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这一片茭白地的边缘时，他记起去年来此地采访，茭白地里蛙声齐鸣，现在却静悄悄的，似乎青蛙已经绝迹。即便偶尔有几声呱呱的鸣叫，那也是生命力更加强盛的癞蛤蟆，而不是青蛙。青蛙确实没有了，因为污染，因为青蛙比蛤蟆漂亮、善良，更对人们的胃口，在自由市场上可卖好价钱。
前面又有一条河，不很宽也不很窄，河道里长满了水花生和水浮莲，只空下中间一道锯齿形的白带，让人觉得它根本不是河，分明是一条道路在穿越一片茂盛的庄稼地，真实得让人恨不得立即迈下脚步去。但是这条路是走不得的，水会把人淹没、淹死。
黄主任对我说：“下班以后，你到二车间办公室来一下。”
我从来没有去过办公室。那种地方，不是我去的。可办公室对我又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在办公室里上班的人才是真正的体面人。他们有文化、有教养，说话不带脏字，从里到外都是美好的。不过我不知道黄主任叫我去干什么。我只敢肯定他不是为了把我调到那里去当体面人的。
说实话我有点儿紧张，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当然我还是把自己打扮了一下——确切地说，是把自己擦洗了一番。我把在小姐妹怂恿下染红的指甲擦净了，把脸上的脂粉也洗掉了。我自觉皮肤很好，脸色又健康又红润，根本不需要什么化妆品。我把身上那件顶时髦的蝙蝠衫脱了，换上一件纯白色的羊毛衫，下面是一条半新不旧的牛仔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折腾。我只觉得，上办公室去，不能那么妖妖冶冶的。还是这样好，这样朴素、自然，这样更像我自己。
我希望坐在办公室里的人能对我留下一个好印象。也许这对我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我仍止不住要这样想。
我很轻快地朝车间前面的那幢办公大楼走去。我特别满意这件纯白的羊毛衫。它轻柔、洁净，与蝙蝠衫相比，更能显示我青春苗条的体形。时髦的衣服如果不能表现自身的美，那么时髦也就失去了意义。不是一切时髦都适合自己的，我那时就懂得了这一点！但是我还没有亲身体验，所以并不能算真正懂得。
我很快找到了第二办公室。我进去了——当然先敲过门，也获得了准许。可是屋里只有一个陌生的面孔，没有黄主任。陌生面孔很和气地问我找谁。我说我找黄主任。他说黄主任不在，有什么事可以跟他讲。我说我不知道什么事，要见到黄主任才知道有什么事。他呵呵笑起来，大概是笑我说话象说绕口令。我有点慌。我低下头想溜。这时的我，就真像一个见不得世面的乡下小丫头。
偏偏这人又不许我走，叫我在他对面坐下，问我在哪个车间工作，问我什么时候来的，问我今年多大了，等等。我坐在那里，谨慎地回答他的每一个问题。我觉得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可黄主任还没来。我很想看看腕上的手表有几点了，可我没敢。直到他低头看表了，我才赶紧站起来告退。
走出房间我又仔细看了一下门口的牌子，发现这里是党委办公室，而二车间的办公室，还隔着好几个门呢。
黄主任对我说，最近仓库搞改革，人员要调整，问我愿不愿去仓库。
我当然愿意。看仓库虽然比不上坐办公室，可这也是人人艳羡的轻松活儿。从此以后我可以远离超过80分贝的噪音，可以不做夜班，可以不用担心生关节炎了。
黄主任又说要约个时间让我和他儿子见见面。我说好的，不过我要回去跟爸爸妈妈讲一声。
他似乎很满意我的答复，笑眯眯地点点头说：“唔，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女孩子，稳重、大方，又懂事。”
我不知道我还有这样的优点。
可是，还没等到星期天，就在星期六的中午，刚吃过饭，丽丽突然拉住我，鬼头鬼脑地说：“走，走，到外面去。”
我问她出去做啥，她说你快请我喝酸奶。我大为惊讶：“ 你不怕发胖？”她说吃你的不会胖。我问这是为什么？她说我为你的事出了力气，你应该给我补补。
