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答应了吗？难道你就这样答应了？”记者突然激动起来，“难道你忘记为了摆脱自己不爱的人，为了追求自身独立的价值，你已经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你何苦又要屈服？你应该咬牙挺住，懂吗，挺住！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眼看着不行了，不行了，可一咬牙，挺过去也就这么回事。唉……”
忽然他的声音低弱下去了，不知是又想到了自己的“帮凶”角色，还是醒悟到一切早已无可挽回了。他迅速望了她一眼，轻声说：“对不起！”
他们沿着河走，走到一盏相隔几十米才有的路灯下。昏黄的灯光映出一片翠绿的树叶。她的目光迷迷茫茫，唇上浮起梦一样的微笑。
“你让我想起一个人，”她说，“他很好，救过我的命，只有他反对我嫁给阿戆……”
因为大家嫌弃我，我只好搬出集体宿舍，住到宿舍后面楼梯转角上的一个小房间里。总算黄主任还允许我住这里，好歹有了个栖身之处，这就谢天谢地了。
有一天中午，我去食堂买饭。卖饭的三个窗口，本来是差不多长的三条队伍，可是我进去以后，就再也没人排在我后面了。我的这条队伍，就一点点缩短了，短得像根兔子尾巴。我捧着搪瓷碗，专心看那上面的字，和一小块摔破的疤痕。
忽然我感到队伍有了一点骚动，许多人转过脸去，在跟一个人打招呼。我并不好奇，可我只微微地一抬眼睛，就看见一个很高的男人正从外面走进来，也许意识到自己太高的缘故，他微微有点含胸，脸也稍稍低俯。他好像比较了一下三支队伍，然后径直朝我这里走来，手里随随便便地拿着一只搪瓷碗。
“就这里吧，这里快。”他摆着手，回答许多人的热情招呼，好像大家都要他过去，帮他代劳似的。因为他站到了我的后面，许多人的目光都射到我这里来了。我十分尴尬，可他倒不在乎。“哦，今天有什么好小菜？”他在我的后面自语。我低着头只看自己的碗。他又重复了一遍。我意识到他可能在问我，就回过头去看了他一眼。我见他那一双黑乌乌的、刚才看来好像还很有神气的眼睛眯缝着，吃力地分辨着前面黑板上的菜单。我忍不住笑了，一样样替他报出了菜名。他一面点头，一面认真地听。忽然他扬起眉毛，像孩子般张大嘴巴，露出一副极生动的惊喜表情：“有酱牛肉？还有虾子？不错不错。”可是我却一下子愣住了，我发觉周围的人用很惊讶的目光看着我和这个男人对话，于是我记起了自己的……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跟身份差不多的意思吧——记起了我的处境和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而跟我说话的这个人，则是人们尊敬的一个副厂长。我想我何苦这么热心，还是老老实实地闭上嘴吧！
我就不吭声了。后来我买了一份蔬菜，转身端出去的时候，副厂长摇摇头：“唉，你们女同志呀，太要美了。”
我心里充满了疑惑： 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我太要美呢？直到我夹起一筷子菜送进嘴里时，这才发觉是蔬菜使副厂长联想到减肥，因而说我“太爱美” 。已经很久没人对我这么说话了。这种善意的玩笑早已与我绝缘了。我现在习惯的是，从一句普普通通的话里挖出埋藏的骨头，从平平常常目光里发现毒刺。
副厂长没有歧视我，也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我怀有恶意的。我的心里升起了一股勇气。我找到了他，把我的一切都跟他讲了。我说我难道现在一定要嫁给那个戆大吗？
副厂长显出很震惊的样子。原来他并不认识我，他是去省科技管理干部学院学习后刚回来的，对我的事一无所知。但他相信了我。他没有打着官腔哼哼哈哈，没有说我很忙，你去找某XX——总之，他认真地听我说，他安慰我。他问我有没有看过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说看过了。他说这个电影很好，你要学习那个女厂长，在任何时候也不要失去信心。我说电影是很好，可女厂长我学不了。这里不是莫斯科，没有人会关心生过私生子的女人，也没有哪个男人会装成孩子的爸爸去医院接一个不幸的产妇……当然，我不怪谁，连爸爸、妈妈和弟弟都遗弃了我，我还能怨谁呢？我只怨自己。也许，嫁给“阿戆”是我罪有应得的下场。
说着说着我突然想哭。因为我发现，虽然他的眉头打着结，虽然他的一头黑发不驯服地散乱着，虽然他厚厚的嘴唇闭得很紧，下巴的线条像赌气似的那么刚硬，可他那一双看不清菜单的眼睛却是温和的，温和而充满了同情。
在这之前我是不哭的。在得到这份温情之前我的眼泪早已干了。我哭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依然是一个和别人一样的女孩子，依然有人关心，有人同情。副厂长的注视催人泪下。眼泪变成一种希望，无论对过去，对未来都是重生一次的希望。我决定按副厂长的话去做,坚决不嫁给那个“阿戆”。我还年轻，要有信心。
