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就在这儿，孤零零地竖立着，这个站牌。前面是通向县城的简易公路，后面是广漠的大片田野。县里唯一的公共汽车开到这里就调头了。站牌意味着起点也意味着终点，可是他始终不明白它对他意味着什么。他为它有漆成桔黄和淡绿这两种宁静而充满希望的颜色感到惊讶。在他的印象中，它是浮游在茫茫黑夜中的一块灰色的墓碑。
每天夕阳西下的时候，寂寞的车站上会热闹一阵。从郊外工厂下班又不骑自行车的人，会到这儿聚集，等候每隔30分钟一班的汽车。
有一个年轻女子，无论从哪个侧面看都形容姣好的女人，在站牌下徘徊。车来了，人们争先恐后地挤，挤不上的骂娘，她默默地退到一边，似笑非笑地望着他们，像在看一出好戏。车去了，她也不着急，无聊地来回走动，似乎在等下一班车。车又来了，她仍不上。这样反复几次，最后她看准了一个人，走过去，恳求地说：“同志，我想跟你谈谈。我们一同走回去好吗？”
道貌岸然的男人吓了一跳：“啊，娼妓！这年头，会有暗娼！”
她又走向另一个：“阿姨，我想……”
女人比较矜持：“哦，花痴，走开。”
不久人们就习惯了她。习惯了她有时褴褛有时华丽的衣着，习惯了她有时呆板有时生动的表情，习惯了她不上车，习惯了她踽踽独行，幽灵一样悄然飘来，又悄然离去。
他匆匆跑到这个站牌底下时，夜已经深了。天上飘着细雨,铅灰色的雨幕遮掩了一切，纷扰的大千世界就这样不露痕迹地消失了。
车站上空无一人，因此他有点儿担心，担心末班车不会再来了。如果这样的话，他必须步行四十分钟进城，遗憾的是没带雨具。
他焦急地四下里张望。这时他看见，一顶淡紫色的伞，像朵盛开的莲花似的，从白茫茫的雨雾中轻盈地飘过来。
他的心安定了一些，既然还有人来等车，就说明会有末班车的，因此他的目光紧紧追随着那个紫色的希望。但愿她不要离他而去。
“同志，没有车了，我是特地来关照你的。”紫花伞下露出一张孩子气的娇嫩的脸蛋，黑眼睛熠熠闪光，鲜艳的红唇弯成极动人的弧线。
“是吗！谢谢！”他有点儿犹豫，也有点儿惊讶。她又说：“真的没车了，我不骗你。前面修路，末班车提前了。我也是进城去的，我们一同走吧！”
他相信了，并带着几分拘谨的神情打量眼前这个妙龄女子。她穿一条纯白色的百褶裙，一条细巧的金色腰带束着她苗条的腰肢，亭亭玉立，飘飘欲仙。他不可能对她说：“走开,你这个娼妓！ ”她天真坦率，毫无顾忌；而他则胸有城府，深奥莫测。应该害怕的是她而不是他。
他怀着近乎感激的心情与她同路。从年龄上讲，他差不多可以作她的父亲，但不管怎么装腔作势，有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作伴，毕竟是在这种倒霉的天气里的一大欣慰了。
她落落大方地把花绸伞伸过来，意欲为他遮雨。他想推托，又不忍拂了她一片好意。她干脆把伞柄塞到他手里：“喏，你比我高，你拿着，两个人都能撑得到了。”
他抑制住内心的激动，接过伞柄，严肃地、一步步朝前走去。太单纯了，这个从异地来的人默默地想。她大概还是个没有走出校门的中学生，她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罪恶和污秽。
雨并不很大，但是极纤细极绵密，与其说是雨，不如说是一团团湿重的雾。这雾造成了一片奇幻的境界，使他看不见更远的地方，也使他忘却了雾后面的拼搏，雾后面的争夺，雾后面像古堡一样密封的人心，而他只能面对她，这个可爱的女孩子，从童话里走出来的高贵公主。
“小姑娘，你和我一起走，难道不感到害怕吗？”他好像看到了20年前的自己，一个喜欢恶作剧的毛头小伙子。
“我害怕？为什么？”说完她哈哈大笑，好像他问了一个很愚蠢的问题。他有点不知所措，傻乎乎地望着她。她仍笑个不停，声音清脆响亮，玻璃一样透明。
“婴宁”——他想起了《聊斋志异》里一个爱笑的天真善良的痴女子，是狐狸精变的。莫非她也是？在郊外阴暗的雨夜里，一只烂漫无邪的小白狐狸？
可是突然间，笑声止了，他听见深深的一声叹息，好像是从另一个饱经忧患的老妇人的胸腔里发出：“唉，像我这把年纪的人，还有什么可害怕的！”