冷饮店就在工厂对面，可是要出大门倒颇费周折。近来搞改革，凡在班上的工人午休时一律不许出厂门。每个工人的工作服上都印了号码，凡出大门一律由专人登记，然后再一一核对，看你是不是违反了规定。
丽丽有办法，她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两件夜班工人的工作服。我们套上，放心大胆地由着门卫记下号码，就大摇大摆的出去了。
丽丽说：“小东西，办公室李主任看上你啦，这回是真的！”
我很生气，立刻沉下了脸：“你要喝酸奶你自己喝吧，我可没胃口。”说罢，我扭过头，把捏在手里的零钱又装回口袋里。她却嘻嘻笑着，一把推开了我，拿出一张贰元的票子：“喂，来四瓶酸奶。”
她把两只冷冰冰的瓶子硬塞给我：“喏，傻东西，看你想到哪儿去了！人家李主任那回见了你以后，对你印像很好，夸你是什么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还说你有教养、懂礼貌。他想要你当他的儿媳妇。”
“什么？儿……媳妇？这么说，李主任也有一个儿子？”我结结巴巴地问，脑筋一时还转不过来。
“看你，连话都不会说了。”丽丽责备我，“什么叫‘也’有一个儿子？李主任当然有儿子啰，他那个时代又不搞计划生育，一个一个接着生，总归会有儿子生出来的。你看李主任风度多好，他的儿子，肯定也是一表人才。再说，我们小姑娘总归要交朋友的，不跟这个交，就跟那个交。李主任家这么好的条件，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你只要点一下头，李主任大笔一挥，就把你调到办公室去了。”
我的天啦，这叫我说什么好！不过她的话也很有道理，小姑娘长大了，总归要交朋友的，不跟这个交就跟那个交，车间主任的儿子和办公室主任的儿子，我到底选择谁？
当然，我没把这一切告诉丽丽，没有。过去我总是心里存不住话，这一回，我显得很有城府。不过事实上，我心慌意乱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只好低头吸麦管，那酸奶凉冰冰的怪爽口，可就是总有一股馊味。我是练习了好久，才学会吃酸奶的。
星期天，爸爸、妈妈和弟弟，为我的事整整嘀咕了一个晚上，等于开了一个家庭会议，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跟李主任的儿子好，原因很简单，李主任比黄主任大。
我接受了这个意见，当然，我也有我的打算。李主任也好，黄主任也好，他们的儿子我都没见过，而坐办公室则比看仓库更合我的心意，想想看，从此我将完全变成另一种人，过另一种生活了！这是最重要的。
我就这样调到了办公室，和丽丽一起去的。
在黑黝黝的田野尽头，河与朦胧的雾、晕黄的灯光溶解在一起；它好似在天上，在云端里。
同样黑黝黝的路上，少女和记者缓步向前走去。因为夜雨，因为迷雾，紫花伞下这毫无共同之处的两个人，从背影望去，竟显得那么和谐，又那么缥缈，好像一团虚无的影子，又如一对真实的情侣。
他不知道她是否因为受了夜的蒙骗才向他倾吐这一切，而他则因为这夜阻隔了自己的世界才有可能如此专心一致地听她的故事，感受她的喜怒哀乐。
浅黄色的办公桌散发着淡淡的木香味，左边有三只抽屉，右边还有三只，中间是一只大抽屉，天啦，那么多抽屉，我好摆多少书啊！
这里安静，明亮。一柱阳光穿透淡绿色的窗纱射进来，既不刺目也不灼热。空气是清新的，没有80分贝的噪音，也没有潮湿的纱浆味。
李主任跟我握手。行使这样的礼节，对我来说，这是生平第一次。在这之前，我的手写字、做习题，割麦、插秧、接纱头，编织时髦的绒线衣，和小姐妹勾肩搭背……可是从没被人握过。这样庄重地、被当作一个真正的有价值的人那样被人握住，从来没有过。
小时候妈妈抱着我，也许亲过我的手指头；爸爸喜欢把我举得很高，然后又用坚硬的胡茬扎我嫩嫩的小手；我也曾和弟弟手拉手到野地里去挖荠菜，和童年的伙伴为一点小事而在手心吐唾沫，用力勾指头……如今这一切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的手被李主任握住了。握我的这只手切断了我的过去。这只手大而绵软，柔若无骨却又不漏一隙地紧紧抓住了我。从此以后它就抓住了我的命运；只要它轻轻一捻，我便会像只虫蚁似的变成肉泥。握在这只手里，我其实应该痛哭一场，哭我的过去，哭我的未来，哭我被愚弄而心甘情愿，自以为得意……