临走时副厂长关照我，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来找他。他就住在这里，平时不回去，星期天才回家。我点点头，望了一下这间屋子。我觉得这里对我有一种亲切的吸引力，不过我很奇怪地感到这里的一切好像都有一种匆匆忙忙的痕迹。无论那马马虎虎用尼龙绳拉起来的蚊帐，还是撂在墙角的小皮箱，或者是那当作烟灰缸的铁皮罐头，都好像在提醒你它的主人随时准备离开一样；只有办公桌上的照片很好，那是厂长和他的妻子，还有一个神气的小男孩。照片给人一种沉稳的幸福感，我很喜欢。我想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得到真正的爱情，也会有照片上的那种幸福……
我重新昂起头来做人。我只看那些看得见我的人；对于看不见我的人，我也一律看不见他们。他们的脸我看不见，他们的声音我也听不见；我就像个聋子、瞎子。遗憾的是一天中间绝大多数时间我都在装聋作哑。不过这不要紧，这并不妨碍我学习，不妨碍我上夜校、补习英语，也不妨碍我夜里做梦，做很美很美的梦。
有一次我梦见我在一个大花园里，和一个人谈情说爱；那人轻轻握着我的手，温柔地望着我，眼睛微微眯缝，好像探究似的一直望到了我的心里。我醒来后发现这个人就是副厂长。我感到奇怪，不过我相信梦是反的。我也感到高兴，因为我发现了在生活中，有一种人，是跟我过去所看到的一切人都不一样的。
我在渴望中等待着。
听起来那个副厂长并没有为她做什么。记者在心中暗自思忖。如果他真负责任的话，他应该立即阻止黄主任们的愚蠢行为。可是就这样，仅仅是几句空洞的安慰，没有意义的鼓励，竟已经使一个天真的女孩子感激涕零。可见她是生活在一片怎样的爱的荒漠之中啊！
“阿戆”越来越频繁地纠缠我。我一向不愿把人想得太坏。我过去对他没有恶感。可是这些天来，这个人好像完全变了，变得那么下流无耻，叫人不敢相信。他说的那些话，做的那些事，我认为决不是他自己的脑袋能想出来的。整整一晚上，他都在我的门口晃荡。我说你再胡闹我要去叫保卫科了。他却笑嘻嘻地说：“你去叫吧，保卫科不会听你的。”弄得我不敢睡觉，插上门还要用根木棒抵住。
有一天我做中班，回去开门时，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头，屋里有亮光。我多了个心眼，没有马上推门进去，而是轻轻地开了一条缝，朝里望了望。这一望，吓了我一跳，我看见“阿戆”正翘着脚靠在我的床上抽香烟。
已是深夜了，我自知不是他的对手，赶紧扭头就跑。我跑了不远觉得背后有人追来，我回头一看，只见黑影一闪，追的人不见了。我想那大概是“阿戆”，可又觉得不对，“阿戆”没这么机灵。我吓得要命，昏头昏脑地跑着，只觉得四周是迷宫，好像怎么也跑不出去了。不知怎么我抬头一望，看见前面一幢楼里有一个窗口还亮着灯，是四楼，从左边数第三个窗口。我什么也没想就朝那里奔去。
给我开门的是副厂长，我很奇怪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同时我又暗暗庆幸，只有这里是安全的。
他问我出了什么事，我结结巴巴地把“阿戆”的事告诉他。他很气愤地拿起手电筒说：“我看看去，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看见他要走，我连忙说：“不，不，你不要去。”
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好像有个黑影跟着我，很可怕，比“阿戆”还要可怕。
他放下手电，沉吟了一下，对我说：“你先坐下，不要害怕，把事情说说清楚。”
他一面说一面伸手去拿挂在衣架上的外衣——因为他此刻还穿着单薄的睡衣——可就在这时，就在他的手指刚刚抓到衣服，还没搭到肩膀上时，门被推开了，一下子进来了很多人……
过不久上级就派来了调查组，尽管我拼命作解释，副厂长还是被调走了。听说他本来要被任命为正厂长的。
我知道是我害了副厂长，我不该做那样的梦，不该在那天晚上去找他……
阿戆又来缠我。我的路已经到了尽头，希望没有了。我只好去死，只能这样。我喝了一瓶敌敌畏。忽然我又后悔了，我想我不能就这样死了，不能不告而别。不是跟父母告别——对于父母、对于兄弟，我已经没有面子去见他们了，哪怕是死。我是想跟副厂长告别，说一声再见，还有就是对不起。
我从火葬场出来，弯着腰慢慢走，后来我倒下了，我就在地上爬，一点点地爬——神灵可怜见我一个弱女子的愿望，就在这条路上，前面，我们已经走过的地方，在第一座桥那儿，我爬着，突然，我看见副厂长了。他正骑着自行车过来，戴一顶压舌帽，帽沿几乎遮住了眼睛。我看得顶清楚的是他挺直的鼻梁和紧闭的厚嘴唇，还有那件米黄色的茄克衫——那天他准备穿而最终没来得及穿上的衣服；这衣服在我眼前摇晃成一团黄色的雾，掩去了一切。我很着急，我用全力拂去这团雾，大声喊“副厂长！”
