开手臂，看着我，点了点头，那意思是他知道了。然后他若无其事地向他人介绍我：老朋友。
中文系才子正蹲在地上，在炒电炉上的青蒜腊肉，满屋都是诱人的香味，才子也吃了一惊，说，你们认识啊？
我看着老蒋，脑子里还处于半空白状态。老蒋说，他是我同学的弟弟，我看着他长大的。
才子说，老蒋是我的小学同学，嗨，没想到你们也认识。
老蒋笑道，世界真小，谁和谁都扯得上边。
我瞟着老蒋，问，你这阵子藏哪儿去了？
他眯着眼睛，看着我，说，我不就在这城市吗？
我心里再次刹那空蒙，问，怎么回事，你不是在海南吗？
这鸟人居然在笑，他说，我前个月就回来了，在这里发展。他指了一下坐在床沿上的一位女士，说，跟丁姐在做信息研究。
我这才注意到那戴眼镜的女士，她向我微笑点头。看不出她有多少年纪，但看得出她比我们大，容貌秀丽，眼神沉静。
老蒋面容平静，温和地看着我。他真像是忘记了几个月前他还在这校园里混迹，把我的女朋友骗跑了。现在他居然有脸装着惊喜的样子，对我说，嗨，想不到在这儿遇上了。
我心想，你这有什么想不到的？你压根儿没想让我们知道。
我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地看报纸。才子继续对着电炉炒菜。我听见老蒋说，我下楼去买几瓶啤酒吧。
他走过来摇摇我的肩膀，说，你和我一起去吧。
这厮知道我憋闷着的情绪，所以想了这么一个活儿，让我跟他下楼，想跟我说说什么吧。也可能是怕我待会儿忍不住，当着老乡的面尤其是那个丁姐的面说出来。
他和我一起下楼，走过楼梯拐角的时候，他回头，看着我，脸上竟有腼腆的哀愁。他往后贴墙，说，你揍我几拳吧。
我一声不吭，一手按着他的脖子，拎起拳头，就往他肚子上狠揍了几拳，然后给了他一个不算太重的耳光。他嘟哝，打吧打吧打吧。
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我们赶紧分开，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一起往楼下走，去小卖部买了啤酒。
一路无语，回到才子宿舍。才子说，吃吧吃吧，菜要冷了。我们就围着几张书桌拼成的桌台开吃起来。他们聊天，我在一旁听着听着，就听明白了，这丁姐是国家某部委下属的一家研究机构的，单位让她在海南成立了一个文化信息研究部门，负责信息整合与资源整合。她笑道，其实是我自己想出来干，透口气，做点实事。她言语闪烁，闪烁处是似有似无的深背景，像许多来自北京的高干子弟一样。老蒋的脖子上还有我刚才按出来的红印，他在说丁姐人好，自己走投无路时，她收留了自己，公司里还收留了好些像自己一样的人。丁姐笑道，哪里哪里，像你们这样的孩子，为梦想而来，兴冲冲地，看不得你们受苦，也就给碗饭而已，让你们自己去闯。
说着说着，我就发现丁姐是一个激烈的人，关注政治和时局，能讲“西马”和新儒学。她说“中国人精神不在家”，她环视我们，指着窗户说，这是一个特别的时代，就像海南，就像一棵树，每一个枝头都在绽出芽来，何去何从，其实都与底层公众的精神状况有关，与相信什么有关。
我没被她震晕，因为我想着离这研究生宿舍楼五百米远的实验室里，友琳正在沉思默想，为她的爱情伤感，为老蒋牵肠。我瞥了一眼老蒋，他看着丁姐，像注视偶像，脸上的服帖一目了然。
我问老蒋，你们信息研究具体是干什么的？
他见我跟他说话了，就笑了一下，说，就是把各种与市场有关的信息整合起来，给需要它们的人。
他说了也等于没说，我没明白。他说的另一个事我倒明白，他告诉我，他最近在发货。发货，知道吗？就是北京路上的一件衣服，批到北京、上海，尤其是黑龙江去，差价超大，因为款式好。所以最近他在批发衣服，生意好到不可想像。
我问，你们公司是做这个的？他“切”地笑道，不，我自己有空就做点这个，她不做这个，她哪能做这个呀，是我试一下水，她同意我了解了解市场。呵，“十亿人民九亿商呀，还有一亿待开张”。他仰脸笑，瞅着我说，折腾呗。
那种热腾腾的、新机遇的气息，就拂到了我的脸上。如今我回想那样的夜晚，依然可以感觉到彼时思维这般的跳跃和紊乱仿佛并不分裂，相反，还古怪地搭调。那时好多不相关的事，似乎都有共依的逻辑，救世、玩世与疼自己混成了一团激情的热气，比如上一分钟在讲中国社会结构，这一分钟在讲股份制，而下一分钟就跳到了是不是要从广州捎点外烟到南京去。老蒋让我过年回家时，也捎一点东西回去，彩电如果背得动，带一台，一年生活全有了，这也是发货。丁姐听到了我们的这话，冲着他笑，说，小子，当个体户可不是你的目标。
这一个晚上老蒋坐在我的身边，压根没提友琳。那好像是一片飞移过去的云朵，在他的天空中已经淡去。他哪知道友琳就坐在楼下不远处的实验室里，在对他朝思暮想。
我说我要去做作业了，提前告辞。我把老蒋拉到门外，说，刚才只顾着揍你几拳，没时间跟你说话，你知道友琳在等你回信吗？
他一愣。他看着我，说，对不起。他摇摇头，把嘴凑近我耳边，说，我对不起你。
然后他拚命地摇头，像要揺去脑袋里的云朵。
我说，你对不起的是她，你让她天天在等。
他瞅着我，然后闭了一下眼睛，脸上竟有腼腆的哀愁，说，你能告诉她吗，我也一直记得她，告诉她别那么在意，人与人就是过客，不管如何相依，情境过去了，难免成为过客，谁也承担不了别人，最难的时候，照顾好自己就是天大的责任，我这么说，你们不懂，是因为没吃过苦，以后会懂，我感谢她对我好，帮我告诉她吧，好不好，她想像的我也一定不是我。
我走下楼。我心想这鸟人在说什么呀，也可能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还说得这么有腔有调，仿佛在说人生悖论和这世界的痛点，而不关他本人的薄情。
老蒋告诉我他会去北京。在幽暗的楼道里，他好像知道我心里的低沉，他以呵呵的笑声想宽松一下气氛，他说，因为丁姐想回去，那里有一批她的志同道合者，北京的平台才是大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