“祝贺你开始了新的工作。”他风度儒雅，笑容可掬，满头银发一丝不苟地梳向脑后。他伸出手来，握住了我的手。我有恍若隔世之感。是的是的，旧的结束了，新的开始了。可是谁能告诉我，新的好还是旧的好；谁也没有告诉我，旧路不过通向一潭死水，而新路则通向灭顶的深渊……
我摸不到丽丽的心，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也许她比我矜持，比我老练和深沉。她不像我这么喜形于色、兴高采烈。正值初夏，我采了一束洁白的栀子花，插在玻璃瓶里。花瓶下有我新领来的纸、笔、回形针、墨水瓶。
在栀子花散发着一阵阵清香的时候，我的桌上出现了一张“传票”。不知是谁压在玻璃瓶下面——巴掌大的丑陋的一张纸上，印着歪斜的一行字： 请于X月X日下午3点去县人民医院作妇科检查。
当然，前面还有我的名字，赫然的黑色钢笔字。
这是怎么回事？ 一定是搞错了，搞错了……
我拿着“传票”一口气跑到厕所找那两个终日坚守岗位的女人。我给她们看“传票”，责问她们。我说不能开这么大的玩笑，太过分了！可她们沉着镇定，连眼皮也不抬一下。 “没错！”屠夫女人慢悠悠地说，还把拿在手里的蒲扇摇了几摇。
“可是，这个月我不是领过草纸了吗？而且，你们也检查过了吗！”我不得不老老面皮，认真为自己辩护。
“我们每天要看那么多人，难免有看花眼睛的时候。谁知道你是涂了红墨水还是红药水胡弄我们呢？ ”夜叉女人望着我，狰狞地笑着。
“你说什么？你……”我恨不得扑上去，搧她两记耳光。
“好了好了，到辰光去检查吧。我们可不想为你敲掉奖金。”屠夫女人冷淡地说，摆出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
似乎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把“传票”撕碎，扔在她们头上，然后扬长而去。我决不去检查，我不能接受这种侮辱。
中午吃饭时，我发现人们看我的眼光跟以前不一样了。看见那种交头接耳、嘁嘁喳喳的样子，我就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也许迄今为止，也许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没有哪个女孩子拿到过“传票”。夜叉女人和屠夫女人的眼睛主要是盯着那些已婚妇女，“传票”是为这种女人准备的。现在，一个不满17岁的小姑娘拿到了它，不能不叫人们兴奋、激动，津津乐道，尽管撕碎了也没有用。“X月X日”，我在心里暗暗想着这个日期——从今天算起还有5天，我不知道这五天应该怎么过。我已预感到我是犟不过去的了。
真想找个知心朋友商量一下，可是，连丽丽那样解放的人也斜着眼看我了，好像跟我多说一句话就会玷污了她圣洁的名声似的。
没别的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找李主任去。不管怎么说，是他调我来的，他还指望我当他的儿媳妇呢，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蒙受这种不白之冤吗？
可是李主任也叫我去检查。
我作最后的挣扎。我发誓说在我的一生中除了爸爸和弟弟从来没碰过别的男人，我说我不去，不能去……
可最后我还是去了，我能反对李主任吗？检查结果证明我是处女。
李主任找我谈话。这一次，他告诉我一件触目惊心的事。原来，有人给计划生育小组写了一封匿名信，信上说我一贯作风不正，进厂后借谈对象为名乱搞男女关系并已怀孕，还说我巴结办公室主任，企图向上爬；为了做办公室主任的儿媳妇而抛弃了原来的男朋友……
“你放心，既然没问题，我要给你出气的，”李主任愤愤地说，“我知道这封信是怎么回事，它是冲着谁来的！”
就在抓精神文明的口号下，李主任以厂党委的名义开始了追查。几乎没费多少周折就弄清楚了，匿名信是二车间的黄主任写的。
