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病了。
这次不是痛风、不是车祸，他倒在自己的床下。
一早看到他头下脚上的姿势有点不太对劲，连话都说不出来，母亲叫我打电话叫救护车，因为我的口音对方比较能听懂。之前有过叫车的经验，知道不能急，他会一个一个问你问题，这样才是最快的方式。不要哭诉你受到怎样的惊吓，把话讲清楚，最重要的是地址，否则车子无法开来。
救护人员说，这是中风。
当父亲从加护病房被推进开刀房，医生跟我说：“情况很危急，因为病患年纪大了，要装心导管有一定的风险，需要直系亲属签署手术同意书。”
这不是平常在电视剧听到的台词吗？竟然从医师口中一字不差听到，有点奇妙的感觉。我很认真地看保证书，虽然每个字都懂，但实际能做到的只有检查错字的程度，总不能让医师这样站着一直等我吧，但也不能签太快，那样好像有点随便。然后我把签好的同意书交给护士。同时了解一些本来就知道的事：
父亲在这世上的直系血亲，除了我之外没有别人。
在这块土地之上，我们这个家族尚且没有亲人埋在这里。
不知不觉之间，父亲已经七十二岁了。
母亲和我坐在外面等，医院很安静，开刀的时间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但我只记得加护病房很专业，就算在医院混了这么久，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床头有这么多仪器，它们发出的声音像协奏曲此起彼落。
装好了心脏导管，父亲很快地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办理出院手续。
父亲以惊人的速度恢复健康，他开始走路，握笔写出来的字迹让人看不出来他曾经是中风的人。他继续从街口捡垃圾回家，但身边没有野狗的身影。他回到家里，一样很少对这个世界发表意见或抱怨，只是多了一些时间看电视。他早起看华视的平剧，皮黄腔拉长的音调也许可以让他回到以前的时代。
我们好不容易趁他住院丢掉的垃圾，又渐渐地多了起来。
这老人终究还是垮了。
他第二次中风送进医院，急诊室、加护病房、开刀房、普通病房，当病房也不能继续住下去了，我们只好把父亲移往安养院。
这次父亲再也搬不动任何垃圾，甚至也无法举起他自己的手。
他住进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室内弥漫着食糜的甜腻气味，他躺在跟别人一样的铁床上，跟别人理了一样的平头。
这时候，我才第一次看见父亲的白发，虽然我认识父亲时他已经是个老人，但没想到他还可以更老。
他的头发由灰色褪至银白，在父亲病倒以前，我从来没看过他的白发，因为他总是在浴室里摆上染发剂和细细的尺梳，对着镜子，一点一点，把发根染黑。出门以前，还要用发油抹上稀疏的头发，维持旁分的造型。
现在打开厕所，发油那种刺鼻的气味不见了。
没人会替他染黑头发，家里还剩好几罐没开过的红花油。
这样一个在意仪容的男人，静静躺在安养院的床上。
每次见他，他都问现在几点了，好像这是一个固定的问候，比吃饭还重要。
“现在几点了？”
“六点。”
“是早上还是晚上？”
“晚上。”
母亲把这个回答的机会给我，让我跟他说两句话也好。
虽然他床头摆着一个从家里带来的时钟，就跟我们以前住院的时候一样。
但他似乎连放在他床头的时钟都无法转头看见了——那是安养院里面唯一一个属于他的东西。他的西装、领带都不能带来，也都用不上了。假牙放在床头，但每天从喉咙灌食没有戴假牙的必要，不知道哪天开始连他的假牙都消失了。当然他捡的那些家具杂物都不能带来，有空的时候我们就一天丢一点，一天丢一点。
父亲和来看他的人关于时间的对话通常到此为止。
这时他会微微转头，看向白色的墙壁。
表示谈话已经结束。
然后我就回家。
但他如果继续说话，老实说我也听不太懂。
话语从那凹陷的嘴发出，咿咿呜呜，我必须通过母亲的翻译，才能知道他在问些什么。某次他问了一个从未问过的问题，我不懂，母亲也不懂，我们猜了很久，结果是——“读书读得好不好？”
好，当然好，好得不能再好。更具体地说是PR99的好，但父亲可能不懂，就是一百人取一人的意思。
后来他终于搞清楚我考上第一志愿的高中，不知道母亲是怎么跟他沟通，他竟然下了一个劳师动众的决定——要去邮局领钱给我，他要亲手签下提款单，当然是我填数字他签名，因为他的手一直抖，没办法把数字填进格子里面。
早知道应该留下那张提款单不去领钱才对。
后来他又问了同样的问题，他大概忘了我已经考上大学，我说很好。
这时候他连瞳孔都变成银色的了。
我看见眼前这个枯瘦的老人，一路从老家福建退守到三和夜市，从店铺退守到家里，最后撤退进自己的身体。
他从来不说自己吃过什么苦，也没有告诉他的孩子关于他的故事，他的父母、他的兄弟，还有他怎么学会做饼。
父亲的缄默使我无法想像他的身世，重建他所参与的战役、硝烟的气息，还有他身为一个人的处境。我能做的仅仅是，像母亲说的“就看看人家怎么写吧”，在更广大的历史之中定位父亲所在的坐标。
无论这样的测量有多么浮动不稳定，而且常常是错误的。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他必然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有着平凡的愿望，希望战争结束、平安回家，还有成家立业。
只是当他想到要成为一个父亲时，比其他人晚了二三十年。
第一次的婚姻，被大时代冲散。第二次婚姻，他无法跨越族群或教养的隔阂。第三次婚姻，他终于有了一个孩子。如此一来，他的人生才不算是缴了白卷。
家，对父亲而言，很可能是复数的概念。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一个是现代性的核心家庭，另一个是农村社会的古老家族。当他离开田地，踏上甲板的那一瞬间，他所呼吸到的，很可能是王朝崩解之后，前所未有的自由空气。
从此，他不曾再拿起锄头和镰刀，在海上展开全新的生活。
那时他才二十一岁，对未来充满希望，他必须比那些已掌握权势的人更快找到自己在现实的位置。父亲毫不留恋，独立于眷村和国宅之外，和建设公司交涉，绝口不提自己的过去，重新开始。
这个穿上西装的赌徒，在青年时代就赢得了一间自己的房子。
也许他还太过年轻，不愿意像其他比较老的人那样承认对现实失望，他相信自己绝对不会跟他们一样。就算他失望了，他也轻描淡写。
他一直都是那个不服输的少年，因为他的青春从二十一岁才开始，自此不曾改变。即使中风多年，他都不曾讲过想死，尽管他的求生意志正在黯淡，他就像他这几十年做的一样，不说。
不说是他唯一的抵抗。
等我要拔管的时候，那管子和针尖轻易地像是从液体中拿出来，他没有留下任何一句话，可是他已经尽责维持心脏的跳动，因为他的胸口都是烧焦的痕迹。
他没有留下任何一句话。
不痛、不怕，心无挂碍，无所恐怖。
礼仪师替他盖上金黄色的诵经被，打开全自动收音机，经文不断地从扬声器流淌而出，不知道是谁推着父亲的床头，忽然间整个加护病房动了起来，只要是病床所到之处，全都刷——刷——刷刷拉起绿色的帘幕。
Curtain!
父亲的故事落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