我喊得很响，我自己觉得是这样。这喊声震得天上的太阳都发抖了，亮亮地驱散了雾，一下子砸到了我的头上。奇怪，太阳是黑的！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副厂长守在我的床边，只有他守在床边。
我说：“真对不起，让你受累了，我总是连累你，要不是为我，你也不会调走。我不好，我应该用死来赎罪。”
他听了我的话，忽然愣了一下，随即他竟微微地笑了——又像是安慰我又像是无可奈何的微笑：“看你想到哪里去了，我调走——唉，怎么说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是跟你，反正跟你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可是……”我想到了那天晚上的事。
他的嘴角牵动了一下，那种无可奈何的意味更加明显了：“你不懂，他们的目标不是你。他们要抓我的辫子已经很久了，不是在这个晚上，也会在另一个晚上，不是在这件事上也会在另一件事上……好了，不说这个了。要记住，你要坚强地活下去，无论碰到什么，都要坚强地活下去。”
忽然间，他们俩一起站住了。他从紫花伞下抬起微微惊愕的脸，看见黑暗已经到了尽头，一圈璀灿的灯光，闪闪烁烁地出现在眼前。
县城已经到了，记者似乎一下子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他僵直地撑着那顶伞，有点呆气地问：“那么，后来怎么样？我是说，结局……”
“喏，这就是。你往那边看——”她伸手向前指着，“对了，朝右拐，第二幢楼，小吃店后面——是我的家。我该回去了。”
他一脸茫然。她却轻轻地笑了笑：“我活下来了——可以说，是坚强地活下来了。可是我嫁给了那个‘阿戆’。”
“他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她恍恍惚惚地又说，“不过是年纪大了一些，脑筋迟钝了一些，还有就是我不爱他。”
说完她就走了。沿着夜雨中那条亮晶晶的路，她带着一种恍惚又满足的神情向前走去。在这条路的尽头，闪出柔和灯光的窗口里，有她的家。她的丈夫，她的孩子，正等着她。
他想叫住她。他觉得还有许多话要问她。可是她没有再回头。
头顶上路灯突然暗了，好像有块黑布掩上了他的眼睛。他下意识地低下头去，却见水洼中的积水幽幽地闪烁着，倒像是有点亮。不知怎么，他感到头晕。他竭力想分辨旅馆在什么地方，一时竟想不起来；好像连方向也忘记了；好像历史忽然旋转了一下，把他抛到了遥远的蛮荒年代，可又似乎不尽如此。
像飘然而来一样，紫花伞又飘然而去，飘向一片温暖的灯光，像雾，像梦，却把一块黑暗，一块真实而又凝重的黑暗留给了他。他眼睁睁地望着，感到狼狈极了。
后来他又到那厂里去，又去采访。还向许多人打听这个雨夜邂逅的少女，这个18岁的妇人，打听她的事情。可是上上下下，人们矢口否认。他们说，没有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过。她说的那些事全是假的。又说，她是精神病、痴子，花痴……
他还上车间找过她本人。她现在是车间清洁工。黄主任不让她看机器了。在满车间人鄙夷的目光和黄主任怜悯的目光下，她把头缩在宽大的工作服领子里，像一只被捆住四肢正待宰杀的羔羊，大大的眼睛里散射出惊恐疑虑的目光；她回答问题时语无伦次，答所非问，对那个雨夜的事情，她全不记得了。
于是她对他来说就像是消失了，就像一滴眼泪落在干涸的沙漠里一样化为虚无。他又想起那个副厂长。副厂长对她来说大概也是沙漠里的一颗泪，他也尽力帮助过她，但终于也无能为力。那么，自己又有什么力量来帮助她呢？也许，一个女工的命运和厂里的大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作为一个普通报社的记者，宣传工具的工具，他照样要来采访，照样要和李主任、黄主任们谈话，写那些永远紧跟形势、永远先进的表扬稿。
还是那样的雨夜，还是那个乡间车站，他又站在这黄绿色的站牌下。从这儿沿公路望去，两旁的田野在迷蒙的夜色中像原始的荒漠，像宇宙的空间。只有站牌边的电线杆上，那被雨雾围困的迷离的路灯光，才告诉他仍置身在有高度文明的人类社会中。同时，他的良知也告诉自己，那个少女诉说的一切，都不是虚妄。
然而，到了明天，回到了现实中，她就又会变成了假的，而其他人，就又都变成了真的。李主任是真的，黄主任是真的，他熬夜写成的文章，当然也是真的。
他茫然地望着这黄绿色的站牌。只有它，无论白天和黑夜，他每次来到这里时，都真实地竖着。
不过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在车站上遇到过这个少女了。
（《啄木鸟》1986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