“现在，总算水落石出了，”李主任这样对我说，“不过，你的名誉已经受到了损害。如今的世道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所以嘛，尽管我对你是理解的，可你没法让全厂每一个人都理解你。你没法向他们每个人说清真相，也没法封住他们的嘴不造你的谣，所以还得要想想办法呀！”
被他这样一说，我也觉得怪严重的。“那么，怎么办呢？”我六神无主地问他。
“办法是有的——也非此不可了。”他沉吟地说。
我仰面像望上帝一样望着他，只有他是我的救星了。
“你以个人的名义给报社写封信，”他说，“把事实的真相揭出来——我在报社有朋友，他们会登的。只有这样，才能肃清影响。”
可怎么写呢？我从来没写过，我不会……
他亲切地笑了：“锻炼锻炼嘛，小鬼！再说还有我呢，你写个草稿，我来帮你改。”
“那封信发表了吗？”他问。
“当然！”她淡淡一笑。
忽然一阵风吹来，雨狂乱地飞舞起来，好像中了邪，好像着了魔，把一片静谧的昏暗抖乱了。
记者发觉他又走进了自己的世界。他记起来了，在两年前报社也收到过一封不署名的来信。这封信揭发了佳兴棉纺厂党委书记的生活作风问题，办公室主任利用职权拉帮结派、擅自安插亲信和儿媳妇的问题，当然对这位儿媳妇也作了一番不干净的描绘。因为这个厂的报道一向是他抓的，所以这封信也转到了他手里。厂党委抓住了所谓儿媳妇的事要求报社调查，结果就查到了车间主任泄私愤。一下子全厂都知道了这件事，党委书记的问题也没人再提了。那封少女的信也是经他的手在报上发表的。他当时只以为给一个洁白无辜的女孩子伸张了正义，没想到因此而掩盖了一场权力之争。他那双记者的眼睛，原来也不那么锐利。
可是，他能对她说什么呢？他对她不能像她对他那么敞露心怀。他只能把这一切吞在肚里。
我做梦也想不到李主任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儿子来，又黑又矮，脑袋还是尖的，还硬要同我跳舞。一只汗湿的手死死搂住我的腰，尖脑袋往前一撞一撞，像麻雀啄食一样。本来我只知道李主任的儿子在外地工作，所以想在本市找个女朋友调回来。这些我都不在乎，只要人好。我可实在傻，到这时才想到要人好，已经太晚啦！
第一次见面是在他探亲回家的时候。他们家叫我去吃晚饭。说实话，我只看了一眼，心就凉了半截；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赶快走开，永远也不要再看见这个人。可是我不能走，我的面前有李主任。这是一座山，挡住了我的退路。我只好坐下来，只好吃饭，只好任凭那一双贼溜溜的眼睛贪婪地扫遍我的全身。
好容易挨到晚饭后，我想告辞，不料李主任却说要去拜访一位老朋友，带着他的老伴一起出去了，临走硬要我留下，跟他儿子谈谈。
我又走不掉了。不过我想好只呆5分钟，5分钟一过马上就走，说什么也走。
可是，5分钟以后，我却打不开房门了。
事实是，李主任他们走了以后，只过了一分钟他就动手了。他嘴里吐出的酒臭气熏得我只想吐。我又急又怕，夺门想逃，可是不知怎么回事，那门上的锁竟然拧不开。后来，我的衣服被撕破了；再后来，我就不再是处女了。
可我还是不想嫁他。一连几天我都躲着李主任。问题是，如今全厂上上下下都晓得我是李主任的媳妇了。谁见了我都笑眯眯的，连守厕所的两个女人也一个劲地问我什么时候吃喜糖。我领草纸，她们只是象征性地看一下，还要陪上许多客气话。
然而李主任是躲不掉的。他又来叫我，我只好去。我又去了一次。大家都以为我是他家的儿媳妇了，都这么认为的；我的事已经在报上登过了。我不能一会儿又不要这个了；我没有办法，我只好又去，又去了一次……
再后来……我实在受不了那个人。我坚决不去了。李主任说，那么你回车间吧。我说回车间就回车间，我宁肯还回到过去。
可是，车间已不再是过去的车间了。虽然那沙浆味，那噪音、那温度和湿度都没有变，还跟过去一样，可是，我已经难以忍受了。黄主任总把最重最累的活派给我，夜班接着夜班，稍有不慎就扣我奖金。我知道这是为什么，可我忍了。我觉得受这种苦，也比让那个尖脑袋搂在怀里强。
不久我发觉我的身体有了异样。我不敢去问别人，就偷偷买了一本书来看。我逐条逐项地对照，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
