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对恋人都是怀疑主义者，相恋的过程中他或她变成警觉的狐狸，世界布满混乱暧昧的信息，吸引着他或她的也许原是一个陷阱，或一个机关重重无法攻克的堡垒。
潘向黎承担着双倍的怀疑：她和她小说中的那些人们一起，为怀疑所苦；同时，她必也注意到，在她周围、她那一代的很多小说家，有一种本能的怀疑主义倾向：人是“俄罗斯套娃”，世界是“中国套盒”，表象之下必有阴险的本质，而小说家们，他们是聪明人，他们力图证明自己是那只绝不上当的狐狸。
绝不上当的狐狸大概也是最早被饿死的狐狸。恋人们抵抗着怀疑，在战斗中前进，抵达“确信”的时刻：在古人，那是“海誓山盟”，今人未必信得过山海，但终归是信了对方、信了自己、信了这世上有安稳幸福。
而决不肯信的人注定孤独，而且会渐渐气急败坏、愤世嫉俗，要是他足够聪明，他就会把不敢信的怯懦转化为对世界和人性的负面论述，这使他看上去很“深刻”。这种时候，他就比较近于一个小说家了——我是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小说家们逐渐发展的单面的怀疑倾向使得他们很像习惯性失恋者：两个相互评价极低的人是不可能相爱的，而小说家们总的来说对人评价甚低，不相信情感、激情、勇气，不相信人的身上存有一些令人引以为荣的品质，他们在小说中通常致力于告诉我们：什么都不可能发生，发生了也是白忙。这样的小说取消了恋爱的理由，当然也取消了写小说的理由。
廉价的虚无主义正以“写实”和“深刻”之名贬损小说、贬损人。而潘向黎恰好是一个自尊的人，她顽强地抵抗那双倍的怀疑。
——在《无雪之冬》，女人在住院时爱上男人，是经典的情不自禁的爱情，深挚、激越，但同时，这是俗世，女人终是放不下俗世中的计较和差别，最终，他们分开，“爱情”不了了之。
小说本来是可以就此结束的，结束于这个时代的“一声叹息”，但潘向黎不肯结束，她竟放任女人作出了很不理智的行动：过了很久，一切正常，但在一个下雪的冬夜，女人却奔向医院的大门：他们曾有约定，要一起看雪。
——男人竟如约而至。
我知道，潘向黎也知道，在小说之外的生活中这不大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完全皈依所谓的“生活逻辑”服从我们的“现实感”，那么这世上的绝大多数小说都不可能存在，小说就是要在不可能处想象和求证可能，它关乎人的现实更关乎人的希望，小说家勇于表达人的希望，她或他让人行动起来，从实然走向应然。
因此，尽管潘向黎的小说常常关乎爱情——这种在我们的时代备遭怀疑、最不被信任的人类经验，但她力拒感伤，“感伤”就是意识到不可能，并且乐于体会这种不可能，所以“感伤”成为了消费时代流行文化的基调，成为卡拉OK式的庸俗。在一册《白水青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5月版）中，固然是灯也红了、酒也绿了、俗世混浊了，但潘向黎的根本信念、她想象和书写的理由却是为了“澄澈”——她几乎全部小说的主题是：信与守，因信而与生活、与人相守。
潘向黎一篇小说的题目就叫《守》；在用作书名的短篇《白水青菜》中，一切因背信而破碎；《无雪之冬》结束于如约而至的人和雪，《绯闻》终结于承诺和守望；《永不开始，也要结束》践行了生死之约；《我爱小丸子》中，无言之守等来了奇迹；《永远的谢秋娘》是永远的“守”，《轻触微温》则是“碧海青天夜夜心”；而在《碎钻》的最后，那个女人将面对残酷的记忆，她将由此重建生活，这时——
我不禁回头看了一眼，担心看到身后的那个人也像幻影一样消失。
荷生站在我背后。是夏天了，他的身后是一片浓密得不可思议的绿，他站在那里，也像一棵挺直的树。
他的眼神在说：“我在这里。”
脚下的地面变得稳定了。
——一个小说家，他毕生的众多作品可能都是一部作品，而潘向黎迄今的小说都是有关人世间的“大信”。
当然，让她自己和她的人物信、让我们信，这绝非易事。潘向黎面对的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世故的一群读者。她在小说中证明，她天真，但并非没有头脑，她警觉着人类生活的可疑之处，她对人性的易变、软弱有灵敏入微的把握，她就是一只狐狸，精明于风声鹤唳。
就这样，潘向黎设下她的圈套，她逐步从我们所服从的“现实”中积累起说服力的资本，然后，她要赌一把，她猛一转身，孤注一掷，直视你的眼睛，说：但是，有一个意外，一个奇迹，你信不信？
潘向黎知道，她的圈套未必套得住猎物：在她最长的小说《弥城》中，潘向黎自我拆解地展示了她的困境，叙述的假定性被反复打破，读者被反复提醒：这是小说，这纯属虚构，这在“现实”中不可能，但是最终，小说中的作者问道：“只要还都活着，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既然那么多悲惨的事天天毫无道理莫名其妙地发生，我也要让一件好事毫无预兆地降临——”
于是，奇迹发生，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男人和女人得到了幸福。