“你……这把年纪？”他差点没笑出声来，“对不起，恕我冒昧，请问芳龄多少？”
“我已经18岁了。”一个充满忧伤的声音回答他。
他终于笑出声来：“哦，18岁，人生的华彩，黄金的数字，但愿我能再回到18岁，重新活一遍。”
这个裹在老式中山装里的中年男人，在夜色的蒙蔽下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内心深处的感叹。可是，回答他的是一个梦幻般的声音：“人所经历过的一切我都经历过了，我已经活过一辈子了。”
他不安地转过脸来，发现她正蹙着双眉，漠然地凝视着什么。忽然，“嘀嘀”的喇叭声在身后响起，他忙拉了她一把，他们退到路边，一辆卡车轰然驰过，借着车灯闪亮的刹那，他看见她白皙光洁的额头上有一道深深的抬头纹。
抬头纹并不能说明什么，比如孩子，也会有的。可是，似乎又总说明了点什么，比如，刚才这沉重的叹息。
“叔叔，我想把我的故事告诉你，你愿意听吗？”她似乎很聪明地意识到他情绪的变化，并且很奇怪地改变了称呼。这一称呼，奠定了彼此的年龄和身份。
公路向前延伸，但是灯火通明的县城，似乎还很遥远。公路两旁的田野，沉浸在茫茫的烟雨中，看上去好像一片原始的荒漠。
他说：“谢谢你信任我。”
“谢谢，应该说声谢谢的是我而不是您。您肯听我说，太谢谢啦！在我们这里，现在没有一个人肯耐心地听我讲我自己，一个也没有。
“叔叔，你朝前看，稍往右偏，对了，就是那里——那幢黑乎乎的房子，还有高高的烟囱，知道那是什么地方？火葬场！我去过那里。不是给爷爷奶奶送葬，而是给自己。真的，是给自己。我偷了一瓶敌敌畏到那里去喝，我想喝完以后就有人会把我烧掉，多么简单，多么省事。可是，没想到，那瓶敌敌畏是过期失效的，我没死成功。”
“你为什么要干这样的蠢事？ ”他突然很生气地责问她，“这么年轻就想死，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
“那么，当一个活死人就应该吗？”她不动声色地反驳。
“你说什么？活……死人？”这个女孩子好像总在跟他作对，总是不让他按一贯形成的逻辑去思维。
“有什么办法呢？”她抬起头来仰视天空，目光凄切无神，“他们要我嫁给一个戆男人，可我讨厌他。一辈子守着这样的人过日子，等于是个活死人。我不愿意，我情愿死。”
他“哦”了一声：“是父母包办吗？这不要紧，你既然不愿意，完全可以不嫁他，何苦去死？实在不行，你可以去找单位的领导。领导一定会支持你的。”
她轻轻摇了一下头，垂肩的秀发乌黑闪亮，她的话却令人瞠目：“是领导上要我嫁给他的。”
“这怎么……可能？ ”惊愕使他结巴了，“再说，你不是只有18岁吗？连法定的结婚年龄还没到——不是吗？你不是说你只有18岁吗？”
“是的，我是18岁”，那女孩垂下眼皮，“可是，厂领导出了证明，盖了公章，法院允许——就作为特殊情况，给登记了。”
这时候，又一辆车从他们身边驶过，车开得很快，好像急于要甩脱什么似的拼命往前赶，车灯却不那么刺目，而是怪柔和的三只眼睛——两边两盏大灯，顶上一盏小的。他认出这正是自己要等的末班车，于是他明白她骗了他。他用探究的目光望着她。她突然加快了脚步。
前面有一座桥，那桥是弯弯的。桥下黑黝黝的水也是弯弯的狭窄的。两岸茂密的树丛和竹林咄咄逼人地封锁着桥墩下面的水面，使得下面几乎没有光亮，只有隐约可见的几朵水浮莲，在一片凝固的朦胧中移动。这使人感到水在流，可是不知它将流向哪里。在黑沉沉的田野上，也不知还有多少封锁水面的老树、多少竹林、苇丛和杞柳？
听我爸爸说，从前这里所有的河道都是相通的。爸爸说他小时候无论上哪里去，都划一只小船。无论走亲戚还是到县城或者很远的外省去，都乘船。我觉得很有意思。一条河能通那么多地方，怪有趣的。可是后来，许多河填平了，许多河改道了。我不能划着这样的小船回去了。回去的河没了，船也没了。