从这一天起，我就再也不回家了，星期天也不回去。在集体宿舍里，别人干什么我也干什么。我学会了沙着嗓子唱歌，扭着屁股跳舞，在手指间夹一根细细的香烟。后来肚子渐渐有点大了，我就用布带束起，照样在舞厅里旋转自如。
家里大概是不放心，差了弟弟进城来看我。那次，我正和一个一小时前结识的男朋友从咖啡馆里出来。弟弟迎面走上前：“阿姐，你怎么和这种人在一起？”
我一愣。我想这种人没什么不好，比尖脑袋强多了，就说：“我们只是在一起跳跳舞，并没有别的。”
弟弟呆住了，好像没听懂我的话。那个人倒明白过来了，他一把揪住弟弟：“为什么我不能和她在一起？你晓得吗，刚才咖啡馆的账是我付的，一张‘分’！”
弟弟一伸手，就把他推开了：“这么说，是你们两个一起吃的？”
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10元的钞票，一撕两，把半张扔到了那个人脸上：“喏，还给你，你跟我阿姐，一人用了半张！”
这时我才发现，弟弟长高了，骨骼变粗了，唇上已长出软软的茸毛，他是高中生了。
“阿姐，跟我走，回家去！”弟弟像个男子汉似的命令我。
我没有服从弟弟。可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刻弟弟惨白的脸和愤怒的眼神。这是许多天来我最高兴的一刻。我真想扑过去抱住弟弟痛哭一场。我的弟弟，他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从来没有。儿时我们总是吵架，一只鸡蛋也要绝对平均地分成两半……尽管后来弟弟像逃避瘟疫一样躲开我，可我只要一想起这件事，我就原谅他了。弟弟是爱过我的，还有爸爸、妈妈，除此以外，在这个世界上，有谁给过我爱呢？
这一刻，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河流开阔宏大，水面泛着白光，波浪前推后涌，在微雨迷茫中浩浩荡荡地冲过来，又冲过去了。水中没有一点障碍物，被波浪急急席卷的是雨和浓黑的夜雾。
记者想像在白天，在晴朗的日子里，河里会有高耸的建筑物、两岸的乔木和边上堤岸的清晰倒影，好像全息摄影中的双立体图像。
可是这一刻，在波浪挟裹着急急奔涌的夜色里，他清晰地看到了自己，在把这个少女推向灾难深渊的过程中，他也曾充当了一个帮凶的角色。
他们问我孩子是谁的，我不开口。我不愿意说尖脑袋。我恨他，我怕说出来以后还要嫁给他。他们说，那好吧，既然这样，不管怎样，你生了孩子，总得让你休息一段时间的，不过不能作为产假，只能算事假，要扣工资的。
我没回家去，我没脸再回去了。妈妈为此气得吐血，爸爸发誓不再认我这个女儿了。这一个月我就住在集体宿舍里，用煤油炉煮点挂面吃。
隔着脏污的玻璃窗，我眼巴巴地望着外面的天。可我什么也看不见，我看到的全是小时候的事。
一个月后我去上班，黄主任问我，你觉得庄魁这个人怎么样？我说什么怎么样，庄魁很老实，不过智力有点不健全，在车间里扛纱包，干活倒是挺卖力气，谁都能使唤他，谁也能嘲笑他。大家当面都叫他“阿戆兄”，从来不喊名字。
可黄主任却一本正经地称他“庄魁”——庄魁同志对你还有点意思。黄主任这样跟我说。
这话有点费解，可是我的脑筋比过去灵了。我马上回敬说，他有什么意思跟我不相干。
黄主任的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你以为你还跟过去一样吗？你以为还会有人要你吗？能嫁给他是你的福气——为你好我才这么说的。我还不想让我领导的车间里出一个女流氓！”
我慢慢垂下了脑袋。是的，在车间里没人理我，无论去食堂吃饭，上街买东西还是回宿舍睡觉，我都是一个人，孤零零的一个人，还有就是我的屈辱。我紧紧抱着我的屈辱走来走去，它像皮肤一样贴着我的血肉。我远远地看着人家说话，笑，可我没有权利参与；看着人家，我就像一个阴间的鬼在窥探阳世的生活一样。丽丽们、娜娜们，所有的女孩子在突然间都变成了最贞洁的圣女。见到我，她们转过脸去，有时还掩上口鼻，好像怕我的出现会污染空气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