潘向黎在此为小说和生活中的奇迹争辩。但其实我们并非全然不信奇迹，比如在2007年，股市暴富的“奇迹”就曾被无数人深信不疑。我们相信什么样的奇迹系于我们对人的基本信念：我们是否认为我们都是理性或不理性的“经济人”，我们注定在由欲望、利益和“现实感”构成的“地面”上爬行和博弈，我们是否相信，人在他生活的地面上仍有可能、有力量为某种更为深邃的价值作出选择、采取行动，并因此而幸福或虽不幸而犹未悔而依然自尊和光荣？
我猜想，这个时代的很多小说家大概在内心深处不信这个，他们本应该去做称职的精算师。但潘向黎是信的，她不曾被风声鹤唳吓住，或者说，越是风声鹤唳，她越是要小说中顽强地与恐惧对抗，她知道世事之泥泞复杂，但如此的泥泞也不能覆盖她的希望：她希望这世间有“信”长存，因为，有信的生活才不是“活着”，而是值得“活着”。
这相当天真，但失去了这份天真，爱情是不可能的，人类很多最珍贵的品质皆不可能，我们就真的只配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活着了。天真的小说家在中国小说传统中一向罕见，偶尔有，我们也会以我们的世故把他糟改得面目全非，比如曹雪芹是古代世界最世故的小说家，但他的超凡之处在于他同时也是古代世界最天真的小说家，然而“红学”热了百年到如今，一部《红楼梦》只剩下姑嫂勃?、吃喝玩乐、宫闱谣言或呼天抢地，我们把曹雪芹想成了那个时代最大的八卦分子——他那空前绝后光芒四射的天真我们竟视而不见。对人抱有幻想，这本是小说家的天命，但现在，幻想的热情濒于枯竭。
潘向黎的写作的难度就在于此，她知道“信”是多么不可信，她必定常常感到空无依傍，她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想象和书写“信”的可能性。在她那里，这种可能性恰好与一种语言的可能性相配：她的文字有天生的、又是久经修炼的优雅。
《白水青菜》附有一份关于潘向黎的评论目录，我注意到，不少论者谈及她的小说之美、之香、之清正醇厚、之闺秀之优雅，所有这些赞词实际上都是在说潘的小说、她的语言是有来历、有底子的，潘向黎读书多、有文化，得古典美学之神韵。对此我并无异议，但来历和底子不仅给了她感受和表意的能力，更要紧的是给了她一种有信的态度。如果我们不信，如果我们坚定地认为生活就是怀着恐惧的搏斗，那么我们的语言就是不信的语言，必是粗暴的、攻击性和破坏性的，而优雅的语言是信的，一个人，被我们传统中那些柔软善好的因素所涵泳，她必是难以做到披头散发、刻毒凶狠，她必要相信这世上有些事需要呵护体贴，要有分寸，要得体、有礼——要对人与物存一份敬重，因为她信这人这世界终归值得敬重。
——这是美香清正醇厚闺秀优雅的底子，是潘向黎的小说的底子。在这个底子上她的优雅增强了她的说服力，至少在那种语言所构筑的世界里，我们相信她对人的想象。
但困难依然存在。《永远的谢秋娘》就让我们看到了优雅的限度。这篇小说的问题是优雅过了度。在那种近于《红楼梦》的语言中，谢秋娘变成了一个来路可疑的影子。小说中一个根本关节潘向黎未能作出解答：谢秋娘何以如此？她何以在暴力、死亡、贫困、荒凉的塑造下养成和维持她的优雅身姿？这个问题涉及人物的根本来路，我们有理由要求解答，但小说中只留下一团迷雾、一段空白。
——这空白暴露出潘向黎力所不及的区域。她的底子成就了她也限制了她，她确实不能对人性之宽阔复杂、对我们这个时代激流滚滚的经验做出强劲和透彻的表达，她不得不回避事物的某些层面，那些无法得体、有礼地应对的层面。
潘向黎也许比任何人都明白她的限度、她所看到的人生的限度，在那篇自我评论式的《弥城》的最后，男人和女人得到了幸福，小说写道：
至于我们为什么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这是银子经常追问的话题。“你们都结婚了，还保密呀？”
天知道，我们不是保密，是真的说不清楚。一定是天意吧，否则谁能得到幸福，都是这样的呆男人、笨女人。
——写完这句话，我（小说中的作者）从来干枯的眼眶里突然涌出了泪水。我也没有忍，就那样对着电脑哭了出来。
潘向黎是在冰上舞蹈，而冰之厚薄、冰之下水有多深多凉她“说不清楚”或不忍探测。这个时代的优雅竟不是从容而是紧张，潘向黎小心翼翼地在薄冰上滑行、起舞，这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关于人如何能够相爱相信相守，关于坚持对人性和人类生活的公正看法，关于小说如何对人抱有幻想的热情——看了《弥城》之后，我认为潘向黎大概不会再这么写下去了，她差一点儿就要“感伤”了。但她迄今为止的作品已经以她的含泪之信构成了对中国小说的优雅的争辩。
附
李敬泽，著名文学评论家，1964年生于天津，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任《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事文学批评写作，侧重分析当下文学现象、推介文学新人，2000年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2004年获文学评论家奖，2007年获鲁迅文学奖。著有《颜色的名字》《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纸现场》《河边的日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