两年前，我走的时候，爸爸摆了好几桌酒，请村上的干部。大队长喝得脸通红，对爸爸说：“这回你走运了，女儿16岁就当上了工人，到时候嫁个斯斯文文的城里人，将来生下外孙，外孙的子女，世世代代都是城里人了。”爸爸忙说：“托你的福。”大队长又说：“多少人眼乌珠瞪得突出来了，算你有福，有眼光。”爸爸连忙劝酒劝菜。众人都感叹地说：“是啊，两千块钱买一个城里人做，不亏，不亏。”妈妈也很高兴，殷勤地招待客人。晚上，她不住地对我唠叨那句重复了一百遍的话：“囡啊，爹娘总算对得起你了，这两千块钱就算给你的嫁妆。”只有弟弟不开心，他说：“阿姐，要不是为了你，我们家该住上新房子了。”
才14岁多一点的小人，就晓得造房子娶媳妇了。钱是从家里筹备造房子的积蓄中拿出来的。大队来了一批招工指标，是纺织厂，还是市属单位呢，谁都想去。大队长说，好的，谁愿去谁掏两千块钱出来交给大队。这两千块钱不落哪个私人的腰包，不是贿赂，而是堂堂正正交给大队做公益金，造桥、修路，让别的没轮上招工的人家也得到一点好处。大家一听都叫好，是的，这样好，这样公道，这不能算开后门。
本来我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变成城里人，比如上大学，可是我连高中也没考上。不过这并不是我的过错，凡是学校教过的课程我都考得很好，只是英语不曾教过，所以这一门考了零分，结果就落第了。
我也想过第二年再考，可是，找谁教我英语呢？城市里有各式各样的补习班，乡下可没有。
我只好下地干活。割麦、插秧，从早到晚，人像牲口一样在地里爬。那些来郊游的城里人，男男女女一大群，戴着花花绿绿的凉帽，提着录音机，悠闲地欣赏田野风光。在他们看来，我就是这风光的一部分，就像一头牛，一只只跳跃的青蛙一样，这么四肢朝地在地里爬是天经地义的。可我认为不是这样，我不是牛，不是青蛙，我跟他们是一样的人，为什么我不能够悠悠闲闲地在田埂上走？
我对爸爸妈妈说：“我要那个招工名额，我要进城做工人。”
爸爸说：“可是两千块钱……”
我说：“你们有的。”
妈妈说：“那是要盖房子的，盖好房子以后，还要准备你的嫁妆。”
我晓得他们的心思，盖房子是为弟弟，以后才能考虑到我。其实我并不稀罕这种考虑，陪一台14吋的彩电，几十条棉被，嫁个农民，到头来还不是插秧、割稻。我要进城当工人，自己挣工资，晚上去读书，说不定还能考上高中、考上电大，前途无量。我说我只要去当工人，别的什么都不要。
爸爸妈妈商量了好几天，他们不是那种不开窍的人。他们觉得打发一个女儿出嫁，基数就是两千块，这笔钱迟早总要花的，干脆现在花掉算数，既遂了我的心愿，也卸掉了他们的责任。以后我出嫁，再不能伸手向家里要钱了，这点我很清楚，并不需要谁来提醒。可弟弟总是很讨厌地说：“阿姐，将来家里盖新房子，没你的份了。”好像我还要回来一样，其实我怎么会回来呢？我变成城里人了。除非我的灵魂——据说灵魂很轻盈，能穿越一切障碍，灵魂是可以回去的。它不要吃、不要喝，不要睡觉的床，不会妨碍任何人……总之，我回不去了。我曾经想让我的灵魂回去，可是我没能做到。
他又用那种探究的目光注视她。她已经没有一点农村姑娘的气息了。两年的时光是怎样迅速地改变了她？
路边出现一堵墙，长长的，用红砖砌成，墙后露出密密的树影，好像是水杉、银杏之类。她指指那墙说：“里面是孤儿院，我常到这儿来。我的第一个女儿，就在这里。”
“你说什么？第一个……女儿？”他张大嘴巴几乎合不拢了，“这么说，你还有第二个……儿子？”
“是的，是这样，第二个是儿子，一点也不漂亮。”她傻傻地笑着。这时他发现，她的红唇有点歪，目光也发直，在刹那间他好像看到了一个痴呆女人的形象。可是她依然很美，并无一丝堕落的痕迹。
我去上厕所，被两个女人叫住了。其中一个又黑又瘦，长着一张夜叉样的脸；另一个则又高又胖，有一副屠夫的身躯。她们命令我说：“把裤子脱下，让我们看看！”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又恐惧又紧张地打量着她们，心里捉摸是不是碰上了男扮女装的流氓。
可事实好像并非如此，上厕所来的女工川流不息，她们对这两个女人熟视无睹，有的甚至还笑嘻嘻地跟她们打招呼。
夜叉女人已经不耐烦了，催促说：“快点快点，都像你这样磨蹭，我们还做不做工作了？”
原来这还算“工作”！
这时外面进来一个女工，径直走到这两个女人面前，叫了一声：“喂，领草纸。”说着就十分麻利地解开裤带，从裆里拉出月经带，给她们看，屠夫女人远远瞄了一眼，“哼”了一声；夜叉女人则皱着眉，缩着鼻子，凑得很近去琢磨那上面的颜色。女工把带子往前送了送：“喏，还要添舔吗？”夜叉女人说：“老娘不舔，留给你男人舔去！”说罢，扔给她两包消毒卫生纸。
我刚进厂的时候，就听说女工每月都可以领一次卫生纸，不要花钱的，是福利。想不到还要经过这番折腾。我不领了。我自己上街买去，这几毛钱还花得起。
我转身想往外走，却被夜叉女人拦住了。“你这个月没来？ ”夜叉女人很严肃地问我。
我的脸涨得通红。我不想回答这个无聊的问题。我说我不要草纸了，就是这样。她们说没那么简单，你不领草纸，那对不起，我们可要发“传票”了。我说随便你们发什么“票”，我都不要了。我是人，不是动物，不能这样被你们随意侮辱。
她们听我说话，好像是听一种不能理解的外国语言似的，竟怪模怪样地笑起来了。这时又有人来领草纸，是我们车间顶时髦顶漂亮的一个姑娘。她劝我说：“不要犟了，你要是不领草纸，她们真会给你下‘传票’。拿到‘传票’就要到医院去作妇科检查，看你有没有怀孕。这可是顶顶丢脸的事。”
我有点动摇了，与其上医院去作那种检查，还不如现在低头忍一忍算了。我慢慢松开束在腰间的皮带。我的手发抖，眼里汪着一泡泪水。我很不情愿地说：“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
夜叉女人向我横了一眼；“别人都是这样，为什么你不能这样？你的那货比别人嫩？”
屠夫女人不慌不忙地说：“小丫头，到我们这里都是一视同仁的，哪怕书记的姘头，也要经过这一关的。”
我领了草纸出来，一连好多天都有一种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剥光了衣服的感觉。晚上我总是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赤裸裸的白色猩猩，被夜叉女人用一根铁索牵着，在大街上招摇过市。
后来我知道，屠夫女人确实没骗我，不但车间的女工，就连坐办公室的女干部，也一样要经过这样的检查，我的情绪稍稍安定了一些。不过在那些日子里，我心里总是存着这么一个念头： 如果书记或厂长是女的，是不是也要经过这样的检查呢？
很遗憾，厂领导班子里，没有一个是女的。
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看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想这个女工出身的了不起的厂长，假如是在我们厂里，会怎么样？
我们厂可是先进单位，样样都先进。批林批孔先进，抓革命促生产先进，改革先进，节能先进，安全操作先进，计划生育先进……
有一天我看见有人用小刀把检验布匹盖的红色印章上的油泥刮下来，揩到卫生纸上，然后若无其事地拿去给夜叉女人和屠夫女人看。
我没有声张，没有大惊小怪地喊叫。我对这一切都习惯了。
一年以后，我发现自己也怀孕的时候，就用这种方法骗过了那个屠夫女人和夜叉女人。当然这么做并非很顺利，因为她们对于工人中流传的骗术也不是一无所闻，所以她们的门槛越来越精，目光越来越锐利。如果她们查不出来，随便让一个不该怀孕的女人怀了孕，那么她们的奖金是要被敲掉的。可是就像小说里讲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样，随便她们怎样的精细，工人总归想得出对付她们的办法。我嘛，我不笨，别人能对付，我也能。我比别人对付得还要艰难，还要巧妙，可以说，我创造了奇迹。
孩子是生在工厂医务室的小床上的。我对厂医说，我肚子疼。厂医正在洗饭盒准备去食堂，她说，给你几片止痛片。我吃了，可肚子还疼。大概她看我脸色不太好，就说，你要实在吃不消就先在这里躺一会。她问我上什么班，我说正在上班。她说那没关系，反正快吃饭了，你休息一下，下午我给你开假。我就在床上躺下了。她去食堂吃饭，医务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后来她回来了。事后她不止一次地向别人叙述那次事件的经过——她走到门口听见床上有孩子的哭声，朝床上一望，吓得碗筷叮叮全掉了。她还算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呢！
听说我生的是个女儿，只有三斤半，可是很漂亮。又说厂里有一个不会生育的女人想抱养，但是因为跟我同在一个厂，生怕孩子长大以后会有麻烦不好解决，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孩子被他们抱到孤儿院去了——我还没顾上看一眼就抱去了，说是有规定，私生子不能自己养，非得交公不可。
在她说话的间歇，他听见自己被雨水沾湿的皮鞋，在地上发出单调的、毫无意义的吱吱声，听起来很不舒服。漫长的路似乎没有尽头。路旁的茭白丛很茂密，有一人多高，远远地铺展开去，在雨雾中像一泓深沉的湖泊；有朦胧的灯光飘浮在这湖泊尽头，星星点点，扑朔迷离，像是些永远够不着的温馨和欢乐。
他听她开始讲得很详细、很真切，少女的情怀和自尊溢于言表，可越到后面，就越简单，冷淡，好像在叙述一桩跟自己不相干的别人的事。他对纺织厂可以说是很了解的。挡车工的劳动强度，布机间里的温度湿度，他全了解。在那种情况下，她竟蒙蔽一切眼睛而生下一个孩子来，那种痛苦和煎熬，真不能想像！
他忍了又忍，终于熬不住问：“你的那个丈夫怎么这么混，对你简直不闻不问！”
“你错怪他了。”她的声音清晰动听，像唱歌一样，“他不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不是因为他我才有了这个孩子，而是因为有了这个孩子我才嫁给他的。你懂吗？”
他懂了。有了这样的因果关系，事情就并非完全不可理喻了。不过尽管如此，正义还是要申张的。他想了想，就说：“人在年轻的时候，不可能每一步路都走得很对，有时走得很远了，回过头来会发现，自己全错了。但是时光不能倒流，你已经无法回到原来的地方重新迈步，你只能抬起头来，寻找新的道路。像你这样年轻的女孩，未来还十分遥远，即便错误地走过一段歧路，也依然可以重新寻找新的道路。你自己的幸福要按自己的意志去追求，完全不须别人来摆布。我们总归是社会主义国家，逼你嫁人是违反婚姻法的。”
她带着一种十分惊讶的神情望着他，许久没有出声。过了一会儿，她乌黑的眸子里闪出了晶莹的泪花：“您真是菩萨心肠。”
他摇摇头，以夜色遮掩自己的苦笑。他当过兵、种过地，被人关押过也关押过别人。他不是菩萨心肠，要说铁石心肠还差不多。
不过在这一回，他产生了一种拔刀相助的欲望。他是一家报社的新闻记者，或许能帮上忙。记得在一年前，他就在报上为一个受诬陷的少女说过话，为那少女洗清了不白之冤。
能碰上您这样的好心人真是运气。其实，您的话，过去我也看到过的——我说的是“看到”而不是听到，因为在书上、报纸上，这样的话很多，而在生活中，没有人对我说过，从来没有。
我们的小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谈项链、谈男人，谈党委书记的情妇，谈每分钟超过80分贝的噪音。
刚进厂时，我发现只有我的脖子里是光光的，发了工资，我马上去买了根项链挂上。爸爸妈妈说，你挣的钱你就自己花，家里不要你的。别人穿什么你也穿什么，别人戴什么你也戴什么。我刚挂上项链，就有人来出我的洋相：“你这是24K的吗？怎么颜色不对头？喔，份量轻飘飘的。假的，嘻嘻，是假的！”
于是我明白，镀金首饰是不能戴的，要戴，就得真货色。我打听了价钱，一条项链六百，再添一只挂饰四百，加起来共一千元。好在厂里奖金多，这个费那个费，加起来能挣不少，我自己攒了六百，又跟家里借了四百，就买了一条跟别人一样货真价实的挂上了。星期天回家里，弟弟说：“阿姐，你头颈里吊一只彩电了，吃力哦？”
这以后，别人不再议论我的项链了。她们说， 你的脸蛋很美，皮肤也好，要是戴一副耳环，一定漂亮。她们还说，你手指好看，应该有一只戒指。其实，她们是奚落我没有这些东西。我很明白。我说我很快就会有的。她们就笑，意义不明地说：“就这样攒工资去买呀，天天吃青菜酱油汤呀？”我说不攒工资怎么着？又不能去偷、去抢！可她们又笑。“找男人呀。”她们说：“你看娜娜的男朋友多大方，送她一只戒指——懂吗？钻戒！要好几千呐！人家家里有钱嘛，阿公阿婆在国外。”我说：“丽丽也有一只钻戒，戴在无名指上，这就是订婚戒指，对吗？”
“不对！”她们异口同声。“丽丽那只是假的，再说，她订什么婚？她是书记的姘头，当干部的都装廉洁，钻戒，得起也不会买给她的。不过她很实惠，听说，马上要调到办公室去了。”喔，办公室！每天吃吃茶，看看报纸，什么活也不干，跟我们一样拿工资，拿奖金，还“旱涝保收”，真是一步登天了。可车间里，噪音、潮湿，将来老了，会变成聋子，变成弯腰曲背，永远直不起身子的老太婆！
有时丽丽在，大家也照样议论。丽丽会挑起高高的眉梢，撇撇嘴，说：“啧！真是一群改不好的土包子，这不叫姘头。”
于是，娜娜说：“是土包子，你们不懂，应该叫情妇，对吗？姘头是30年代的小脚女人，情妇才是80年代的新女性。”
“哦，丽丽，我懂了。可是听说……听说上了年纪的男人有老人头气味。丽丽，你的那位情……夫，你受得了吗？”
“嘻嘻，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嘛。这是毛主席的教导。”
“傻瓜，50岁的男人，有什么老人头味，你看电视里的大岛茂！”
“可是，书记哪有大岛茂帅？”
“不对，书记比大岛茂有用多啦！唉，可惜我们没有丽丽这副好长相。你的眼睛太小，她的腰身太粗……”
“你们倒很有自知之明。”丽丽笑着，得意洋洋地用目光一个个把我们扫视过来，忽然她把目光停在我的身上不动了：“新来的小东西，你倒很漂亮，嫩得像只半生不熟的鸽子蛋。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呀？”
我吓得直往后缩。“我不要、不要……”可是姐妹们的情绪却像点着了的炮仗一样炸开了，“丽丽，你把她介绍给新来的副厂长！对啦，副厂长又年轻又帅气，跳舞跳得漂亮极了！他发起火来多威武，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听说还是个改革家呢！听说不久就要升为正厂长了……”
不知为什么，丽丽的神气有点尴尬。当然，最尴尬的还是我，副厂长再年轻，也已经结过婚了。亏她们说得出口！
幸好这时车间主任进来了。他姓黄，是个很凶的老头子。他一进来，大家就变成了哑巴。可不知为啥他的眼睛总是骨碌碌地直瞅我。我被瞅得心发虚，只担心刚才那些不三不四的话被他听了去。还好，他并没有问我什么，拿了点什么东西，就出去了。
他一走，大家又活泼了 ：“喂，黄主任看上你啦！”
“不要瞎讲，黄主任可是正经人，老党员、老干部！”
“那党委书记不是？”
“嘻嘻，人跟人不一样。”
“有啥不一样，看他那双眼睛盯人的样子，像要把这小东西给吞了。”
“这你就不懂啦，他不是自己吞，而是给儿子物色对像。他就一个宝贝儿子，到现在还没女朋友。老头子急得要命，只怕断了香火。”
说实话，那时我可真为副厂长、为黄主任他们抱屈。人家哪里得罪她们了，该这么每天嚼舌头？我本来以为城里人都文质彬彬，都又高雅又文明的，这时才晓得，文质彬彬只是在不说话时的样子，只要一张开口来，那就一个比一个粗野。可广播里天天喊精神文明……唉。
当然，这些话也不该是我说的。我说也说不好，叫人听着倒像我是党委书记似的。
从前，在乡下的时候，我总喜欢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比如，别人爱穿花衬衣，我偏穿白的，一身素白；别人爱把前刘海夹得弯弯的，我偏把头发往后拢，往后梳，收拾得额前光光的。现在，我却总是设法使自己显得跟别人一样。可是，我又不可能跟她们完全一样。我没有知心朋友。我没有人可商量和讨教，我十分苦恼。
后来我才晓得，这段苦恼的日子，是我进厂以后最欢乐的时光。
我是在冬天进厂的，不久就到了春天；春天过去了，欢乐就不再属于我了。
